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丽宪:在家上学 新式教育的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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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当下文化沙漠中的我们,就是一帮文化的、教育的难民。继承的文化资源如此之少,为了孩子和自己的救赎,还要硬着头皮搞新教育”

本刊记者 徐丽宪 发自北京、大理

45岁的张乔峰决定把6岁的儿子张洪午带离学校。

张乔峰不能忍受传统教育在他这一代人身上留下的毒害,再在张洪午身上延续。“所有的学习都是以伤害我们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的。”

他希望张洪午未来做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张洪午离校后,张乔峰在家创办了学堂“龙学园”,自己教张洪午。

早在1945年,李慎之就在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开设《公民》课。他是中国20世纪思想界最重要领军人物之一。

2003年,李慎之去世。晚年,他念念不忘,希望在中小学校启动公民教育,编一套公民课本。他认为,比四个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

张乔峰的龙学园只是“在家上学”形式上的延伸。2010年,在浙江经商的江西人徐雪金创办“在家上学”网,让更多中国家长可以为孩子的教育权自由选择。一份数据显示,目前实践在家上学的孩子达到了1.8万。

“不是跟传统教育有对立性,应该是一种互补的教育方式。”张乔峰说,“政府应该给理想一点时间,而我们也应该给政府一点时间。”

让孩子回家

“龙学园”位于北京回龙观一幢居民楼里。2011年在这里租房后,他把儿子张洪午从学校带到这里。

当年9月,张乔峰为张洪午找了一家“还算不错的私立学校”。没多久,张洪午在学校里拍的一张照片让他觉得“孩子不对劲”。“照片里孩子双眼无神,无精打采,回到家也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张乔峰觉得是现在的教育体制,让孩子变得如此苦逼。经过了解才知道,张洪午在学校基本不能看课外书,长时间被关在屋子里。每到中午就需午休,这是好动的张洪午最难受的时间。“不管你愿不愿意,老师都要求孩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哪怕你根本就不想睡觉。”

张乔峰心里很焦虑,他认为这种教育会把孩子毁了。“批量生产的教育,对产生高级人才很不利,有些孩子的天赋很好,但就是不能适应传统的教育模式。”

此前,他就从一些朋友那儿了解在家上学的情况,他觉得凭自己的智商,自己在家教孩子是完全可以的。

23天后,张洪午离开学校。张乔峰的理由是,平庸、单一的学习方式还可以理解,至少在课余时间可以帮孩子补过来,但在孩子心里留下的创伤,是很难逆转的。

在这二室一厅的房里,客厅一分为二,一边摆放书籍和孩子的游戏场地,一边摆放一张桌子——供孩子吃饭和写字。书柜里摆放着《哈佛家训》、英语名著等书籍。

在一面墙上,写着张乔峰认为孩子最需要具备的几个素质。他把德行、修养放在了知识前面。“不要让孩子变成知识的机器,身心健康才最重要。”张乔峰说,“每天让孩子有不少于一个半小时的运动。”

一年后,有两位同龄孩子的家长出于对张乔峰教育理念的认同,把孩子送到龙学园,成了张洪午的同学。

张乔峰对孩子的教育不仅局限在家里。他会让孩子适度参与自己在外面的一些事务,比如,带孩子去租房,引导孩子建立人际交往的规则。

在不久的将来,张乔峰会搬离如今租的这个二室一厅。“已有人投资,租一个更大的场地,带更多的孩子。”

如果说张乔峰的扩张还只是一种理想的话,距离龙学园几十公里的“日日新学堂”则早已奠定了在北京家庭教育圈里的名声。

“日日新学堂”位于回龙观小沙河村的一个果园里。果园平常都是由学堂里的240位学生和70位专职老师,以及部分家长参与打理。

张冬青2006年创办了这个学堂的前身——带孩子在家上学。这一年,张冬青的女儿5岁。

张冬青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一名老师。这样的身份,让她深深明白“应试教育和人的成长是相违背的”。“人生的目的就是高考,考上大学后就算完成任务了,就要挥霍一下青春,却失去了求知的欲望。”张冬青说,“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这样。”

