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耀红:批判不是贬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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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改革开放前30年,无数飞扬的标语、口号、运动,如同一个个荒诞的神话遇见科学,如今悄然飘零于记忆的暗区。当年那些熟悉的语词与句式,那些泛滥的话语体系与思维方式,忽而,成为人们嘲笑疯狂的谈资。然而,那些语词当年的境遇,与一些人的命运一样,总在唤醒历史的影像,内心扭曲的面相,精神苦闷的叹息。

时间行过。我们以为告别了昨日,却不曾意识到,历史可以如同大河东逝,而一代或几代人精神的变异、思想的桎梏、文化的损害,还深深遗留在这些语词当中。
比如“批判”。

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或此前的人们,这个词的意义从来不在字典里,而在那些大字报、小字报以及斗大一个字体的横幅标语和报纸通栏里,白纸黑字,肃杀亦如寒冬。

在我们的记忆里,“批判”出现的地方,天是阴郁的,云是凝重的,脸是愤怒的,舌头是沉默的,表情是怪异的。而窗外,永远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高压。

“批判某某某”与“打倒某某某”总会连在一起,情绪的非理性与思维的极端化总会连在一起,蛛胎暗结,并生出浅薄的高尚、疯狂的激情与对立的决绝。就这样,政治被异化,而“批判”又是异化了的政治塑造成话语的畸形。

批判,从此失去了作为一个语词的平和,亦离开了其原点。“政治运动式的思维方式”赋予“批判”以特定的价值与内涵。

那时候,批判是如此可怕的一个字眼,它意味着立场的反动,思想的可恨,逻辑的可笑,情感的阴鸷,意图的险恶,目的的“不可告人”。

因此,“批判”的对象很可能一夜之间就成了“专政”的对象,一条批判的标语很可能成为一场生命的祭奠。

从此,“批判”成为记忆里的伤口,成为文字的炮弹与陷阱,成为飞舞的帽子、棒子与大刀,成为没有硝烟的火药。

那时候,我们是如此害怕被“批判”,又如此娴熟地运用“批判”。

那时候,“批判”从来就不是事实与逻辑的批驳与判断,而是无视亦无心追问的情绪判断,是别有用心的“文字攻守”。

当疯狂的政治迷雾笼罩,当思想流动看不见源头,“批判”亦进入妖魔化语境。没有人愿意理性地“批判”,而被“批判”很可能成为对弱势者的侮辱和欺凌。

人们不会忘记:政治运动语境下的“批判”,是群情激昂的呼号,是揪斗,是漫画,是妖魔,是“踏上一只脚,教他永世不得翻身”,是拳头,钢铲、梭标以及利剑下的血流飘杵,人头落地,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或许,这是“批判”的中国记忆。

这样的记忆早已远离了诸如《哥达纲领批判》之类的古今中外一切哲学原典中的“批判”,也远离了思想论辩传统中的“批判”,远离了对话文明中的“批判”。

政治语境下的“批判”与学术语境下的“批判”,相去何止几千里也!

可以提问的是:我们只是曲解了“批判”这个语词吗?我们只是丟失了“批判”的原义吗?显然不只这样。我们所失去的是现代文明所不可缺的,理性的、争鸣的、对话的思想态度,失去的是面向文化,面对他人的思想敞开,接纳,碰撞,与生长的姿态。

是的,当我们不懂“批判”为何物的时候,我们也就不懂“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了。

本来,批判完全不该是这样的境遇的。非但没有这样的粗暴,甚至还不曾是一个贬义词。正如康德所说,在一切事物上都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

批判,远不是情绪的判断,而是理性的批驳。

理性是一种文明,一种修养,一种境界。批判的真相正如伏尔泰所说: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是的,一种不同于自己的观念与意见,极易被我们的情绪化予以拒斥,为了维护这种声音的存在,很多时候,不能只是象征性地宽容,而需要捍卫,甚而是誓死捍卫。
理性的批驳之所以必须,在于我们都可能是井底的“蛙”,都可能是摸象的“盲人”。

我想,有没有健全的机制与文化的精神来鼓励一种“批判”的思维与话语,是一个社会是否自由与文明的根本标志。因为,专制,最善长的就是扼杀一切“批判”的异数。

今天,我们在跟孩子们说“批判性思维”的时候,是不是先该回到“批判”的原点来:从一开始,它就不是情绪判断,而是理性批驳。

独立见解,追问真相,好好说话,真诚表达。我们教给孩子的,就是这样的生命态度,批判的精神,而不再是像政治运动语境下的激情入魔,愚昧呼号和政客手腕。曾几何时,批判很中性,很平和,很理智,很自我,带着真诚与严肃,与他人、与真理自居的一切权威来争辩,来探寻,来叩击,“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批判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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