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中国未来取决于会理性阅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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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让人们拥有现实感。什么是讨论中的现实呢?讨论靠什么来建立它的现实呢?语词。不管是书面的(包括网络的),还是当面的,在讨论中人们直接面对和处理的,是他人已经说出来的话,以及自己的应对。如果讨论还在继续,那么进一步的“现实”,就是他人进一步说出来的话,以及你自己进一步的应对。

面对讨论,即面对语词。不管是什么人,只需要根据他所说的话,他具体运用的词汇,这些词汇之间的前后顺序所产生的含义,来进行评判。他说了什么就是什么,他怎么说就是怎么说的。他嘴里含着沙子说的,就不是含着水说的,或者什么也没有含。思考的界限就是语词本身的界限。

甚至不在于话题本身,也不在于对这些话题所持的立场表态。不能一般地说,这个人的观点与我相似,因而我站在他一边,而要具体看他是怎么论证的,通过怎样的途径抵达他的结论。很可能,他的结论与你相似,但是论证中所运用的材料、所释放出来的信息,与你主张的完全不同。比如同为主张改良,有人是因为想要降低社会成本,减少民众疾苦;有人认为民众的素质太低,并因此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也有人从中释放的是,没有比目前的格局更好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正可以大捞特捞。

因而需要看这个人的具体论证,其一步步的用词、举例、分析和转折是什么,而不能含混模糊,觉得大致差不多就行。最终是语词走到人们面前。如果说有优劣高下,那么是语词本身的优劣高下;如果说有对比和碰撞,只能是语词之间的对比和碰撞;如果说有交锋和竞争,也只会是语词之间的交锋和竞争。语词和语词放在一起,已经形成了某种对照和对话。

任何意义只能从这些字词中释放出来,而不是另外添加进去的。这需要个人的判断力,也检验这个人的独立精神。对于成熟的读者来说,不应该相信一种超出字词以上的意义,认同与字词相分离的意义,认为它独立地、事先地存在于某处。因为是某人说出来的,所以就别有深意。没人一张口就能吐出一块金子来,每说一句话就等着别人接圣旨。

当人们阅读或者坐在电脑前,他们应该就像一场大赛中的评委,各人阅读来自闭卷考场的答题,作者姓名和身份都已经隐去,人们只消根据眼前出现的字词、句子和段落,与它们形成一种垂直的关系,而不是平行的关系,仿佛从半空中来看它们。与其他“评委们”的交头接耳,也在自己近距离接触文本之后。

波兹曼在他那本《娱乐至死》中提到,美国的前十五位总统,走在大街上没有人能够认出他们来。这些人们之所以能够从众人当中凸显出来,是因为他们在当时可能有的公共辩论中所表现出来的陈述、推理、周详复杂的论证。印刷术(各种小册子、报纸)则为这些辩论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些讨论文章走在他们本人前面,比他们肉身传得更远。

这对公众/读者提出了同样高的要求。没有民众,哪来国家?波兹曼指出当年的读者们面临“对智力最大的挑战”,当他们收到邮寄来的各种信息,需要运用自身的理性,“用知识武装好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读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为什么需要如此谨慎?因为“作者并不是始终是值得信任的”。人皆会犯错误,皆会撒谎、贴标签或过于笼统。只有经过反复甄别之后,他们才能够辨别某些方案或者某个候选人,投出自己信任的一票。这样一来,公共生活的前提便是“具备驾驭铅字的能力”。“没有高深的文化程度,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多数州的选举年龄定为21岁。”

这才是一种自我引导的并非权威引导的态度。今天美国的情况有变,某种变化也同时在我们这里发生,这在以后我们会谈到。但波兹曼谈到最初的这个情况,对于我们来说仍然十分遥远,是一个前面的东西,而不是后面的东西。不要说一般人们,即使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掌握了足够练达的文字工作经验,在专业领域中有着正当敏锐的评判能力,但是在面对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时,也会一下子变得换个人似的。他们其中有人相信,某些人的字词可以超出其字面所承载的含义,个别人可以享受某些豁免权。

这是为什么呢?只能说,我们的公共生活太过没有成形,我们的公共话语太过贫乏,人们公共生活的经验太少。我们的环境中,缺乏足够的可以让我们来作出选择和决定的公共文本,因而也缺乏对于公共文本的持久阅读及比较。

传统文人也阅读,但主要是阅读历史、文学、哲学或宗教文本。这种阅读往往是个人性质的,更多属于个人的私下经验。大师们被视为聪慧的先知或个人。当我们欣赏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主要看其修辞是否美丽,用词是否特别。一个人是喜欢杜甫还是李白,喜欢李商隐还是喜欢辛弃疾,只是个人口味而已,不具有公共理性和公共标准,也不需要这种东西。

学者们所属的专业队伍,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小型共同体,也像是一个微型公民社会。这里允许质疑、辩论和交锋,也鼓励人们答辩、反驳,尤其是调整自己的看法。不一样的是,专业领域有其自己概念的历史,尤其在自身历史中形成的一套专业术语,一个人参与这样的讨论,需要一定的门槛及学术训练。一个准备不足的人,企图蒙混过关的人,人们一眼认得出来,是不受欢迎的。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公共讨论不设门槛,但是在相关公共话题上,同样需要有所积累,有所准备。当然准备不足同样也可以说,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然而其他人们在阅读和接受的时候,需要有一种理性在内,需要将其放在平等的光线之下来考量。以严肃的眼光,来检视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那些句子,而不是把重心放在写出这些句子的某个人。

人们认同目前的中国面临着重要转折,需要有一些深层次的改变,令事情朝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这方面的讨论必定越来越多。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写不出美国那些开国者的文章,但是起码可以做一个这方面的合格读者。实际上此前也有许多类似讨论,某些方面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及时抵达到人们手中。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一些人被遮蔽,另一些人才得以流行。对此,知识分子要敏锐,要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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