为女儿小石头(化名)找了好几家幼儿园,发现都不如人意。于是,张冬青产生了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带的想法。没想到,她的这个实践得到了身边3个家庭的响应。就这样,4个家庭组成了一个学习互助组,在居民区租了一套房子,请专业老师给孩子们上课。“那时候还没有下决心辞职,只在有空的时间参与。”

一段时间后,张冬青“感觉孩子的天性就一下子解放了,带来的变化有些喜人”。

当年底,孩子增加到了9个。“我们总是愿意看到孩子可爱的时候,我们不能接受孩子的弱点,我们会花很多钱求助于教育机构修正孩子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对孩子往往求全,希望孩子是完美的,孩子内向了希望他活泼,孩子好动了又希望他稳重,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却要孩子做到。”张冬青觉得,造成传统教育功利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来自家长。

两年后,最初和张冬青一起办家庭互助教育的另外3位家长都把孩子重新送到了学校。她认为,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就越来越有考试的压力,他们怕孩子以后竞争不过受传统教育的孩子。

“他们经常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让孩子成为自己的面子,将自身附在孩子身上,控制孩子的成长,这个标准是完全出于功利的,是以社会价值标准为坐标的,是以成功为指标的,孩子个体的价值在我们的意识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张冬青说。

“让孩子自然成长是最好的方式。”2008年,日日新学堂迎来快速发展,张冬青决定辞职,专心打理学堂。

在日日新学堂,孩子也会进行一些考试,但这个成绩不会被公布,也不会进行排名。在学中文时,日日新学堂的老师会以讲故事的方式去让孩子接受一个个文字。比如,一个“名”字,老师会告诉孩子甲骨文、隶书、楷体等多种写法。

张冬青把12岁之前孩子的教育分为3个阶段。4岁之前为养蒙(指的是孩子从初元状态逐渐觉醒的过程)阶段;4至7岁为养正阶段;7至12岁为养德阶段。

她最反感的是传统教育里的“告密”。“有很多学校规定课间孩子不能到院子里玩,如果发现谁违规了,就鼓励同学去告诉老师,这样的学校不是育人,而是毁人的。它培养了一种专门发现别人错误的习惯,这是阴暗心理的温床,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依赖老师权威,这个行为的实质是奴性人格和告密人格。”

回归传统与坚守在家

在北京的张乔峰把张洪午带离学校后不久,广州的章友彩却不得不重新把孩子送回学校。在此之前,她的孩子童童(化名)经历了一年的游学时间。

章友彩很早就意识到传统教育的问题,但因为家庭条件的限制,她不得不把孩子送去学校。她能做的,就是尽量给孩子找一家好点的幼儿园。

章友彩说,其实身边很多家长都有跟她一样的想法。“大家都知道传统教育有问题,但都认为改变不应该从自己开始,都期望别人站出来,改变得差不多了,觉得有效果才站出来开始。”章友彩说,“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实验品。”

在一番比较之后,章友彩为童童选择了中大幼儿园,过去一打听,因为要交十几万的赞助费,不得不打了退堂鼓。退而求其次,选了另外一家幼儿园。

去幼儿园没多久,章友彩有些不能忍受了。“第一课就是让孩子学会规规矩矩,把手放在桌上不动。”章友彩说,“学校应该让孩子彰显个性,而不是扼杀。”

她对传统教育的流水线生产深有感触。她觉得,基本上就是统一教育,“把班上的几十个人化成一个人,这样更容易完成教学目标。很少有老师真正去关心孩子心理的需求。”

有一次,章友彩去学校参加公开课,她发现所有的家长都特别喜欢让孩子表现。还有一次,老师提问让孩子回答,有一个孩子不愿站起来,他父母气得在背后狠狠拧了孩子一下。看到这些,章友彩很难受。

但最终让她下定决心带孩子回家的原因是,课外作业严重影响了童童的正常休息和成长。

其实在传统教育内,老师的处境也很尴尬。老师自己都不喜欢教材里的东西,但不用教材上的东西,学校又不允许。课本外的东西无法体现在应试教育的成绩上,家长又不乐意。

种种现象让章友彩感叹“命运的可控性太小了”。

回到家后,章友彩教童童最多的就是国学。但考虑到孩子的未来,她又不得不教孩子英文,为了形成一种学习的氛围,她家里的电视台只有一个英文频道。

慢慢地,章友彩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孤独。于是,她带着孩子游学到了新式教育的圣地——大理。大理于新教育而言,最强大的一个要素就是多元,在这里,可以遇到各个行业里优秀的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实验新式教育的家庭有一半在大理。

