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际可:这样的院士制,没有它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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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们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们的几位基础课的老师是院士(当时称为学部委员)。我们觉得他们很容易亲近,江泽涵先生抽着烟斗给我们做解析几何答疑,娓娓道来,很像是一位慈祥的老父亲,至今记忆犹新。学生们经常带着羡慕的心情议论他们的科学贡献,尽管那时对他们的成就还似懂非懂。但我们也能够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那时,每当我们提到院士,无不升起由衷的敬意。崇敬他们平易近人,崇敬他们几十年坚持教基础课,和我们这些毛孩子混在一起,崇敬他们突出的科学成就。那时院士和其他老师是平等的,他们不比同级的老师多拿钱,也不比同级的老师住的房子大。

如今,院士们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变了。院士从原来的智力高超,道德高尚的形象,一变为一种权势代表。因为在实际上,院士意味着住大房、拿大钱、抢资源。如今无论哪个单位,院士分房总是最大的;院士的工资都是最高的,有的单位为招聘一位院士开出年薪数百万的价码,这已经超出普通教授许多倍的天价了,更有甚者,还有的单位悬赏,能够拿到院士帽子的会给一千万的赏格。院士的研究经费是最丰盛的,院士受到的奖励名头也是最多的。但是工作情况怎样呢,我们只听说院士们到处忙兼职,有的在五六个单位兼职,拿多份工资。院士的作用还在于为各单位抢科研资源和经费。有院士牵头,起一个名目,动不动数千万的研究经费到手,可是实际工作大部分不是他们做。在高等学校里我再也没有听说有哪一位院士坚持数年或数十年教大学一年级的基础课了。如果有这事,那真是天方夜谭了。

其实,院士并不是神仙。我的同学王选有过一段话,这段话说得很实在。他说:

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26岁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38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人们说我是权威,这样说也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线。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重视。有一种马太效应,已经得到的他使劲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远得不到。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是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有时候我觉得可笑,当年当我在第一线、在前沿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的人要来干预,你该怎么怎么做,实际上他确实不如我懂得多。我也懒得去说服他,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一旦干到具体活,他根本不清楚里头怎么回事。我55岁以后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头衔,这是很奇怪的。院士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院士就是权威,就是代表,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这实在是好笑的,我已经脱离第一线5年,怎么可能是权威?世界上从来没有过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笑声、掌声)

我发现,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笑声)却说我是权威。当然一直到今年61岁我才卖狗皮膏药,讲讲过去的经历、体会,所以有人讲:“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笑声、长时间的掌声)在第一线努力做贡献的,哪有时间去电视台做采访。1992年前电视台采访我,我基本上都拒绝了。现在为了方正有些需要,事业需要,有时候就去卖狗皮膏药,做点招摇撞骗的事情。(笑声)我到61岁才这么干的,所以也是可以谅解的。年轻人如果老上电视台,老卖狗皮膏药,这个人我就觉得一点出息都没有。人们把我看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给弄错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笑声)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做出了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这就是院士,(笑声,长时间掌声)所以千万不要把院士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

在我刚过55岁的时候,提了一个建议,说:“国家的重大项目,863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55岁。”--把我排除在外。这个当然不见得能行,但我还是坚信这是对的。我们看世界上一些企业的创业者、发明家,没有一个超过45岁的。王安创业时是30岁;英特尔的3个创业者,最年轻的31岁,另外两个人也不到40岁;苹果公司的开创者也只有22岁;比尔·盖茨创微软的时候是19岁;雅虎创业者也是不到30岁。所以创业的都是年轻人,我们需要一种风险投资的基金来支持创业者,要看到这个趋势。

王选说的无疑是老实话,不过在现今数以千计的院士中,能够说这种老实话的我看到的仅此一例。王选的话以他个人的经历说明,一个人得到院士的头衔,只能说明他过去做过一些好的工作,并不能说明他今后能够做出更好的工作,更不能说明他现在的水平最高。所以,院士,实际上应当是一个荣誉称号。这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看待的。是对过去他做过好的工作的一种肯定和尊重。就是爱因斯坦,当年的薪水,也不能比别的教授多好多倍。他们不能因为一顶院士或诺贝尔奖金的帽子就不上课,或有什么特权。

麻烦就出在,我们在实际上已经将院士这一头衔从“荣誉称号”在不知不觉中抬升为实权在握的高位了。校长,非院士不可;学会理事长,非院士不可;重点科研项目领头人,非院士不可;这就难怪,院士已经在中国学界炙手可热得变态了。而这种变态,实际上就是过分抬高大批已经不在搞研究的“权威”对正处于创新精力最旺盛像王选38岁以前那样的年轻人进行指手画脚,抢夺他们的研究资源,乃至掠夺和扼杀他们的成果。它不仅不会激发创造力,反而会阻碍社会创造力的发挥。人们对院士的态度,也不知不觉地从原来佩服、崇敬,逐渐变为一种趣炎阿势、拍马逢迎了。

