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李中清:教育公平 高考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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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李政道之子、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与梁晨、张浩合著的《无声的革命》出版。李中清就此书接受了《北京青年报》青阅读栏目采访。本文为三联书店惠赠观察者网的完全版访谈。

李中清教授说,开始这个研究项目的时候,本以为北大会越来越像哈佛大学,实际上研究结果显示它比哈佛大学公平太多。教育机会在全世界都是很不公平的,但是中国的高考是一个例外。而美国的精英教育制度不是很公平,或者说它重视的不是孩子的能力,而是别的东西。

以下为原文:

青阅读:《无声的革命》一书出版,除了学术上的意义之外,你期待它在大众层面产生影响吗?这项研究与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李中清:这本书我们主要的结论就是支持中国的高考制度。现在国内很多人都在批评高考,当然它有很多不好的方面,但是通过我们的研究结论,我们认为,第一,高考(在面对全社会录取学生时)相对客观;第二,因为它相对客观,所以有条件的人就能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这样就保持了学生社会来源的多样性。

我觉得教育公平是比财富积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目前教育机会在全世界都是很不公平的,但是中国的高考是一个例外。当然说绝对公平是不实际的,但总的来说比别的国家、比中国以前要好很多。

青阅读:促使您进行这个研究项目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您会觉得研究大学学生社会来源那么重要?

李中清:第一,社会的公平与否,教育机会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对于那些社会底层的人,如果他们能够考上大学,这将是他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让他们可以向社会上层流动。第二,我家里很多人都在学界,我一直生长在学校的环境里,我们对于学校教育问题都比较敏感。这是我从事这一研究的一个原因。第三,北京大学苏州大学两所学校很早就很重视这个问题。我的研究组、包括梁晨等很多人,一直致力于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我们的研究特点是:找大量原始的材料创建数据库,然后分析数据库的材料,经过这个过程,我们不管是以前做人口、财富积累还是精英教育的研究,都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大家都不太知道的史实。所以1998年,北大的迟惠生老师告诉我该校有这样一批材料(历届毕业生的学籍卡),我就想看看这些材料能否允许我们做一个数据库,做一些分析。

计量研究的好处是比较偏向真理,因为你只能根据数据客观地计算,而不能去影响它的走向

青阅读: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主要不是依赖传统的文献史料,而是注重用数据以统计、定量计算这种社会学常用的方式来研究历史,为什么您和您的团队会采用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它会带来什么改变?

李中清:很多传统的历史研究者的研究方式是:有了直觉的想法,然后去图书馆、档案馆找证据,看看他的想法对不对。这种研究方法比较麻烦的是,找材料来确定你的想法很容易,可是一般人从心理上比较难承认它的客观性,或是否定材料、或是不认可学者的想法。计量分析的好处是比较偏向真理,因为你只能根据数据客观地计算,而不能去影响它的走向,结果也比较客观清楚,这种研究方式不是为确定我们原本的一些假设,而是通过建数据库去分析,看看有没有重要的史实可以发现,所以我觉得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的研究是比较偏向自然科学的。

我一直生长在一个理科的环境中,我记得在成长的过程中,爸爸老跟我说,世界上有很多粒子,每一种粒子都意味着相当重要的发现,可是绝大部分的发现都不是研究者预先要找的东西。就是说物理学家想找的东西没有找到,找到了别的方面的东西。所以从小我对科学一个很基本的态度就是:如果从事物理研究就要尊敬大自然,如果从事历史研究就要尊重过去的史实。研究学问不是为了确定学者的聪明,而是为了尊敬你要研究的题目,尊敬它、了解它是否能让你学到你以前根本不理解的东西,通过研究一个现象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开发新的领域,这才是更重要的学问。做数据库的方式就比较偏向这样的研究。

青阅读:所以说您认为这种研究发现的是更为客观真实的史实?

李中清:至少它应该反映你研究的材料,至少它研究的是一个全面的、真正的结果。

我以为北大会越来越像哈佛大学,实际上(研究结果显示)它比哈佛大学公平太多。

青阅读:在《无声的革命》中,您和您的团队通过数据研究告诉大家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1949年以来在精英教育领域内创造并保持了学生的多样性来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机会公平的成就。但是书中也谈到,对于这个成绩及其重要性,政府和学界一直相当缺乏认识,在您看来这种忽视会带来什么影响?

