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客:金钱崇拜的失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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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为求出名而不择手段炒作,不惜丑化自我不顾底线;政府为求得商业利益,争夺各种名人故里或采取其他炒作手段;土地财政不断出现危机,房地产的利益链最能体现官商之间的媾合;各种商品不断出现危害信号,充当慢性杀人的毒品;教育产业化,高校不过出售文凭的营销中心;甚至被称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自我放弃独立,要么成为商用文人,要么成为御用文人……这些混乱的社会现状背后,起着决定性的因素便是金钱的利诱。

朱大可在《孤独的金钱是可耻的》中,从胡润富豪榜谈到中国人的金钱崇拜心理:“改革开放使后毛时代的中国,完成了首轮财富分配与收集。但经济至上抑或市场价值至上的发展观,对物化财富的无限贪欲,必然导致以钱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甚至误以为钱是人唯一可以信赖的事物……”对于各类富豪榜,青年学者曾念长在《货币的尖叫》中也看出它所折射的时代写照:“改革开放以来,商人作为一种显性身份和社会阶层开始在中国获得复苏性的崛起。他们不仅在各种富豪榜中成了物质主义时代的成功榜样,而且不断向中国输出一种新的价值观和生活哲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生活意识形态领袖的时代角色。”

用旅美学者李劼的话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被折磨得饥饿不堪;改革开放以后,欲望的闸门被打开,大陆便进入了笑贫不笑娼的欲望时代。而当改革开放高歌猛进三十年后,各种暴发户不断成为各类富豪榜中人,开始成为与政治精英一样耀眼的时代领袖。众所周知,自秦汉以来,商人一直被视为国家统治的最大隐患,重农抑商的政策一路贯彻下来,商人的身份一直被安排在四大社会阶层的最底层,与“士”的高高在上形成鲜明的对比。随着明中后期商帮崛起所带来的资本积累与晚清时代现代工业所带来的政治危机之下的社会变动,商人终于从官本位的社会结构体系中突围出来,与“士”建立起隐秘身份的结合机制,最终演化成中国社会的官商传统。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国家经济政策的提升使得“士”与“商”形成了学者孙立平所说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联盟”,共同统治社会。

但是,在转型时代的中国,官商传统却又出现了微妙的分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精英是国家统治者,经济精英便是社会统治者。而如今,官商之间的合作与撕咬,正是转型时代的阵痛与磨合,这也是官商传统必然需要迎接的联盟后果。农业时代的社会轴心在于“士”,工业时代的社会轴心在于“商”。经济精英早已成为社会群体的权力代表与生活领袖,而国家统治者不过是经济精英的高音喇叭。而在中国,民间社会无法放开,政治权利无法保障,包括商业力量等各种无序的社会力量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就必然导致官侵蚀商的利益,商撼动官的权力,官商在握手言欢与反目成仇中互相撕咬而又互相合作。商业意识形态通过统治社会生活方式来影响政治意识形态,从而成为生活意识形态的主宰领袖,故而,官商勾结将转向为商官结构。在这一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中,官商之间必然得去承受一定程度的摩擦与阵痛。再加上暴富过程中所带来的仇富情绪和暴力冲突,两个社会阶层便形成了既要相互媾合又要相互警惕的畸恋状态。

在官商畸恋的暧昧之下,商业意识形态不断入侵国家意识形态。陷入货币统治的社会,一切以金钱为轴心。在商业意识形态的包围圈之时,民众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基础也随着发生了错位,甚至异化,形成了全民逐利的无序时代。无序之下,却又充满了各种社会形态的冲突。官员无法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而又需要在经济建设上求得政治前途,从而导致金钱不断腐蚀政治,从基层选举的贿赂到国家项目的勾结,官员不断借走商业手段来铺垫自己的政治前途。在公民无法获取政治利益之时,只有走向争取商业利益的道路,这就造成了全民癫狂的金钱崇拜,整个社会的人心被金钱所利诱,成为金钱的俘虏,金钱成为一切生存的资本。底层民众需要通过赚取金钱来获得生存的资本,商人需要通过聚敛财富来打通发展的空间,官员需要通过经济建设来铺就政治的前途,全民都癫狂在货币的统治之下,整个社会也就发出一片以金钱为轴心的尖叫,无声却又惊悚。

当下中国社会,我们不难看到以下社会情态:个人为求出名而不择手段地采取各种方式自我炒作,甚至不惜丑化自我或不顾底线;各级政府为求得商业利益,争夺各种名人故里或采取其他炒作手段;土地财政如今已经不断出现危机,房地产的利益链最能体现官商之间的媾合;各种商品不断出现危害信号,充当慢性杀人的毒品;教育产业化,高校不过出售文凭的营销中心;甚至被称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也自我放弃独立,要么成为商用文人,要么成为御用文人……这些混乱的社会现状背后,起着决定性的因素便是金钱的利诱。

