方雄:到底谁在“喂人民服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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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珠三角人民还在亚运前默默“服雾”,“灰霾”这个词,借助当地媒体的传播,逐渐为人们熟悉;3年前,京津冀人民也开始对“服雾”说不,PM2.5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词汇,空气质量指数(AQI)“爆表”则成为一个令人惊悚的词汇,“厚德载雾,自强不吸”,“喂人民服雾”等段子开始流行。

如今,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地区,也被绵延数省市的雾霾笼罩。最严重时,上海、南京、杭州的AQI通通爆表,“魔都”一夜之间变“仙都”。加上不得不“蜀犬吠日”的成都平原,早已分不清是雾是霾,中国四大经济发达区域终于集体沦陷为“灰霾区”。

雾霾天气终于完成“合纵连横”之时,关于雾霾的讨论却变得四分五裂。那边厢南京的“孟爷爷”刚说雾霾是“环境灾难,政府是最大责任人”,这边央视网却在说雾霾带来五大“好处”:让中国人更团结、更平等、更清醒、更幽默、长知识。经历了科学普及、愤怒追问、无奈调侃等多个阶段,面对神州处处皆雾霾的景象,这一次人们陷入了真正的黑色幽默。而人们在讨论该议题时也常常忘了,我们到底该讨论什么?讨论的基础为何?其实无外乎以下几个维度——

一、科学问题:污染如何发生?

中国当下的雾霾问题,与历史上的“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有类同之处,但不能简单类比,虽本质上都是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空气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区域环境容量的表现。相比前两者污染源相对单一、清晰,中国当下雾霾问题中,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尚未解决,原因很简单,污染源种类不一样。

根据现有的科学解读,造成中国大范围雾霾的天气的污染源无外乎三种:工业源(炼钢,炼油,煤焦化)、移动源(机动车尾气)、农业源(秸秆焚烧)。除此之外,北方冬季还会加上一个“生活源”,主要是采暖烧煤的排放。其他的诸如餐饮、涂料、皮革等行业虽也是重要污染源,但其量级和影响,都无法与前三者媲美。

上海本次持续雾霾时,有网友调侃称:“上海的空气跟北京的还是有一些区别,上海的口感虽然层次感强,但缺少北京那种扑面而来的气势,而且少了那么点老灰的醇厚。上海的PM2.5虽然在气场上小了一圈,却多了些小资的味道,同样是PM2.5,北京的更接近PM3,上海更接近PM2。硬要说的话,一个带有涮肉的酣畅感,一个带有猫屎咖啡的细腻和情趣。”

这位网友说的其实是实话,同样是雾霾,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污染源并不一致。北京的雾霾经过数年的口诛笔伐,已基本在实证和认知层面达成一致,主要污染来自机动车尾气排放,其次是周边工业源的输送,典型的机动车与煤烟混合型污染。而上海此次持续多日的雾霾天气,工业源和移动源固然是本底因素,但从实证研究的情况看,农业源的叠加,起了决定性的因素。

尽管从观测结果分析具体的某次雾霾事件,基本上都可以得到满意结果,但我们不能总做事后诸葛,人们需要的是针对雾霾可能发生时及时的应对。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专业名词叫做“源解析”,即单位时间单位区域内总大气污染排放量的测定,以及各污染源占比分析。

这个问题复杂在于,点源或者说固定源的排放比较好测量,而面源的污染测定则非常麻烦,机动车、餐饮、涂料装饰等都属于这个行列。

除此之外,取暖、秸秆焚烧等阵发性污染,也需要考虑。没法精确测量或预测,加上合适气象条件时,雾霾的发生就是必然,科学家也只能徒呼奈何。

当然,解决办法是有的,最简单粗暴的就是要求所有的排放源减排,但这显然不可能。最复杂的办法是要求各个区域都做精确源解析和排放情形模拟,这貌似也是不可能,而且还将涉及下一个问题,即区域合作。

其他的诸如大气环境化学问题、气象环境问题、健康危害问题,都是衍伸,重要但远没搞清楚“污染从哪来、如何控制”的问题紧迫。

二、地域问题:污染如何治理?

央视网评论称“雾霾让中国人更团结”,其论据是“全国各地人民悲催地发现,大家在雾霾面前是半斤八两,轮流患难,谁也拿不出多少优越感,还是不要相互拆台了”。虽然该论点被嘲笑,但也确实道出一个实情:当各地的空气污染连成片,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就成必然结果。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恰是之前的分地域进行空气污染控制,最简单的是每日播报“重点城市空气质量预报”。PM2.5等指标成为空气质量监测和预报指标,也先是从几个一线城市开始的。

人们开始天真以为,只要控制住重点城市和重点区域的空气污染问题,总体空气质量就会好转。但实际情况却是,二三线城市的空气污染,很容易地就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原因很简单,空气是流动的,治污固然可靠“吹”,但不少城市的污染也有好大一部分是“吹”来的,比如北京。当京沪穗等城市为控制污染排放实施限行限号等措施,临近区域增加的排放量,轻而易举地就超过了他们的减排量。

药方其实早就有:“协同减排、联防联治”。案例也很经典,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广州亚运,三个城市都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盛会”期间的空气质量达标。但这些都是“非常”措施,从未形成制度性的常态措施,于是“盛会”后三地的空气质量迅速反弹。

现在环保部出台了十二五重点区域空气联防联治的规划,但在科学数据缺乏、地方重GDP轻GNH(国民幸福指数)的状况下,除非实施更严格的减排考核体系,或者在地域之间形成更严格的监督和沟通机制,否则实现区域减排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各自污染,而后相互指责、相互嘲弄也就成了常态。

三、健康问题:缘何关心污染?

