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师课程意识”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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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宗伟:关于课程意识的文字,你可以下手了。
 
邝红军:课程意识,一定是人的课程意识,不是组织的,不是机构的。校长和老师的课程意识,具体表现应该不一样。有一回我们请了广州市盲人学校的校长来给我们的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讲“开学第一课”。他从很多方面和角度跟学生讲,这个专业的意义,特殊性,专业性,从事这个专业是对的。但他始终没有像某领导那样说“特殊教育的前途是光明的”。前不久参加一个会议,我当着某官员的面说,请这个校长来讲,是我们注重学生的专业意识的培养。没想到,他还特别地当着很多人的面说“特殊教育是前途光明的,为什么不可以说?”也许,他从来没想过这话对“盲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凌宗伟:有水平当不了官的,时下许多校长和教育行政官员是“心中无人”的。
 
邝红军:今天你说起“课程意识”,我就想到了这件事。人的意识,其状态和形成,还真是很值得探究的事情。盲校的校长,肯定比他强,更专业,更有感觉!
 
凌宗伟:这个案例很典型,可以写的。特殊学校校长,生在其间,自然会从他们学生的感受考虑言辞。教师的课程意识,就应该是生在其间的。
 
邝红军:是的。非常敏锐,非常专业的人。
 
邝红军:这次的稿子,是专注于教师的课程意识吧?你说的,涉及到了课程意识的形成的问题了。
 
凌宗伟:是的。其实无论校长还是教师,他的首先得有具体的土壤。特殊学校的土壤与非特殊学校不一样,这所特殊与那所特殊也不一样。关键是心中要有人,具体的人群,是我们课程意识的触发点。
 
邝红军:我会涉及到“课程权力意识”。课程意识的内涵和外延,也要交待清楚。
 
凌宗伟:《批判教育学》,谈到规定的课程的问题,也谈到“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有足够的权力问题。”
 
邝红军: 那本《批判教育学》,湖南出的和台湾翻译的,我都有。批判教育学,我是做了专题性的资料准备工作的,英文著作都有六七本吧。教师若普遍形成了“课程权力”的意识,那是一大喜事。苏联传统之下,教师差不多只有“照本宣科”的意识。
 
凌宗伟:是的,我们的教育还在前苏联的体制下。
 
邝红军:你打算写什么题目?我初定《教师的课程意识及其形成》。
 
凌宗伟:你怎么写怎么好,我约的其他人也是这样要求,这样才可以放开来写。五篇文字,最后请个教授点评一下。我另外附一篇短文。
 
邝红军:你要不要像某人那样,南下做掌门?
 
凌宗伟:不掌门了,捧人的碗,受人管,不好玩。
 
邝红军:你权力欲不强。
 
杨小洪:摘录宗伟,“关键是心中要有人,具体的人群,是我们课程意识的触发点。”

凌宗伟:杨教授好!什么时候拉您夫,为我主持的栏目赐稿!

杨小洪:其实上次我已经动手。写到妙处,煞不了车,变成了一篇学术论文的胚子。但要完成,却要做很多文献的功夫,因此罢手。但还是要谢谢你,让我在甲骨文里滚过一遭,受益匪浅。

凌宗伟:您的认真严谨让小弟佩服,这习惯正是小弟的欠缺。

杨小洪:没有办法,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想随便一些,又怕对不起自己,喜欢研究手头积累的实证资料。不耍空言,心里踏实。在大学里,有许多研究生帮着,这才可以往实里做。否则,一个人,五马分尸也不够。

凌宗伟:这就上过正规学校与没上过的区别?统一的课程,有的便是统一与压抑,所谓创新也就成了空话。一个教师想有自己的课程意识,是需要勇气的。

吴芳:我有勇气的,但我不具备能力。

杨小洪:我挺赞成你这个观点。一个教师,如果没有课程意识,很难成大器。能力是慢慢攒起来的。就像国际象棋里的卒子,一步步拱过河,到了底线,就车马炮,任你变化。

吴芳:建立课程体系,是不是先有目标,再有大纲,再有内容,再有方法……一步步建立个人的体系。没有理念,那行动会没有方向。

凌宗伟:是,能力是积攒起来的。

杨小洪:吴老师那法子,那是到了底线的卒子才可以做的。

吴芳:请教什么是“到了底线的卒子”?

杨小洪:国际象棋里,卒子攻到了对方的底线,便可以根据需要变成车马炮任何一个。用中国的俗语来说,就是媳妇熬成了婆。

凌宗伟:我们面对只有一家之言的程,更需要思考和建立自己的课程意识,有了它便可应付自如。

杨小洪:一线教师,其实是从自己课堂里的体悟一点一滴做起的。宗伟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从体悟,到教学调整,再到理论反思。

凌宗伟:杨老师,这一线之说,可以扒皮的,战争术语,在这个国度一直流行。吴美女好!理念先行不适合所有人。

杨小洪:理念要自家在课堂上切切实实地摸过了,有过失败与成功的演练,落到自己课堂的实处,落到学生学习的实处,才会不空洞。其实,行动并不仅仅是跟随理念。更重要的是行动充实理念改造理念,使其成为自己生命的体悟。那是,理念才不空。来自书本的东西,开始总是太空,要我们的生命去填补。

吴芳:在摸之前,总要有个摸的方向吧,如何摸,摸到什么程度,对摸的评价,总要有理念支撑吧?

