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春秋笔法”有木有? —— 中国史书中隐藏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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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给学生上评论课时,曾有同学问:“评论是否可以使用春秋笔法?”我回答说:那要看你所谓“春秋笔法”到底指什么。

所谓“春秋笔法”,原指孔子编鲁国史书《春秋》使用的“笔法”,简单说就是孔子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在记述史实的词语中暗藏褒贬。

对于这种笔法的效果,过去被说得挺神的,比如司马迁就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些评论效果,都是靠这种“笔法”来实现的。

然 而对于这种笔法,一般人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才需要“《春秋》三传”——《谷梁传》、《公羊传》和《左传》把这些隐藏着的褒贬阐释出来。晋代专门研 究和注解《春秋》的学者杜预说:“《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春秋经传集解序》)这就说明,过于简略隐微的春秋笔法,只有靠别人阐 发出来才能形成真正的“评论”效果。

从今天看,这难道不正是它的局限吗?

我们就拿“郑伯克段于 鄢”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为例吧——因为三十年前上高中时我背过这篇古文,它也是流传甚广的古文选本《古文观止》的第一篇。简单说,这篇古文讲述了郑国的国 君郑庄公从小不受母亲喜爱,而他受宠的弟弟共叔段则骄纵自大,终于演出了一场兄弟推刃、母子失和的人伦悲剧,也留下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和“黄泉相见”等 典故成语。

这个完整的故事是被称作《左传》的独立史书《左氏春秋》记载下来的。而《春秋》只有“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句话——相当于这个故事的一个标题。今本《左传》对“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句话的阐释是: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对这一段话,文章学家周振甫的解释就是:

“这里称‘郑伯’,有贬意,贬他失教,贬他志欲杀弟公(共)叔段。称‘克’有贬意,贬公(共)叔段与郑伯对抗,有如二君。称‘段’有贬意,不称弟,贬他的不弟。只在用词上表达《春秋》笔法,所以是修辞学。”(《中国文章史》)

而 据康有为考证,《春秋》原文中本来是“郑伯杀其弟段”,孔子把“弟”字删掉了,就意在批评共叔段“失子弟之道”,没个弟弟样儿。孔子把“杀”字改为“克” 字,一方面是为了批评弟弟共叔段自居于一国国君那样的僭越地位,另一方面也为了彰显兄长郑伯之恶——母亲有意立弟弟为君,自己却杀了弟弟。所以这“一字兼 数义,如此贬兄之恶,贬弟之逆,一字真严于斧钺。”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你看,“郑伯克段于鄢”,这简短的一句话,除了“于”这个介词和“鄢”这个地名,几乎无一字不含褒贬。

然 而,这还不算完。您可能想不到,在如此这般的深度阐释中,就连 “鄢”这个地名,都暗含了孔子的批评:因为,按那个时候的史书规范,一国之君在自己的国境之内诛杀自己的臣子,是不书地名的,只有“当国”的人才会加地 名。《春秋》原文也没有这个地名,孔子在“笔削”时有意加上这个地名,就是为了批评那个受宠自骄的共叔段实际上已处于“当国”的“不臣”地位。(据康有为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看到此处,你可能不免疑惑:真的会有这么多,且藏得如此之深的微言大义吗?真有会有这种需要专家考索才能看到的褒贬吗?

这个……古今学者言之凿凿,其著作汗牛充栋,我凭什么否定呢?

问题的关键是,正是这些可能藏于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使《春秋》这样一部仅有一万八千余字的鲁国简史,成了后世千年的道德之书,甚至政治、司法、外交无不以《春秋》为依据。

据当代学者李建军的研究,“《春秋》学”在理学气息甚浓的宋代成了一门显学,学者纷纷阐发《春秋》字里行间的道德意蕴和社会风化效果。比如,宋代学者罗从彦在《春秋指归》中说:“《春秋》诛一世子止,而天下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为人臣者不敢不忠。”

这里的“诛”和“戮”,都是指孔子用自己的笔来“行刑”。后世所谓“口诛笔伐”,大概正源于《春秋》。孔子手中无有杀人刀,却已诛戮无数乱臣贼子。如此,《春秋》竟成了一部“杀人”的书。

这正如胡适所说:

“孔老先生……他恨极了当时的乱臣贼子,却又‘手无斧柯,奈龟山何’!所以他只好做一部《春秋》来褒贬他们,‘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一字之褒,荣于华衮’。这种思想就是古代所谓‘名分’的观念。”(《胡适文存》三集,《名教》)

然而,从史书写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笔法”吗?

