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毅: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顾颉刚、徐志摩等怎样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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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许多知名教授的讲课别具一格,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大致可归为两类:善讲者与口拙者。前者最突出的代表无疑是胡适。他在美留学期间就曾着意于演讲技巧的培养,甚至注意到演说前不要吃太饱,最好喝杯茶或小睡这样的细节。执教北大后,他更是声誉日隆,很快成为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对其成功之道,有 人曾分析:“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讲课风格与胡适最接近的可能要算其好友徐志摩。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学生都感到这位诗人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充满着蓬勃的生气,“他有说有笑、有表情、有动作;时而用带浙江音的普通话,时而用流利的英语,真像是一团火,把每个同学的心都照亮了。……我们这批青年就好像跟着他去遨游 天上人间,从而启发我们闯入文学艺术的广阔园地。”30年代初徐志摩到北大上课,更是不拘一格,有时干脆把学生带出教室,到郊外青草坡上杂乱坐着或躺着, 听着小桥流水,望着群莺乱飞,让学生和他一起畅游诗国。即使在教室上课,也颇潇洒随意,有人曾描述:“先生常口衔纸烟进教室,放脚于椅上或坐于书桌上讲书,在其蔼善面孔与疏朗音调中时时流露诗意之灵感,刹那间,和谐而宁静浑圆的空气,充满教室。有时使人感觉似在明月下花园中听老者讲美丽故事之神情。”

与胡适、徐志摩擅长演讲不同,梁启超的口才并不好,不过其授课却也同样令人叫绝。他给清华学生上课,走上讲台,打开讲义,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简短的开场白:“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接着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点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既谦逊又自负。另据梁实秋等人回忆,“先生讲到紧要处,便成为表演, 手舞足蹈,情不自已,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讲到欢乐处,则大笑,声震屋梁;讲到悲伤处,则痛哭,涕泗滂沱。”总之,梁启超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临其境,莫不深受感染。兼之他博闻强记,四书五经、历史典籍、诗词歌赋,往往张口即诵。有时偶尔顿住,用 手敲敲秃头,又立即想起,大段大段继续往下背。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地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梁实秋还曾言,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梁启超的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如果说胡适、徐志摩、梁启超的授课皆是以情动人,让人如沐春风,那么鲁迅的课则以见解犀利见长,往往令人豁然开朗。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 课,不少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据当时的旁听生鲁彦回忆: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外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学生。但当鲁迅先生一进门,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讲课时既不威严也不慈和,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冷静,薄薄的肌 肉完全是凝定着的。然而,他上课的效果却是出奇的好,教室里经常突然爆发出笑声,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冯至也回忆听鲁迅讲课,与读其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跟传统说法不同,但却十分中肯。

当然,在民国时期的名教授中,也有一些是不善讲课的。如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便“拙于言词,尤其不善于讲书”。梁漱溟亦是如此,他讲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见解,但却不善言辞,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还有明清史专家孟森的讲课也 是出奇的沉闷,他从来不向台下看,照本宣读;下课时,讲义合上,转身走去,依然不向台下看。周作人的口才也不尽如人意,而且带有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讲台后又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双手插入棉袍的兜里才慢慢讲下去。冰心晚年曾回忆:“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

与此相似,以“疑古”著称的名教授顾颉刚虽擅写文章,却天妒英才,有点口吃,且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一般学生不易听懂。他对此也有自知之明,上课时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板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对这种情形,钱穆曾回忆:“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 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当年听过顾颉刚、钱穆讲课的杨向奎也说:“钱先生是长江大河,滔滔不绝;而顾先生口吃不能多言,只写黑板”。

更有意思的是,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第一次授课时,慕名前来的学生很多,竟然让他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口,先在讲堂上呆站了十分钟,才径自念起讲稿来,仅用十分钟便“讲”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望着大家,又一次陷入沉默,最后只好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学 生因此大笑不已。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沈从文的上课似乎依然没有多大改善。据其得意门生汪曾祺回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讲课时,没有讲义,讲起来毫无系统,多是类似于聊天的即兴漫谈,经常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作业讲一些问题。他讲课的声音很低,湘西口音很重,因此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不知道听了些什么。

不过尽管如此,那些不善言辞的教授仍然十分认真敬业。如顾颉刚虽然口拙,但他的板书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时间一久,大家也就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觉得货真价实,独具特色。沈从文从来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但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没有一点哗众取宠 的江湖气。修改作文时,他的批语有时比学生的作文还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名教授无论是否善于授课,其之所以成名,无不因其学术地位和创作水平。在这种氛围中,那些不善讲课的名教授非但并未失去饭碗,反而因其享誉学界文坛而成为大学的特色招牌。如此说来,他们疏于授课而专注于研究创作,或许恰是失之东 隅、收之桑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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