凌宗伟:学中做,做中思,思过再做,做过再思,慢慢体悟,慢慢明析,慢慢丰富。

杨小洪:我读过宗伟的一些故事,他的许多理念,自然得益读书不少,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在课堂里的探索、思考,一切成功与失败,都是他自家理念的催化剂。所以一出手,就有自己的特色,让人感到背后有东西。既有对理念的信心,也有对理念的怀疑。其实就是一种矛盾,然后把自己赌进去,理念就慢慢有了个人的体悟,真实不二

凌宗伟:杨老师说的在理,不做无以明理,不读书,理非“真理”,尽信书,理非“自”理。理念与行动许多时候是没先后的,读书不仅六经注我,更要我注六经。要注六经就要以行动和经验为基础。

杨小洪:赞同宗伟的观点,好的理念,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吴芳:我的感受是,没有理念,你看到的,都是你原来能看到的东西。如果明白自己的视角和尺度,就能看到理念的内容。

杨小洪:不读书,便是陷在自己的具体经验里,没有迁移的自由度。

吴芳:理念不到位的话,有时,行动是盲目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了。

杨小洪:吴老师体验到的,是读书的启迪。那个理念,把我们从狭隘的日常经验的视角中救拔出来。但是仅此,我们是救拔出来了,但我们却回不去,因为书本并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何行动。因此要回到生活,必须有自己的探索。理念给我们的是一个方向,探索才能开辟能够通向理想的道路。

凌宗伟:错误理念下的行动,就是中国教育现实。正确的理念一定是在行动的基础上行成的。

杨小洪:其实,指导中国教育的,既不是正确的理念,也不是错误的理念,而是冷冰冰的现实的算计,是老母鸡的一把糠。有钱有势之人希望通过教育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无钱无势之人希望通过教育挤进有钱有势的圈子。

吴芳:那倒不一定都这样。

杨小洪:彩文讲的那个钱钟书的故事,说实话,我挺讨厌。因为这样的境界,只有钱钟书能做到,其他的读书人,只有仰望的份。智慧若孔孟、释迦摩尼,都有平等心,以为人人都有圣人之资,成佛之种。钱钟书的故事,甚至扯上了淫书,而且还是英文的,一写就是正反两面。不知编故事的人,是没有判断力,还是有意用钱钟书的名头,来挑战读书人的判断力?吴老师,我只是言其极端。其中曲折,自然无数。

吴芳:指导中国教育的,先是应试,再是就业,最后有一部份人才是钱权。

代利珍:的确,我们小时候还天天想着建设现代化,也算是有理想的,而现在过于直接。所以,一直很难知道自我,直到勇气更新。所以,吴非老师说,我们用了十年时间,孩子从什么都敢讲都什么都不敢表达,目中有人,心中有人,才能健康培养孩子成长。

杨小洪:吴老师说的是教育的残酷现实,而我说的是家长心的梦。建设现代化,这个理想起点太高,把人弄丢了。现在的应试、就业及钱权,起点又太低,结果还是把人弄丢了。教育丢掉了人,还是哪门子教育。所以,祖先的遗训,教书育人,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成了教书丢人或教书废人。所以我摘录宗伟:“关键是心中要有人,具体的人群,是我们课程意识的触发点。”钱钟书的那个故事,目中无人,只有书,不问书品,见书便拜。可想编故事的人品极差。连小鹿都惊讶了,但钱钟书实在名头太大,害的彩文也中了枪。

冯莉芳:教师要有活出来的课程意识,Personal history。很喜欢“人生的阅历”这种课程形象,好像是派纳的吧?

杨小洪:喜欢莉芳“活出来”三个字。Personal history,绝对是关键。有这个做后盾,说话就有底气,有气场。

冯莉芳:凌校的与课程意识的对话让我好兴奋,感觉自己做的事情被凌校给拔高了,教师还要有文化课程观,要有对学科的文化性思考。

杨小洪:丢人的实例,李天一。

冯莉芳:“丢人的实例”喜洋洋老师一语道尽。

杨小洪:如能一语道尽,我老羊就要烧高香了。发两个人复归为人的实例。

冯莉芳:杨老师的真的确让人生畏,进而转为敬。真,博,深是杨老师的骄傲

杨小洪:畏以立威,以破旧习。真以动人,反诚自心。旧习既破,诚心既萌,便无畏无威,与学生平等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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