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古平:刘百川先生年表

Leave a comment

1903年(1岁)

刘百川生于公历1903年2月12日(农历葵卯年正月十五),江苏省阜宁县吉冈村,农历这一天是辛未日。

新中国成立之后吉冈村划为滨海县,现行政隶属滨海县天场镇吉冈村。

刘百川属兔,其夫人石华秀属狗,1910年生,比他小7岁,因此刘百川的出生年份应是1903年,而不是常说的1902年。

刘百川原名刘于左,父亲刘学林,为人正直、无私,处处为乡民争取利益,故被乡里推举为乡长多年。母亲善良、简朴,在这样的家庭中既感受到父亲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奉献无私的精神,又秉承了母亲淳朴与善良的品质。

1913-1918年(10岁至15岁)

在本县白沙镇于楼村读私塾,师从江苏省涟水县高鹏程,高鹏程连水薛小圩人,秀才,能诗。刘百川生性聪明伶俐,高秀才很是喜欢这个学生,期间学习了四书,经史,奠定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也特别擅长作文。时家境贫因,春荒时三餐不周,仍一心向学。

1918-1919年(15岁至16岁)

在本县薛小圩村教一年私塾馆,刘百川在此期间结识挚友阴景曙。刘百川在小学教育的成就是和阴景曙的卓越工作、辅佐分不开的。

阴景曙(1902-2007)蜚声全国的小教专家。1927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 1951年10月任无锡师范学校副校长,1956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无锡市教育局副局长,曾任农工党江苏省委常委、省政协常委。主要著作有《六年单级新实施法》、《单级教育研究》、《乡村教育研究》、《小学低年级常识教学法》、《小学说话教学法》、《小学自然教学法》、《二部教学》等。

1919-1921年(15岁至18岁)

就读阜宁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刘百川因擅长作文,组织同学出墙刊,受到校长戴亦耕的赞许。

刘百川所著《乡村教育实施记》中曾有一篇怀念老师的日记:在肄业前戴亦耕先生给刘百川一本书看,刘百川怎么也看不懂。戴老师的训话是:“好了,不要紧,要知道学无止境,不要一得自矜啊。”

该文还记载刘辅仁先生和高海忱先生对刘百川在小学赌钱一事给以很深刻的教诲。当时刘辅仁先生对全班同学说:“你们大家从今天起,不要再赌钱了,象刘于左赌钱把级长输了,岂不可惜?”上师范之前高海忱先生要刘百川少带行李免得输了钱,免得东西全被人家扣去。刘百川回忆这件事时写到:“当时师范里同学们赌钱的事很普遍,从那时起从未赌过钱。”

1921年(18岁)

高小未毕业即考入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在今灌云县板浦镇)。

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为今江苏省连云港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前身,刘百川此间结识学弟朱智贤。

朱智贤(1908-1991年)近现代教育、心理学家。1930年,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后赴日留学,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教育学系研究员。抗日战争之后,先后任香港达德学院教授、教务长兼中山学院院长。解放之后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兼教育组长,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心理学报》编委,《心理发展与教育》杂志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儿童心理研究所所长,其著《儿童心理学》是60年代为解决教学急需而编写的一部专业性教材,长期列为高等师范院校教育专业教科书。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

在师范读书期间,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组办了“丙寅学社”,并创办了《文学周刊》,供大家撰写文稿、表达想法、交流思想,这群特别的人中就有刘百川、朱智贤、徐阶平等。当时慈母见背的朱智贤性格有些孤僻,结交到刘百川、徐阶平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后,开始了共同研究新文学的快乐生活。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刘百川已经把重心完全转移到教育上来了,他一天到晚读教育书籍,与同学讨论教育问题,并写文章发表自己的想法。低年级的朱智贤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些朋友的影响下开始对教育有了一些好感。

朱智贤在《我与教育》(1934年)中回忆道:“说起研究教育,自己不知是怎么会那么起劲。大概也是朋友的影响。记得朋友当中刘百川、徐阶平、郝如彬几个人,那时都快要毕业,他们不再常谈文学了,一天到晚,却是‘儿童’啦,‘训育’啦,‘教顺’啦,‘赫尔巴特’啦,‘杜威’啊,不住的谈,不停地写,我记得我也就在此时和教育发生一点好感。”

