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在中国谈桑德尔太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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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桑德尔很有名,不过他是“明星知识分子”,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星知”与“公知”的区别在于,人们只在乎什么是他说的,并不真正在乎他说了什么。于是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桑德尔慢慢地成了一个难以引用的人,因为他说的东西都是启发性质的,是挑起论争的,而很少给出自己的偏好与判断。倘若无法学到那些论争背后的思维,那么,除了粗泛地见识下美国高校精湛的教育水平外,桑德尔是一个“无效”的名字。

2011年我曾在上海专访过应邀来讲学的桑德尔教授,亲眼得见那个看过《公正》公开课的人都无法忘怀的手势:右手食指和拇指环一个圆,后三指上翘,他这是在表示“我说到point了。”桑德尔说,他的公共身份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教师,对公共话语没有任何的主导力量,更不用说影响政府的政策;“我并不拥有什么可以拿出去给人的东西,我的威力在于引起公共辩论,通过我的书,我的课,以及访谈。这种威力,如果可以称之为威力的话,恐怕是极其间接的。”只是“我很幸运,能够对公共辩论有所贡献,能帮助公众了解那些伦理问题及争议,体会那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

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桑德尔是一个思维体操的领操员,或一个教练。他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总能找到一些让人过目难忘的争议点。除了《公正》里那几个特有名的如“扳道工问题”外,我们再来看他早年提出的两个: 

1、我是一个犹太教徒,我每周五晚到周六晚是安息日,不能工作,所以公司必须尊重我的宗教信仰自由来给我安排工作。那么,如果我是个橄榄球赛的酷爱者,每周四我要看球,公司是否也得尊重我的个人意愿?

2、新纳粹分子在伊利诺伊州的斯科基游行(那里住着许多纳粹大屠杀幸存者),马丁·路德·金和民权分子在南方举行塞尔玛到蒙特戈麦里的游行(那里是种族冲突的重灾区),这两种行为是否都该列为言论自由而受到保护?新纳粹分子对大屠杀幸存者的情感伤害,与金博士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情感伤害,是不是一样的? 

第一个是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第二个则涉及言论自由,举的都是相当“基本”的案例,这其实是美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的基本功;桑德尔一问,就问出了事关正义理论的大问题。它要求我们向内推究,支撑我们脑子里的那些似乎不言而喻的是非判断的是何种理念,这种理念可以抵达的边界何在,在边界之内,我们思考“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在边界之外,我们就要思考——正如《公正》的副标题所示——“该如何做最好”。

桑德尔自己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以及《民主的不满》,差不多都是论辩式的:提出一个看法,或一个主张(未必是他自己的),旋即罗列反对它的意见;然后,他的讨论可能会延续到反对意见的理论来源,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卢梭、霍布斯、托克维尔……再往后,可能会提到对他影响最深远的亚里士多德。此种写作风格,在西方学术是严谨讨论之必需,所谓“自我反思”式的路数,反思的结果,往往是在对立的观点之中探得各自有道理的部分。于是,我们在《公正》课(事实上桑德尔在1980年代初就开讲这门课了)里会看到,一些明显荒诞可笑的论点,桑德尔竟也能侃侃地向学生介绍其堂皇的理论依据。

早年,他以《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声名鹊起,这本篇幅不大的书,打出的旗号是针对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的叫板。那场论战,常被通称为自由主义vs共同体主义——到现在,我们仍能在桑德尔身上看见一种明显的优先关注共同体利益、“共同善”、秩序、道德的倾向。他认为,虽然人类社会乃至宇宙都是没有目的的,人间的规则都是自由意志自由创造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的自我都可以脱离道德联系。然而,桑德尔的自由主义对手也不是弱智到了否认有共同善这回事,以为人只要各顾各就好,谁也不必去关心共同体利益云云。

关于这次论战,桑德尔本人就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所谓“自由主义vs共同体主义”的定性是不确切的,论争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可能在不预设任何特定的“善”、“好生活”的定义的前提下,去界定并维护个人权利?比如说,游行示威是法律保护的权利,但新纳粹分子的游行,因为其“不善”就不能得到法律保护;而马丁·路德·金的民权游行,由于其所反对的东西具有一定的不善,它就是可以允许的,只是也必须受到程度相当的范围约束。

没有任何权威能规定什么是真正的善,因为一旦如此,便会有假其名以行、从而践踏权利的情况发生。在美国的体制下,这一点是有共识的,所以将“共同善”的决定权交给了貌似中立的市场。但是,桑德尔近期出版的新书《金钱不能买什么》又一次抓住了敏感点:今天,各种突破底线的买卖应运而生,什么东西都能明码标价,市场远离了道德规范,每个人,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都会对此有所感悟。

我的看法一直没有变过:桑德尔很有价值,但他很不“对口”。他谈公平,在趣味案例背后引经据典,他谈市场的道德缺失,涉及雇佣军、代孕、器官买卖、有奖减肥、有奖狩猎……从政治哲学又拐入伦理学的领域。而我们的公共话语里讨论的“公平”,是“为什么小贩杀城管判死刑城管杀小贩只判三年”,是“微博大V造谣传谣的危害大还是公权力封杀他们的危害大”。这种低端,反过来又迫使人们只能谈论对或错,谈论一些无法克服的阻力和绝对险恶的公敌。若要人们以一种类似思维体操的方式去加深对各派观点的认识,可能性微乎其微。

重复一下足球界名帅拉法·贝尼特斯关于球员转会的那个比喻:我想要一盏台灯,他们给我送来一只沙发。桑德尔当然是沙发,一个民主宪政国家里漂亮、清晰、稳健的沙发,他可以坦然地说“我只是个运气不错的教师而已”,但他没有办法照亮那张桌子;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台灯有着比对沙发更强烈的渴望。

来源: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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