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大学生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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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某次监考,开考已过1小时,一个从未在课上露面的学生匆匆进场,西服革履手提公文包,径直来到讲台前,语带诚恳地索取考卷:“老师,我是大四的学生,在东四环那边实习,晚高峰实在太堵了……”

任教以来,类似的“雷人”要求并不鲜见。不久前一位硕士生来信,称明年要申请国家项目出国深造,但学分绩距离标准还有差距,因此“希望老师能够给我一个95分,帮助我把学分绩提高一些”。惊愕之余,我回复道:“这样坦白的要求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我只能说你想拿95分的话,需要你本人的帮助,那就是论文写得足够好!”

当怒气渐消,我慢慢意识到这和学生的“人品”关系不大,而实在与大学以及整个社会风气关系极深。有德性的人多是被造就出来的,没有德性的人多是被纵容出来的。大学生将会拥有什么样的德性,归根结底要看大学以及社会的现实逻辑在鼓励什么样的德性。

在一次闲谈中,邓正来教授问道,既然在座的各位都笃信法治(the rule of law),那么请问如果你的亲人犯事,你首先想到的是咨询律师,还是迅速在脑海里搜索自己的关系网?举座默然。

大学生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德性?我以为最迫切的不是智慧、勇敢、节制这样的古典德性,而是“公平游戏”(fair play)的精神。那两位学生之所以敢于提出“非分”要求,恰恰是缺乏公平游戏精神的表现。

按说在一个资源相对匮乏且人人自利的环境里,“正义”几乎必然会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相应地,公平游戏精神也应当成为公民的基本德性。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依赖于“互惠”行动点滴积累起来的正义局面非常脆弱,相反,非正义局面的泛滥倒像甲型H1N1流感一般注定流行。

这个学期结束后,一名学生向我抱怨,称某门考试大半同学都在作弊,监考老师对此不管不问,于是他愤而起身走到第一排坐下,眼不见为净。我听后一度无语,因为我无法预知下一次他是否仍有起身离开的理由和勇气。

休谟说:“如果我独自一人把严厉的约束加于自己,而其他人却在那里为所欲为,那么我就会由于正直而成为呆子了。”成为呆子仍不可怕,更加可畏的是那些自以为得计的“搭便车者”不仅不会反躬自省,反而会进一步揣测呆子们是“大忠似伪,以博直名”。当社会的普遍心理以偷奸耍滑为荣、以诚信守常为耻,那么社会合作的基础也就接近土崩瓦解了。

一旦学生对努力的意义和分数的公平失去信心,考试就会成为一场勾心斗角的厮杀。随着国家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的涌入,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大学的评分体系正日渐丧失原有的功能(如 “鞭策学生努力学习、鉴别卓越、鉴定学生成就水平、提高教育质量”),而是逐步异化成可以直接兑换现实利益的工具和手段。

事实上,这个战线已经延伸到考场之外,除了学分绩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保研、出国以及奖学金的申请,还有更多不确定的因素会深刻影响学生的前途与钱途,比如社会工作的参与程度、师生的私人交情乃至是否参与国庆队列训练,等等。

在如此混乱的评价体系以及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下,学生几乎不可能在“所得”与“应得”之间建立起正确的认知,并最终确立起公平游戏的精神。以那位讨要高分的研究生为例,他的逻辑简单又荒谬:因为他“需要”这个分数来出国,所以他不仅“必须”而且“应该”得到它。相比之下,那个大四学生尽管同样缺乏公平游戏精神,但是他的理由却要“充足”许多:临近毕业、就业环境恶劣、全校公选课之易通融、北京的交通状况、学校追求毕业率……必须承认,在与残酷现实的对决中,德性培养从来处于底气不足的尴尬境地。

据说张灵甫兵败孟良崮之前,曾经上书蒋介石,痛陈国民党军内体制昏聩,致使“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如果我们仍旧对这个时代抱有信心,相信这个社会终将成为一个互利和正义的合作体系,我们就必须建立赏罚分明的公正体系,正面激励大学生的公平游戏精神,因为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彻底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还有可能成为问题的解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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