读师范期间,刘百川可谓是废寝忘食,他借遍了学校图书馆的书,博览群书,增长知识。他的学习方法和现在的研究生相似,他在课前看相关的书籍,思考;上完课,再思考,所以对一些教育问题的理解要比一般同学深刻。并形成了自己多学、多思、敢于亲自实践的学风。

国文教师吴铁秋,曾著《苍梧片影》。苍梧,云台山别名。该书收录先生多篇文章:《连云一瞥》、《云台山志》、《云台新志》等,属“海州文献丛书”之一。吴铁秋特地把自己学生刘百川所写《云台游记》附于书后,该文是吴铁秋和学生共游云台山之后的布置学生的作文。

刘百川所著《乡村教育实施记》有记载:“吴铁秋先生,是我在师范的国文教师,他教会我坚持写日记的。”几十年的教育生活,他能写出许多著作与他坚持写日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吴铁秋先生系我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的父亲。

刘百川所著《乡村教育实施记》中那篇怀念老师的日记中还记载了几位师范期间的老师,其中有:韩镜溪先生,为人热情愿意帮助人。他的名言是“金钱的作用,是要流通的,存在一个人身边,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他还有一句名言是人是:“要自己锻炼的,越怕冷,越觉得冷,不怕冷就不觉得冷了。”刘百川先生一生不看中金钱,注意锻炼得益于这个老师的教诲。

刘百川的这篇日记最后写道:“瞻念将来,我应当如何的努力,为社会为教育服务,以不辜负老师们的种种教导。”

1926年(23岁)

6月毕业于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师范毕业的典礼上章晴沦老师的讲话:“不要三大”,成了刘百川做人、做做事的镜子,受益终身。章晴沦说:“师范生毕业以后,要注意不要三大,第一不一定要做大事,做事的目的在于服务,做大事是服务,做小事也是服务,不必一定要做大事,放弃小事而不做。第二不要自大,新毕业的师范生,往往自空一切,看不起人以为一切的教师都不如我,那是错的。要一切都虚心,常向别人请教。第三不要大意,初做事的时候,最容易发生错误,假使大意了,自己有错误,自己还不知到哩。替学生改本子,当心不要写错字,和朋友谈话,当心不要说错了,给人家写信,写好了,最好自己重读一遍……。”八年后刘百川把实践章老师话的经过向老师汇报,老师的感觉又惊讶又快慰。

当年暑假,南京东南大学开办小学教师暑假讲习会。他主动报名,积极研究。他在此次讲习会上,选读了“儿童心理学”、“小学教学法”、“小学行政”等课程,师从陈鹤琴,俞子夷。短短三月,收获颇丰。

陈鹤琴(1892-1982)近现代教育家。一生主要从事于一系列开创性的幼儿教育研究与实践。反对封建主义的儿童教育观;提倡民主化、科学化、个性化的原则,主张“活教育”,“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俞子夷(1885-1970)毕生从事小学教育的实验和研究,重视小学算术教材教法的探索。主要著作有《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日记》、《一个小学十年努力记》、《小学教材和教学法》、《小学算术科教学法》、《学习研究算术教学法五十年》、《小学行政》等,并主编《算术课本》、《珠算教程》。

本年秋,徐州省立第三女师以一名优秀毕业生与第八师范交换,刘百川到任第三女师附小任教。

江苏省立第三女师附小即解放后的徐州中枢街小学。

刘百川在该校做国文教员时在《小学教育月刊》1927年第2卷第10期发表过《旅行设计里的国语教学》,该文末尾特别强调了三个问题:呆板的教科书,是万万不能用的,尤其是现在的小学教科书,都是不合用的;小学教师,应该是万能的,无论是教国语,还是教算术,但是音乐图画方面,似乎也该有相当的技能;内发的兴趣比赛,比外迫的荣誉比赛,似乎来得格外有价值,格外有效果。