李中清: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期,中国的收入迅速变得不均衡,中国最近十年的财富分配也迅速发展到不公平的阶段,在中国大家都对这种不公平相当敏感。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人们认为,教育的状况也应该大同小异,高等教育领域在这十年间也可能有这种不公平的变化。人们认为,至少过去高考(在教育公平方面)还比较客观,如果这点也改变的话,那么中国的整个制度太过于和西方接近了。这让人担心,世界的变化将会怎样。

坦率地讲,我们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也以为北大会越来越像哈佛大学,实际上(研究结果显示)它比哈佛大学公平太多,这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但这是个很好的现象。

青阅读:您谈到北大和哈佛的教育公平问题,事实上教育改革和强调教育公平一直是中国社会近年来的高关注话题,大多数时候人们习惯于将西方或者直接是美国的经验当作参照坐标。听说您有曾经长期负责美国顶尖名校加州理工学院的招生工作的经历,您如何看待两国之间精英教育公平问题?这种经历对《无声的革命》这项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李中清:的确是有影响。加州理工学院的招生我大概参加了有七年,而且本科生选取委员会的主席我也做了三四年。美国高中生进入大学有一个SAT考试,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计算,看看加州理工学院一年级学生的成绩和他们SAT的数学成绩是否相关。后来我们发现,虽然基本上不相关,但数学满分800,如果他们的成绩低于780,他们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能毕业的可能性会增加300%。我们因此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不收任何SAT数学成绩在780分以下的学生,除非他有物理奥林匹克奖之类的奖项。因此我们就有了一个在美国相对客观的录取标准,以便录取更多的成绩更好的学生。

后来我们把加州理工学院录取改革前和改革后学生家庭收入状况作了比较,结果发现,我们有了客观录取标准之后,我们的学生家庭年收入的平均数忽然降低了好几万美元,而且和斯坦福、哈佛、耶鲁、麻省之类的学校进行同样的比较,我们收的孩子就比较穷一点。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美国的精英教育制度不是很公平,或者说它重视的不是孩子的数学能力,而是别的东西。

我知道中国过去有科举制度,后来有高考制度,中国的教育制度一直是在西方的传统之外,所以我很感兴趣,到底中国和西方比较,在教育公平问题上会一样还是不一样。

国内财富积累、社会不公平问题日益加剧,大家都很担心这些现实,所以没有人愿意我们去研究这些年的变化。

青阅读:《无声的革命》研究选取的是1949年到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毕业生数据,从2003年至今,又是十年过去了,在中国社会现实变化迅速剧烈的当下,我们也关心,这十年间中国高校学生的社会来源是否因为社会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变化,这对于当下教育改革的方向会不会产生影响。那么在2003年之后的数据,你们是否继续进行研究整理?对于历史的研究者而言,如此近的现实是否在你们研究的范围之内呢?

李中清:我想这还是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因为我们是多学科研究,虽然我们的很多研究者是历史专业的,但我们做的是数理科学。

坦率讲我们还没有对2003年之后的数据进行研究,有很多原因。我们是1998年开始去申请这些材料的,2002年左右学校全部允许我们做这些研究,我们觉得相当幸福,因为两个学校的领导相当支持这个项目。可是之后国内财富积累、社会不公平问题日益加剧,大家都很担心这些现实,所以没有人愿意我们去研究这些年的变化。

我们知道最近十年肯定不一样,因为国内发展变化的速度实在是很快,比如最近很有趣的现象是:很多重点中学的学生根本不参加高考,直接上国外读书,这也是最近三四年才特别热的现象。由于这样的状况,有可能当我们做完前面这个分析的时候,当下的情况已经有变化。我们当然希望继续研究,但是我们也不着急,等着时间慢慢过去很多东西就会变成历史,一变成历史就不会那么敏感,政治化的因素也会变少,我们能够比较客观地去理解很多问题。

(记者 刘净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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