一年后,童童主动提出希望回到学校。“看到别的孩子都上学去了,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有一点社会人的概念了,要找同伴。”章友彩同意让7岁的童童回到学校。

当然,章友彩认为孩子的社会化也不一定非要去学校完成。她的理想是,在未来建一个6个家庭左右的社区教育模式,让孩子在生活中清楚规则怎么去制定,明白秩序是怎么建立的。

同样是在家自己带孩子的四川人吴刚已经整整坚持了7年。如今,他和孩子卷卷生活在大理租住的一套2层小楼里。

2006年,10岁的卷卷离开学校,在家跟着父亲学习。两年后,吴刚带着卷卷迁居大理。

现在,卷卷的每天都很规律:“上午健身、读中国古代经典;下午学一会英语,再吹一会萨克斯,剩下两三个小时打打游戏,或者出去环着苍山或洱海骑车。早饭前晚饭后,他还会站一会桩。”

17岁的卷卷,回头再看刚离校时的状态,他觉得是“从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解脱出来,到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完全释放了我的人性,在寻找真正的自己”。

搬离四川后,卷卷跟同学不仅仅是地理上的间隔,也有思想上的距离。有一次,卷卷回家跟同学相聚,在饭桌上表达了对时事的看法。一同学立马告诉他“不能批评政府”。

吴刚说,卷卷从小就会寻找逻辑的一致性。“如果逻辑不一致,他就会怀疑,从学校退学,也是他发现老师教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样。”

“在观念上表达的东西,落实到行为上却是相反的。”吴刚认为这是所有中国人都面临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对什么是现代意识的人没有充分的认识。”

吴刚说,我们想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却想通过儒家道德去达到,这在文化上是冲突的。“从人的角度讲,人性的本能是博弈,通过规则来完成人的利益,儒家是靠道德层面来约束人性达到一个人为的平衡,这样的结果一定让人失去创造力。”

吴刚觉得传统应试教育完全剥夺了人性的博弈。“他们习惯了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观点灌输给我们,不需要我们去思考,只要照做就好。”

虽同在大理,但吴刚却刻意跟别的在家上学的家庭保持距离。“还是有一种文化中心主义,一谈到教育,就是谈怎么学知识。过去的教育塑造了我们对教育的理解,然后我们又把这种理解延续到孩子身上,而对于什么是一个真正健康的人,是没有正确认识的。”

游学

当章友彩还在畅想时,宋夏艳早已在大理创建了她的社区共建教育。

2010年,宋夏艳放弃在广州一家外企任总经理的工作,带女儿希希来到大理,尝试给她一种新的教育。

宋夏艳说,希希可能是那种天生就不适合传统教育的人。希希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不喜欢去学校去学校里,她是经常被老师罚站的对象。

宋夏艳于心不忍,就跟希希的班主任商量给她的作业减负,并带着她一起去听了广州华德福学校的几堂课。这个源自德国的非主流教育方式一下子打开了宋夏艳的视野,她顿时觉悟,“这就是一直想为女儿找的教育。”

随后,她给希希报了华德福学校,但因为排名的先后顺序,希希进华德福学校要等一年。

宋夏艳开始在网上搜索其他的类似的教育机构,无意中看到了萧望野在大理创办的那美学校在招生。萧望野曾在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服务的学校工作了7年。

赴大理之前,宋夏艳也经常苦恼自己的幸福指数很低。她的不幸福感源于传统教育对她的影响太深。“我职场上很成功,但总感觉少了很多东西,至少精神上的追求没有得到满足,36岁了,还很糊涂,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宋夏艳说,“体制教育只教了一半——知识给我们,另一半——情感、人性却被有意剥夺了,体制教育不希望打开我们情感和精神方面的东西,这就是原因。”