当区域内还在争论谁是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区域之间还在争吵究竟是谁污染了谁的时候,污染带来的健康影响却在切实发生。不管是被广为批判的石油炼化、钢铁、火电等企业,还是屡屡站在风尖浪口的环保部门,谁也不愿为污染带来的危害买单。

就感官影响而言,雾霾天气不过是一个能见度的问题,顶多影响人的心情。如果仅是这样,雾霾不会成为一个人人关注的话题。一些事正悄然发生,比如著名的“北京咳”、比如肺癌的发病率。

这其实才是雾霾被关注的根本原因,但却又是一个没有被充分讨论、未能达成共识的问题。

雾霾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但每个人又不知道它究竟会对人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学者零星的研究会证实,在某一种情形下,人群的预期寿命可能减少多少,哪几种类型的疾病的发病率会提高。但这些结果对个体而言,也只有指导意义。

人们更需要的是一个针对不同大气污染情形下的健康危害评价,以及针对这种情况下的危害防护指引。这样的基础工作,迄今未见系统的、正式的成果发布。于是雾霾到来时,只能人人自危、无奈调侃。

以健康防护为出发点的一些应急措施在部分城市也在开始实施,比如空气污染到一定程度时,中小学停课、停止户外体育活动、重点污染源限产停产、城市交通限行等。这些措施也还需进一步讨论,即在基于如何的健康防护水平下,采取怎样的措施,还得加个实施效果评估。

四、社会问题:谁该为污染负责?

孟爷爷在那条引起广泛争论的微博中,说“政府是最大责任人”,似乎一劳永逸的解决了谁是导致大范围雾霾天气的罪魁祸首的问题,但这样的判断相比之前的种种说法,同样也略显简单粗暴。

从机动车到“两桶油”再到秸秆焚烧,都曾经被当做造成雾霾的罪魁祸首。但最后却又缺乏足够的数据来支撑这样的论点,讨论就变成了叫骂。再后来,有人说雾霾天气的形成,人人有责,于是叫骂就变成了调侃。

在雾霾形成和治理中,政府确实是责任主体,但绝不仅仅是政府一方。学者们之前对此谨慎地表述为:造成现在这种大范围空气污染,是由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共同决定的。这里,既有政府职能部门决策、监管不力的因素,也有全社会的生活方式问题。与其争吵是谁造就了污染,不如想想谁能在治污中做什么。

当下最大的认识误区是,造就现有空气污染状况最大的责任部门是环保部门。但环保部门只是一个事实上的事后监管部门,真正决定要否污染的,实际上是发展改革等决策部门。治污的第一步,应该是区域统筹乃至全国统筹的产业和能源结构的调整,这必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也需军令如山的执行力。

其次是立法和监管问题。洛杉矶空气污染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空气清洁法案》(Clear Air Act)的出台和严格实施。中国现有有关空气污染的法案,除了在舆论倒逼下,更改了空气质量的监测预报指标体系外,并无实质改变,对污染控制、区域联防联治等方面也无实际指导意义。

现在,中国需要的是一部基于大量科学研究数据的、有针对性、有可行性的空气清洁法案,这需要多部门的联合参与,但目前看来可能立法主体都不明朗。

然后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诸如燃煤、燃油的效率,秸秆的科学处理,挥发性有机物的管理等。这有赖于监管部门和实施主体之间的配合。

最后才是个人生活层面的问题,诸如绿色出行等,尽量减少汽车尾气、餐饮废气、装修挥发性气体的排放。但这个层面的问题,不仅仅限于空气污染的治理,其实是个人与整个大环境的和谐共处,任重道远。

“理中客”点评:

当讨论沦为调侃和谩骂,雾霾之争便成了社会所有不满情绪的排泄口,早离题万里,而又喧嚣难休。通过本期嘉宾方雄的分析,我们知道,在雾霾的成因、危害、治理、追责等各个方面我国目前都没有完善的制度和研究,与其每次雾霾来时都发明几个段子,不如各自担好自己的责任,“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部门理应做好表率,否则真沦为“喂人们服雾”可就麻烦了!

来源:易网



One Response to “方雄:到底谁在“喂人民服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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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珊瑚远离惊涛骇浪的侵蚀吗?那无异是将它们的美丽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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