在金钱的利诱之下,上演着错位的社会角色与嬗变的社会情态。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后红色经典时代已经放弃了革命主义的革命样板戏,爱国主义的红色经典也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之下转变为消费主义的红色产品。以韩三平为例,他的电影上演着以货币哲学为主导、以消费主义为面孔的国家意识形态,展现了意识形态在商业伦理倾轧之下的重组与改装。韩三平电影所折出来的意识形态,在政治润滑与商业体力的结合之下,演变成为爱国主义商业或商业爱国主义。而不同意识形态的媒体及其代表人物,都在金钱利诱之下,走向赤裸裸的畸形思维,不再面对真诚的内心,而代之以金钱为方向的言论,以一种商业化的方式实现各种意识形态的传播,这都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正在走向商业化时代。

在文化方面,由于利益的争夺,也发生了裂变与媾合的畸恋。最初对网络文学的批判与恐惧,本质是文艺垄断的权力意识形态对权力拆解的商业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从当初传统作家对网络作家的围剿,从纸质媒体对网络媒体的恐惧,再到网络文学被商业包装走下网络走上纸张,再到作协文联主席齐聚起点中文网,传统作家与纸质媒体终于在溃败与耻辱中与网络文学交媾合体。传统与现代的交媾之下,文化权力与商业消费达成了出卖权力获取快感的纵欲关系,商业对文化进行着围剿。而左右派知识分子的撕裂与角色嬗变,更是体现了利益诱惑之下的人心异化。相对于体制内作家自我卸下批判的立场,体制外作家更热衷于发出批判的声音,但这种批判的声音却普遍受雇于资本的冲动与宰制,成为商业话语的一部分,人心被异化为货币化的商品进行市场化的出售。媒体也在政治高压的宰割之下,形成了官商之间的相互寻租,机关报业集团旗下的市场报更是反映了当下文化的微观变革。从机关报记者到市场报记者,直接完成了官用文人到商用文人的身份转型。如果说机关报是寡头政治,那么市场报便是赢者通吃,限于政治管控的市场报,更是在争取言论空间的同时,官商联盟从建立合作走向了关系破裂,却又无法彻底告别合作。于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的隐秘身份机制也就象征着中国精英联盟之间既要相互联手又要相互摩擦的脆弱生态。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作为城镇化的根据地,也逐渐放弃了原来的精神面貌,上演现代化之下的商业交易。赵本山从“文化农民”到“商业演员”的角色转变,浓缩着商业意识形态正对农村进行围剿。乡村发展中的“拿来主义”不断抹平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美学壁垒,背后则是农村社会大撤退,与商业美学倾轧乡村伦理。在城镇化过程,政府出卖土地以换取发展的资本,土地财政成为政府最大的收入,同时也伴随着乡村人生活方式的转变,商业伦理替代传统的乡村伦理,乡村人的成分逐渐被异化为既非城市人又非乡村人的尴尬身份。

伴随着商业利益的全面侵蚀,公民一方面获得了更好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却又无法获取理想的生活质量,陷入了反方向的悖论之中。身体在欲望之下,目的在手段之中,无从适应地走向失控美学。以午睡为例,过去的午睡时为了养生,现在的午睡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身体资源的利用率,本该是对身体的养生功能却成为对工作效率的最大压榨。在工作的重压之下,身体不断出现精疲力尽症候群。在精疲力尽的同时,为了刺激身体本能的开发,都市中各种以情欲为象征的广告铺天盖地,肉欲叙事在意识形态的管控之下,却又走向了虚拟的身份身体消费,脱离身体本质的欲望消费溢出传统美学的框架,再次导致了社会民众对自我身体的失控。无论是朱大可笔下的“情欲的尖叫”,还是曾念长笔下的“身体虚拟消费”,狂欢化的身体失控,越来越凸显商业伦理对生活方式的全面控制或社会对身体的全面统治。失控的身体链接起失控的社会,失控的社会拼凑成失控的世界。从一个失控的个体到一个失控的社会,混乱的社会秩序背后则是商业伦理对生活方式的裹挟。

曾念长继《中国文学场:商业统治时代的文化游戏》对中国文学现状进行解码批判之后,又推出《货币的尖叫》对商业统治时代的社会情态进行批判。他不再单独对某一社会状态进行文化解码,而是从生活共同体中去解码我们的生活方式,站在批判的角度剖析公共生活的泥淖,对我们生活当中所存在的谬误进行诊断。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从文化核心中去解码,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生活方式的嬗变与错位。在货币尖叫的时代,我们不得不喟叹:在商业统治社会之后,金钱对人心的诱惑成为普遍的现象,而精神对人心的引导似乎成为一种乡愁。

来源:网易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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