唐 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中国第一部“历史学”著作《史通》的作者刘知几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历史写作和编纂中的这种“美恶”的价值倾向,会影响记录的忠实。 “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鲁史之有《春秋》也,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

近代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春秋笔法”批判甚力:

“《春秋》果为史者,则岂惟王安石所讥断烂朝报,恐其秽乃不减魏收矣。顾最不可解者,孔叟既有尔许微言大义,何妨别著一书,而必淆乱历史上之事实以惑后人,而其义亦随之而晦也。”

《春 秋》一书虽在中国古代被尊奉为“经”,但其实不过是只有目录的鲁国编年简册。王安石讥其为“断烂朝报”,就使自己成了那个说破“皇帝新衣”的小男孩。而近 代梁启超则更有“批孔”的勇气。他认为,如果真的把《春秋》看作史书的话,那么,称其为“断烂朝报”还算是轻的,它简直比因作者向人收钱而被称作“秽史” 的《魏书》更坏。其中最不可理解的是:“孔老头”真既然有这么多微言大义,何不另外单作一部书加以阐述,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史书中淆乱历史事实呢?这不仅使 后人面对史书感到茫然,也使得自己要表达的观点让人看不清楚。

而台湾著名学者殷海光《论认知的独立》一文,对于“春秋笔法”的消极影响的揭示,则不限于史书写作,而及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

“孔 子作《春秋》,一字之褒贬,为的是使后世‘乱臣贼子惧’。这不是为着过去的人事而写历史,而是借历史来展示他的‘正’和‘逆’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既 成为主导的支配作用,于是为了彰显这些价值观念,而更改事实的叙述也不觉得难过。…这是价值主观主义。在价值主观主义的主宰之下,益之以美艺的韵赏和情感 的满足,认知作用遂遭到灭顶的惨祸。所以中国历史出现无数的‘价值迷’(value-fans)和‘事实盲’(fact-blinds)。”

总之,要达到某种效果的动机太强烈了,以至于遮蔽了本应该知道的事实。“要不要”遮蔽了“是不是”。

这种以价值问题代替事实问题的思想倾向,在孟子和他的学生的一段对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学生万章问孟子:“传说尧把天下禅让给舜,有没有这回事啊?”

孟子回答说:“没有。天子不能把天下让给别人。”

万章只好继续问:“那么,舜的天下,究竟是谁给他的呢?”

孟子只好说:“天给他的。”

万章似乎还故意跟老师较上真了:“天怎么给他的呢?是天当面儿给他的吗?”

孟子被学生逼到墙角,只好说:“不是。是通过各种自然现象的暗示,让他得的天下。”

我们想想,有谁能这么得天下吗?

对于上述这一段问答,梁启超认为孟子是逻辑不清,答非所问。他举了一个例子:“比方有人问你,‘张三是否杀人?’你答道:‘不是,凡人都不该杀人。’”(《作文教学法》)

所以,李敖在其主编的《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时,曾经对孟子有过一句很不客气的评价:“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不少。”

但其实,孟子此言背后的“逻辑”是:天子不应该这么做,所以,尧肯定没有这么做。前提是价值判断,结论是事实判断。

孟子的困境在于:他一方面无法回答那个渺茫无考的禅让传说,另一方面则试图以“应不应”的价值标准来代替“是不是”的事实判断。在他的世界里,“应不应”的价值问题才是重要的。

此外,孟子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的例子还有:《尚书·武成》篇记载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的惨烈,有“血流漂杵”之语,这固然有文学的夸张成分,但孟子否定这个历史事实的根据和推理却是:“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那周武王应该怎么着呢?

尽管古人在《春秋》的字里行间穷尽了考索阐发的功夫,直到近代的康有为还曾作一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然而,对于《春秋》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的“春秋笔法”,也不是没有人怀疑。当代学者陶懋炳在其《中国古代史学史略》中说:

“只要略加思索,就会对这些话产生怀疑:有题目而无详细内容的一万八千多字,从何说起?能让‘乱臣贼子惧’吗?能起指导当时,启迪后世的作用吗?都不可能。清朝人纪昀说得好:‘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何以褒贬。’”

纪晓岚写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上面那句话说得有点儿意思,略等于我们当代批评中学语文教学流行的一个笑话:据说作者王蒙像学生一样子试着对自己一篇小说的“中心思想”做了分析,结果,中学老师没给及格!

此前南宋朱熹一句大白话更说得痛快:“今只眼前朝廷差除(任命官员),尚未知朝廷意思如何,况生乎千百载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载之上圣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得如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某所以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孔子还魂亲说出,不知如何。”

——他根本否定了在《春秋》的字里行间猜测圣人“大义”的可靠性和可能性。

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显示出:至少某些“微言大义”,完全是后来为《春秋》作注的儒家自己附会出来的。当代学者李建军用此例来说明古代经师“有时明知经传有疏漏,也不敢辨正,而是百般回护”。这个案例是这样的:

