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付生:教育之悲——从“等不了”到“赶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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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为此,清朝每年要在教育上投入100万两白银。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李提摩太回答:“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

1898年,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改变,才能实行一切新政。”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作为维新派的倡导者,康有为没有耐心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看来开风气之先者也有急功近利之心。

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会面。严复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由此看出,辛亥革命的领袖也嫌教育见效太慢。但实践证明,不通过教育改造国民劣根性,即使革命成功,社会依旧进步缓慢。

这三次对话让人唏嘘感慨: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忽视了教育。时至今日,中国的国民素质依然亟需提高,中国的教育依然备受诟病。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李鸿章听从李提摩太的建议,我国的历史是否会要从那时开始改写呢?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他们当时做了,如今的我们应该已经受益了。该做的事情不去做,不仅要为此付出代价,而且是躲不过去的,现在仍旧要一板一眼地从头开始,一点也马虎不得。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政治家都有一颗改造中国社会的急切之心,但都因耽于“等不及”而使国家发展受制。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等了多少个20年?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教育仍然面临种种困境。问题出在哪儿?时代变了,世界的格局变了,但急功近利的思想根源没有剔除。就教育来说,功利化使教育脱离了育人的正确轨道,而变成一种谋取利益的工具,这样可能会很快得到“成效”。但只追求短期效益无异于饮鸩止渴。

我们不妨看看日本。日本19世纪中期明治维新前还是一个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岛国。可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不是象中国洋务派那样花巨额民脂民膏去购买什么西洋东东,而是倾全力发展教育。自130多年前,日本就每600名人口设立一所小学,而我们时至今日还要每3000来人才能有一所小学。如今我们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将之当作远见卓识炫耀,而在一百多年前,日本人就确立了“一般人民者,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教育目标,140多年前就开始实行义务教育,比我们早114年。普及义务教育比我们“中国特色”的“免费”义务教育早一百年。如今我们在为小学入学率99%自豪,而在90年前,日本的小学入学率就与英国比肩达到100%。我们从1949年前的20%的小学入学率,提升到如今的99%,用了51年。日本从明治维新初的1872年低于28%的小学入学率,提升到1910年以前小学入学率100%,用了38年。并且比我们早了90年。近代历史上日本两次侵略中国,中国输就输在教育上了。

教育的发展程度与人口多少、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没有必然关系,人口众多是一个为教育弊端狡辩的遮羞布。人口多少是针对一个国家的领土面积、资源多少等因素相对而言的。世界人口密度、人均资源比中国少的国家比比皆是,其中不乏教育比中国办得好的。教育投入比中国高的更非罕见,贫穷的非洲有三分之二的国家教育投入超过4%高于新中国教育投入的最高水平。

中国的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GDP来比较,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教育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

教育的地位,反映着国家的发展潜力,决定着国家的发展方向。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历届政府都非常注重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在日本中学与小学建造,有统一的规格和标准,几乎每所学校都是按着统一规格和标准来建造的。学校间的硬件、软件设施,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学校的教育经费完全是按照学生数量来折算的,校园设施也是按学生数来配备的。日本是一个人口密度大超越我们中国大陆的国家,土地的价值远远高于我们。可在日本成立学校的最低标准,是要有国际标准的足球场、蓝球场、网球场等体育活动场所。那怕只有几个学生的学校,也必须具备这些设施才能够成为一所学校,公立学校差什么硬件设施,只要向政府申请,立即就可以批下来,日本学校的硬件设施可以说是世界一流。

反过来看看我们这里,任何部门都可以挤占学校校园。中央关于禁止挤占校园的政策在利益的驱使下形同虚设。整合教育资源,本来可以利用学校间的兼并与国际接轨改善学校的低标准校园,可是却成了特权集团拍卖校园谋利的途径,甚至为了占据商业价值高的地段,以整合校园为名,强行把学校迁走,致使学校分布不合理,个别校园人满为患,七八十人的大班额现象在普遍存在(国家规定45人),导致教学质量无法保证。科教兴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只是一个美丽的“海市蜃楼。教育的“战略地位”实际上是“略占(战)地位”。

即便我们的教育投入达到GDPD的4%,也低于我们的近邻,印度是7.1%,韩国是7.03%。现代世界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就是教育的竞争。中国制造无法向中国创造转变,关键的因素就是缺乏创新性人才。国外转让给中国的技术均是落后的技术,这种竞争没有开始我们就已经注定占不到便宜。我们的先贤们对于教育是一种“等不了”的心态,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了恶果:对于发达国家,我们已经赶不上了。

教育是百年大计,兴办教育的好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显现出来。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政治家尚且对教育没有耐心,当今喜欢迅速创造政绩的各级官员更没有耐心下力气兴办教育,试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让他种树他都嫌慢,他肯去“树人”吗?
然而,如果我们现在对于教育依旧是一种“等不了”的心态,不愿意通过教育来推动社会进步,那么还要我们的子孙再等上几十年上百年吗?先贤们因耽于“等不及”而使国家发展受制的教训已足够深刻,如果今天再让这种历史重演,肯定是误国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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