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历史十字路口的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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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来的中国》是高明勇有关中国改革的采访录。记得有一次,读到他的一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文章记录了他为第一个孩子办“准生证”的过程。为办“准生证”,他和怀孕的妻子,各自被不同省份的有关单位踢来踢去,牵连父母一起奔走,焦心焦虑。头胎孩子即将临产,竟然未获“准生”,只有“匪夷所思”能够形容。高明勇并不停留在为自己的经历叫屈上,而是以媒体人的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他继续深入调查,向社会提出警醒:我遇到,大家都可能遇到。事实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充满了这样必须改变的“细节”。确实,许多人遇到了,可是,大家都逆来顺受,忍了。久而久之,社会也就对不公正待遇习以为常。

看到这本书,我才知道,高明勇对中国社会各类问题的敏感一以贯之。这几年对许多重要议题做了深度专访。这些专访都围绕中国改革,涉及各个领域,应答的都是某个专题的研究者、或资深官员,握有可靠数据资料、有发言权也有见解。这是一个中国纪录,不说全纪录,至少近几年的重大议题大多涉及。我想,凡对中国改革现状和前景感兴趣的读者,这本采访录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值得细细去读。

这本书,开篇就是“改革动力”

改革无疑还是国家的重心,却又显然卡在某个节点上。对于改革困境,专家论及的要点并不陌生。例如“利益失衡”、形成了利益集团;难以达到改革共识。但是,下一步制度层面的解决方案,或者说更深入一层的现实探究,似乎心照不宣地难以展开。于是,高明勇开始发掘。

这本书涉及了事关“治理”各个层面,如维稳,化解社会冲突,警惕公权扩张,财政透明,政事分离,公益捐赠,公车改革,煤矿事故,毒胶囊监管,环境污染,等等。也讨论国外的事故历史和解决之道。常常看到,当出现一个问题,就会有人说,发达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也花了几十年。实际上,发达国家都是工业革命的先发国家,他们是史无前例地遭遇工业革命,毫无经验地在问题爆发之后摸索解决之道。而后发国家有后发的好处:在遇到这些问题前,我们循别国先例,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可以如何处理。我曾经听一个专家很痛心地说,在1980年代,我们就说过,千万不能重复西方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发展过程,结果,我们不但没有避免,而且更严重。有无数的“官员出国考察团”,却无法利用自己的“后发国家优势”,汲取国外现成的经验教训,这就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在这本书里,讨论非常实际的具体改革。例如,讨论“政、事分离”,就是行政应该如何与工、青、妇以及教育、卫生分离。例如教育,讨论非常具体而及时:大学招生失衡问题,盲目扩招和滥用升等升级,等等。原来中国大学偏少,但是,有一套现成的分流制度:有小学毕业后的中等技术学校、初中毕业后的中等专科学校,还有稳定的技术工人培训。高等教育不足需要扩大,但是必须“适度”,而不是偏废一端。如同不可能全是“科学家”,还需要“技术员”。书中有专家提出恢复八级工制度,也是很实际的建议。但是,当触及教育本身、“如何办大学”这样的根本问题,就会卡住。现代国家的发展关键之一,是创新能力。所以,我们耳边经常听到“软实力”。但是,中国的教育改革却无法直奔主题:我们是卡在政府对教育附加的政治考量上。所以,一切对教育改革的出谋划策,都只能在主题外围绕圈子,做一些细节修正。中国不缺热心投资教育的人,不缺有责任心有能力的教育家,只是受到限制。按照专家的婉转表达,是“政策供给不足”。如果能够还教育本来面目,把教育还给教育家,许多细节改革,如这本书讨论的语文教育、通识教育,都会自然遵循教育和办校规律迎刃而解。