“《春 秋经》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条,左氏明知天王崩于壬戌日,然不敢指斥《春秋》有误,而是为其回护,‘赴以庚戌,故书之’。杜预注《左传》时,又 为《春秋》的失误和《左传》的回护寻找更为充足的理由,‘实以壬戌崩,欲诸侯之速至,故远日以赴。《春秋》不书实崩日而书远日者,即传其伪以惩臣子之过 也。孔颖达疏《左氏》传注,又为杜预之说张目,‘仲尼修经,当改正真伪以为褒贬。周人赴不以实,孔子从伪而书者,周人欲令诸侯速至,故远其崩日以赴也。不 书其实而从其伪,言人知其伪则过足章矣,故传其伪以惩创臣子之过。”(李建军《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455-456页)

这个案例是 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历代为《春秋》作注的儒者,明明意识到孔子把周天子驾崩的时间记错了。但他们认为,这是周人为了彰显诸侯对天子的不敬,故意把 天子去世的日子报错——比实际去世的日子要早一些,以彰显诸侯没有迅速奔丧。而孔子则为了批评春秋诸侯不敬天子,也有意采用了周人错误的说法。这一番曲为 弥缝的说词非常可笑。但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如果“不书其实而从其伪”都可以在史书写作中合法化的话,那么,史书写作中还有真实性可言吗?

然而,如果说《春秋》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微言大义”,“春秋笔法”完全是后人穿凿附会虚构出来的,那么在“春秋学”兴盛的宋代,还真的有人把阐释和理论中的“春秋笔法”在自己的史书写作中“实践”了一把。这个人就是欧阳修。

清代学者章学诚《文史通义》中说:

“昔夫子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因以各据闻见,推阐经蕴,于是《春秋》以明。”

这个说法的意思是:所谓“《春秋》三传”阐明孔子微言大义的依据,是孔子自己的口授的。

不管这个推荐是否靠谱, 欧阳修自己模仿《春秋》笔法编《新五代史》,因为怕读者读不懂其中的微言大义,也模仿孔子的让他的学生徐无党为自己的书作注,阐明他藏在义法中的含义。有时候,他会把自己藏在笔法中的意义告诉学生。

比 如,《新五代史》在《梁本纪·太祖下》中记后梁开平三年襄州军队叛变,留守官员王班死于乱军。欧阳修的表述是:“襄州军乱,杀其留后王班”。我们看,这不 是史书中寻常可见的一句话吗?然而,徐无党在此处注曰:“智不足以卫身,才不足以治众而见杀,不书死之,而以被杀为文,见死得其死者,士之大节,不妄以予 人。”

但如果不看徐注,谁会知道欧阳修如此珍惜一个“死”字,而不愿意把这个字轻易给了王班呢?在他看来,“死”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而 不是对一个事实的客观陈述。这个,也弄得太复杂了吧?何况,这个王班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在他的书中无从知道。如果作者只是为了记载襄州军乱,他有 必要在这里褒贬一下被乱军杀死的军官吗?

梁启超说:“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故善为史者,心无暇龂龂鄢褒贬一二人。”而欧阳修的心思,可惜都放在这上面。

此外,如果欧阳修为了模仿《春秋》的微言大义而故意不把话写明白,留给学生徐无党用注的方式为自己补充重要信息,那就更不可取了。

比 如,《新五代史·梁本纪第二》最后讲到后梁第一个皇帝朱温的下场,只言“戊寅,皇帝崩”,不说怎么死的。此句之前有一短语:“郢王友珪反”——他就是不写 清楚这两件事的关系,就是不写清楚朱温是被自己的儿子郢王朱友珪害死的。却让徐无党在作注说:“不书崩处,以异于得其终者”;“以不得其死,故不书葬” ——这不是让人猜谜吗?

梁启超批评《新五代史》,最烦的就是欧阳修的这一套了。他说:“《史记》之书法也,岂尝有庐陵(指欧阳修)之《新五代史》,晦庵(指朱熹)之《通鉴纲目》,咬文嚼字,矜愚饰智,龂龂于缌小功之察而问无齿决者哉!”(《新史学》)

如 果我们真的跟欧阳公较一下真的话,那么,春秋之世,楚王虽自称王,而《春秋》坚称其为“子”。这就是孔子的“春秋笔法”——贬他!而对篡了唐的朱温极为痛 诋的欧阳修,在评论中直言“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为何却在《新五代史·梁本纪》中,不称其为逆臣,而一路称其为“太祖”、“全忠”、 “王”,直至称其为“皇帝”呢?

问题在于,《春秋》只是历史事件的“目录”,全书没有一点儿可以供孔子发表“评论”的地方,所以,如果孔子 通过 “措词”的有限空间——也就是所谓“微言”来表达观点,尚可理解。而《新五代史》到处都是评论,作者忍不住就在传记的文头文尾中发表一番评论,甚至有的评 论篇幅超过传记正文,欧阳修既然有那么多机会和空间把自己的观点明明白白写出来,还非要把自己的褒贬深藏在非要注解才能使人看明白的字里行间,就比较可笑了。

而如果真的连孔子自己都没有这么做过,如果《春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有意埋下的“微言大义”,那么,欧阳子所做的这事就更可笑了。

来源: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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