宋夏艳不想让希希重复她这样的人生。那美学校倡导的灵性教育深深吸引了她。她辞掉工作,带着希希从广州去了大理。

但那美并没有给希希留下很美好的印象。一开始,学校一直只有6个不同年龄的孩子。希希发现一个7岁的男孩子经常欺负另一个女生,站出来打了男孩。老师让希希回家反省,宋夏艳听完希希的诉说觉得很沮丧,“体制内学校的感受又回来了。”

宋夏艳开始反思,“封闭的小环境里,孩子之间发生冲突很难释放压力,开放的社区才具备孩子成长需要的多样性。”她没有让希希再回那美,开始在家上学,并着手创办社区教育。

宋夏艳接下了那美学校留下的大木屋。大木屋二楼是学习场地,楼下木工房、陶艺房、音乐室、茶艺室等,用于培养孩子的感知能力。与此同时,她还租了几亩菜地,希望未来让孩子参与。

2011年10月21日,宋夏艳在豆瓣网上创建“大理蔬菜教育社区”。她希望更多的家长参与到这个社区共建中,她在网上写下:孩子一天天在长大,在半年的空档期之后,我醒悟过来。 如果真心地想要了解孩子、想要帮助他们,没有办法等待“被救赎”。 应该集合起来,自主创办一所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先进的学校。这所学校不是一所简单概念的“学堂”而已,而是一个真正融入生活、力透生命、给每一个成员都带来深刻的人生改变的家园。

一个月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河北、四川6户家庭一同来到大理,入住宋夏艳免费提供的小院。从此,宋夏艳便成了菜妈。

2012年5月,来自北京的候候和妻子带着一岁多的儿子阿斯根迁入大理,和菜妈联手投资建设两所亲子游学客栈,用于接待全国来大理的为孩子寻找新教育的家长。

两家客栈以年龄段来区分孩子。宋夏艳的只入住10岁以上孩子家庭,10岁以下的则入住候候的客栈。目的是“用各自家庭的气场营造社区氛围”。

宋夏艳看着几百个家庭来来去去,深深体会到父母望子成龙的焦虑。“他们都知道传统教育有问题,就到处去找能跟传统教育不一样的教育方式,但一段时间后又对新教育百般质疑。”

“还是父母太功利了。”

相信未来

选择在家上学,尽管很多家长在实践中有方式上的困惑,但对于孩子的未来,他们都表现出了乐观。

“在家上学”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在获得合法地位之前,一直受到公共管理机构的围剿。1993年秋季,“在家上学”最终在美国50个州合法化。

一份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在家上学已经成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教育方式,在家上学儿童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现已占适龄上学儿童总数的3%。美国大多数高等学校承认“在家上学”的孩子获得的全美大学入学考试SAT的成绩。

张乔峰认为,在家上学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一个趋势。“网络获取信息很方便,要什么学习方法都可以找到”。

他甚至觉得40年后,中国未来的顶尖人才大部分会从在家上学这个群体里的孩子中产生。“这是个性化的教育决定的。”

张冬青的丈夫王晓峰说,日日新学堂教给孩子的东西将让他们终身受益,毕业之后,日日新带给他们的影响会在生活中慢慢显露出来,健全的人格、强大的意志力和好的学习方法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吴刚觉得,现在早已不是一离开体制就没法生存的时代,选择的多元化,可以让孩子的未来更自由。

“教育就是文化传承的实践,而身处当下的文化沙漠之中的我们,就是一帮文化的、教育的难民。我们能继承的文化资源如此之少,但是为了孩子和我们自己的救赎,还要硬着头皮搞新教育。”吴刚说。

菜妈宋夏艳则认为,孩子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如果想在国内上大学,可以通过社区报名去高考,如果不想在国内,那完全可以去国外。”

张冬青觉得,不仅仅是新式教育,传统教育也应当承担起培养孩子新人格的责任。“如果建立不起人的自我价值,个体意义不被推崇,人就符号化了,人民就是一个抽象概念,变成一个政治术语。个人淹没在人群里,熙熙攘攘、庸庸碌碌,在等级中挣扎,在比较中痛苦,或者安于现状,抱残守缺。”

“建立儿童的哲学意义上的自我是我们的追求。”张冬青说,“让我们从尊重儿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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