针对这两年热门的“幸福指标”,专访也涉及了这个话题。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后,有一个进步,就是明白了,幸福感必须落实到具体生活,必须提高生活质量,也就是一再强调的“建立小康生活”。但是,多年来的“小康”改革目标,也常常收缩了我们的视野。它关注的“劳动者生活有保障,工资提高,生活稳定”,当然是对的。但是,以此推出“社会自然也稳定”却还需要更多条件。高明勇的采访在关注民众的物质生活时,却也敏锐地进一步关注物质生活之外的生存环境。例如,还有公平和公正的问题。专访特别论及冤狱和刑讯逼供的原因和制止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冤狱远非罕见。采访有细节措施的探讨,例如公检法之间应有的切割和制约,“错案责任追究制”如何执行,律师在场权等等。归根到底,需要司法独立,立法也独立。执法必须受到监督。

权力不分割,失去监督又如何?书中显示的研究结果是,在省级政府透明度调查中发现,原来应该是最可以光明磊落的监督机构,即人大和政协,反而是最不透明的机构。公权膨胀必定侵占私权领地。不仅这是健康社会的保障,我们退一万步说,人是有精神需求的动物,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之后,会产生更多合理精神生活的需求:会要求安全、自尊、自由;会要求自由获取信息、自由表达,要求自由议政甚至参政,即参与社会管理。而不是想象中的状态:物质生活富裕了,就能够压倒、覆盖和抹去这些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冲突永远会存在。更何况,缺乏监督的政府必定错误更多,这些错误就会是民众“不幸福”的来源。这些最基本问题不解决,要普遍地谈幸福,就有点过分奢侈。

城镇化、农民工的户籍,是高明勇花了很大力气做的一个议题。书中提到可以参照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城镇化经验。一个差别是,其他国家的城镇化大多是一个自然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政策修正后的“蜂拥而至”。回想起来,也许,今天解决户籍问题的挑战,还不如当年取消粮票、容许农民工进城工作的那个瞬间冲击大。当年造成的人口大流动是从无到有的地震,现在只是跟上去的一步。这部分采访做得非常细致,也比较了不同研究者得出的不同判断。

年轻人为什么要奔向体制内?

一个有意思的选题是关于“年轻人为什么要奔向体制内”。如果对比一下,美国的政府机构、公营机构(如公立学校),收入虽有高低,但福利通常比一般私营企业要好很多,除了老年社保金,另有单位退休金(一般私营企业没有)和家属的医疗保险补贴;还有,稳定。但是,并没有出现年轻人一拥而上要报考公务员的现象。这种就业取向大差别,定有特殊原因。这本书不仅介绍了中国特殊的“体制”概念和历史。在分析“为什么”的时候,还介绍了体制内外在收入和福利上的差异;附加有中国特色:公务员社会地位的优越,包括获得“关系”。我想,此外,可能还有一些原因:当法治不健全,体制外的经营大环境不稳定,令自主创业、私营企业风险过大;当私营企业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企业规范和文化;当私营企业所提供的自由、乐趣和收益,完全不能和一个稳定公务员相比,多数人自然会避险而转向公务员体系。看上去是就业小事,却直接影响国家创新能力,因为年轻人最具活力,而私营企业也是社会最具创造力的部分。这反射了私营企业的社会处境,也说明了社会创新能力不足的潜在原因。

高明勇一定看到了这一点,他的专访立即进入了金融改革领域。这篇采访的资料非常扎实,很有说服力地指出,高利润的金融、能源、电信、交通等行业,私营企业往往无缘涉足。私营企业在银行贷款的创业源头,又得不到公平对待,尤其是小企业求贷无门,私营企业常常只能饮鸩止渴找高利贷。这和发达国家银行竭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做法,背道而驰。假如法律界限不清晰,私营企业发展的正常渠道堵塞,把企业家逼上非法渠道,然后又打击非法。这形同逼良为娼之后立即扫黄。安全感是生存的第一条件。