也正因为把院士从“荣誉称号”改变为实权和实利权位。才使院士这一头衔,争夺得十分激烈。张曙光为要当院士,行贿达千万。而且仅差一票落选。人们自然要问,那么多的钱给了哪些院士了?爱因斯坦曾说:“金钱只能唤起自私自利之心,并且不可抗拒地会招致种种弊端。”我们给院士以住大房、拿大钱的诱惑,只会培养一批研究人员蝇营狗苟,追逐利益之心。在它的引诱之下,像张曙光之流的这种维利之徒,就会削尖脑袋往院士堆里钻营。张曙光是没有得势的,人们自然会问,得势的有多少呢?靠假学位、假论文,靠行贿和拍马屁成为院士的人恐怕也不会是个别人吧。

当院士成为炙手可热的称号时,推荐院士也便是一项需要把持的“特权”了。记得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每当学会推荐院士时,我所在的学会做得是很认真的。事先通知学会的每位常务理事或理事,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向学会提出推荐名单。由学会办公室汇总后,再由常务理事会指定一些人组成推荐委员会对这个汇总的名单进行民主表决,从中表决出若干名为学会正式推荐名单。 大家认为我平时说话还比较公道,加以我本人从来没有“问鼎”院士的野心,所以几次都被常务理事会推荐为推荐委员会的成员。不过等到有一位院士理事长上任后,方式突然改变了。改为由学会常务理事中的院士来商定最后推荐名单。我们当然没有插嘴的余地了。其实,在院士的推荐制度上,已经充分照顾到院士的权利了,因为它规定每位院士可以推荐三名后选人。所以还规定学会和省市地方推荐,就是考虑需要有一部分候选人是吸收学会或地方部门的意见,以使候选人照顾的面更广。可是,我们的那位院士便不满足于他仅有的三个推荐名额,还要把本来属于群众学术组织的推荐权,独揽于自己手中。实际上,推荐渠道的缩小,或将推荐人仅限在院士手中,这就为贿赂和走后门大开方便之门。因为要贿赂的对象大大缩小了,从推荐到最后表决,都牢牢把握在院士手中,贿赂的对象一清二楚,贿赂的成功率也便大大增加。须知院士也是人而不是神,院士也会喜欢别人把自己当神来供奉,院士也会腐败,也会剽窃,也会弄虚作假。

还有一样,我们力学界有一个周培源基金,是周老逝世后,他的孩子们用他的遗产和部分学生捐献的款项建立的一个为奖励对力学有贡献的后学而设立的。近几届完全被院士们包圆了。其实院士这个荣誉称号已经足以使这些院士们流芳百世了,增加这个获奖,也不会使他们显得更荣耀,何必再锦上添花把应当给年轻人的那些奖项全拿走呢。这岂不是很奇怪吗。

如上,现在演变而成的这种院士制度,已经使院士退化为权势的代名词,成为新的名利场;它会阻碍社会创造力的发挥,会使科研资源的分配畸形,会使科学成果的评价失去活力;会使不干活的掌握资源、掌握评价权,结果形成有钱的不干活,干活的没有钱的局面。这样的院士制,要是没有,我们的科学和教学会更健康。这样的院士制应当死掉。

有没有办法起死回生呢?有,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办法是要把给院士的特权都剥夺掉,回复院士只是一种荣誉称号。这样,那些对学术没有兴趣的好利之徒就不会有兴趣往这里钻营了,院士也不会掌握实权变为科学的障碍了。

不仅如此,教师和研究人员中名堂众多的诸如“千人”、“万人”、“杰青”,之类的称号也应当废除。因为这些名堂众多的称号只会使一部分人趾高气扬,另一部分人遭到人为歧视。它绝对不利于和谐的科学队伍的建设,唯一的好处是有利于某些人政绩、满足某些人的权欲。须知创新,绝对不是抓出来的,而是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中冒出来的。自古所有的重要科学发明、发现,没有一项是权势抓出来的,也没有一项是金钱买来的。权势和金钱能够得到技术的成果,但是却得不到科学成果。从牛顿力学、微积分、量子力学、相对论、进化论、庞加莱猜想的证明、最近从证明方法上向孪生素数猜想迈进一大步等等,没有一项是权势介入的成果,也没有一项是金钱收买到的。这就是科学发展的规律。除了营建和谐宽松的氛围外,一切瞎指挥和过多的折腾,不仅于科学无利而且有害。

对于院士,当只有一个简单的名誉称号时,引来的是人们的佩服和尊敬,可是后来的名堂越多,腐败的现象也越多,引来追名逐利的好利之徒也越多,它已经并不代表科学了。这个历史的发展充分说明那些瞎折腾的措施只会越办越坏。

来源:教育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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