于是专访谈论了“触动灵魂”,即打破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束缚、触动体制触动机制。书中提到,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思想解放,时值今日,“已经像口号一样司空见惯”。但是,实际上旧有观念依然存在,还是认为:“公”就是社会主义的,“私”就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是,背后的理论依据依旧:社会主义的就一定是好的,资本主义的就一定是坏的。这个在中国延续六十多年的思潮,根深蒂固。所以,我们一切都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定语,“市场化”也要是“社会主义市场化”。在这样的基调下,私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就难以乐观。私营企业家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就是资本家。因为在这个语境中,那还是一个坏透了的称谓,因为实在没法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资本家”。如同书中描述,“摸石头上了瘾,不想过河。”书中呼吁的“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其实就是更多资本主义化。概念清楚,就可以更多吸取一个成熟运作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在经济制度上概念不清,政治制度上的突破就更困难,进一步退两步时时都可能发生。

在这本书里,不同领域的专家不断提到,各类改革障碍,都与“无法逾越利益集团”有关。在媒体监督非常弱的情况下,唯一能够期待的,是政府。而从专访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直接间接控制的G D P达到了60%以上。这还不是最终数字,政府还可以控制银行等机构的资金。“没有哪个国家有那么大那么多的国有企业,遍布各行各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那么大。”书中指出,在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提到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国企的经营“只有在审计风暴猛刮和内部人曝光的情况下,公众才得以略知一二。”“没有一个全面透彻的交代。”书中一个最直白简单的小例子,就是“为什么新华书店惨淡经营,照样旱涝保收,民营书店哪怕办得有声有色,照样接二连三关门”。所谓国企就是政府企业,政府控制资金,和利益集团就有难以割断的联系。所以问题变成:如何自己监管自己,又怎么拔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提起来?

要追溯难题的源头

不仅是国企,对于“改革红利”的专访,以大量数据在描述中国现状,也在证明所谓“制度改革的红利”是个关键。说白了,多少人努力,不及改一条规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凡正面的关键改变,都是制度层面的变化使然。例如“文革”结束后,农村的改革启动,大面积农村“脱贫”,只因中央许可了“包产到户”。今天,和当年的“包产到户”一样,有许多有待改变的规则,不仅受访学者看到,人人都看到了,却无能为力,只能被动等待一个大包大揽的政府去做。所以,对“顶层设计”的呼吁,再三在书中出现。更要命的是,也像“包产到户”一样,等待中的“改变”,只是让社会恢复、“改回”到它原来没有被管的状态。

教育需要改革,只是由于政府从教育家手里拿走了教育权;需要“政、事分离”的改革,只是因为政府去管控了民间社团;国企大到不能倒,国企改革难倒一堆经济学家,其实只是源自那个“公私合营”的强制国有化。回想整个城镇化历程,会有同样的感叹,就是所谓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恢复社会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只要看一下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就知道了。作为一个大国,曾经几十年堵住人口的自然流动,如同先是人为制造了一个堰塞湖,然后面对“决堤”灾难,再讨论如何下游疏散、炸坝分流的“改革问题”。

我们无法在改革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弹冠相庆,而是必须追问改革前的难题是如何造成。我们有了史无前例的改革成就,不是因为我们天赋异秉、卓越超群,而是因为正常发展的国家,没有去制造我们的历史灾难,也就不必去创造“改革奇迹”。我们今天追溯难题的源头,不是为了和自己过不去,是为了提醒:千万不要一边改革、一边又在继续制造下一代的难题。

在这本书里,专家们说:“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可是,如何去改?这一圈,很快就绕回了政治体制改革,利益集团的克服,以及如何寻求改革共识。我们看到了问题,却只能在问题的上空一圈圈盘旋,无法落地,无法令问题消失,我们“知道”对未来改革目标“要”公开讨论,但也知道“无法”公开讨论;我们明知改革共识“不能停留”在理念阶段,但我们可能“还是继续停留”在理念层面;我们不断提到“要破局”,却一直无力“破局”。

这是一个难以落下的高空盘旋,一个历史十字路口之上的盘旋。

来源:南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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