10月,刘百川经叶梦兰、王少卿介绍,秘密参加共产党小组。

坊间传说,1926年,刘百川在江苏省第八师范读书期间,在谢鸣九先生指导下,以听课笔记为基础,写成他的第一本著作《小学教学法通论》,当我们实际阅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发现这本著作应该是他在读师范时阅读了学校图书馆当时中外教育名著所写的笔记。纵观全部著作不难发现他一生教育思想就是由这本册子作为起点的。即便在逆境中,也坚持近代教育者的先进思想,语言洗练、精准。特别是对教育及生活,以及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表述客观,对研究教学法意义、目的、方法、原则、测验以及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都做了精辟的阐述。《小学教学法通论》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小学教学法通论》列入当时的“师范小丛书”。全书24章,论述小学教学法的意义、研究法、儿童中心主义的教学思潮、社会化主义的教学思潮、经济学习法与教学、教学式样研究等。

江苏省第八师范的在读学生期间就著书的有两位,另一位就是朱智贤先生。他著的《小学历史科教学法 》193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7年(24岁)

“四·一二”事变后,于当年7月逃出徐州与组织失去联系。

9月由谢呜九介绍任淮阴中学实验小学教员。在此期间工作很有起色,时为江苏省教育厅长江问渔先生曾视察过该校。同事们怂恿刘百川去和江问渔厅长谈话,同事们的意思有两点,一是为大家说好话,二是以求将来提拔。不等刘百川开口,江问渔先生就讲:“你们同人的心理都有一些畏惧吧。请他们不要畏惧,好的教师,都应当在平时努力,这是无庸畏惧了。”他还说:“你近来觉得怎样?可想做校长吗?如果自问有做校长的能力,当然可以做校长,不过做校长做教员同是为教育服务,并没有两样。不过做教员的时候,最好安心做教员,不要天天想做校长……”刘百川一生都把江问渔先生当作自己的老师,时刻都铭记着这一段话,他的人生也实践着这一段话,凡事从小事做起。

江问渔(1885-1961),名恒源,别号补斋,江苏灌云县人,近现代职业教育家。1926年,经黄伯荫、黄炎培推荐,回到南京担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28年7月,他受聘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后任总干事、评议会评议长、副理事长,同时兼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2-1950年间,先后任中华职业教育学校校长、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校长、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校长、比乐中学校长等职;1949年9月,作为教育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28年8月(25岁)

任阜宁县教育局教育课主任,兼任县立师范教员。

当年,集体参加国民党,淮阴县教育局成立国民党区分部曾任区分部委员。

1929年3月-1930年7月(26岁至28岁)

本年秋,原设在灌云县板浦镇的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合并到设在东海县海州的江苏省立第十一中学,成立东海中学,1929年3月,出任东海中学附属实验小学校长。当时东海中学校长是董渭川;刘百川在东海中学附属实验小学校长期间,朱智贤,杨汝熊都在该校工作。

后来,教育界有“南刘北董”之说,据考即起源于此。

朱智贤在《我与教育》(1934年)中回忆道:“毕业以后,母校把我留在实验小学里当教员,恰巧校长是我的老同学刘百川先生,还有徐阶平,吴印圃几位老朋友。我们重聚到一起,当然不肯马马虎虎的下去,整天疯子似的。无论忙里闲里总是讨论教育问题,讨论以后,就来做,做了以后再来讨论。那种又安闲又紧张又有趣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生活上的黄金时代。”

董渭川(1901-1968)近现代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1927年从北京师范大学高师国文研究科毕业至1937年的10年间,他先后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中央大学区视察员、江苏东海中学首任校长、南京民众教育馆编辑主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兼第一科科长、河北大学国文系教授、山东省教育厅督学、山东省民众教育馆馆长。1938-1948年10年间,历任四川南充民众教育馆主任、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团长、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广西省教育厅顾问、广西大学教授、国立北平师范学院教授等。解放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副教务长。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教育界有“南刘北董”之称,是指刘百川和董渭川,并流传甚广。《中国教育报》2008年11月7日刊文《董渭川在东海中学》提出:“教育界素有南陈北董之说,陈是指陈鹤琴,而董是指董渭川。”这个说法有误,陈鹤琴从事幼儿教育,应该是“南陈北张”。张是指张雪门(1891-1973),浙江鄞县人,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北京香山慈幼院北京幼稚师范创办者,这些在近代幼儿师范教育史都有介绍。

1930年(27岁)

秋季开学应谢鸣九先生之聘,到扬州中学实验小学任教导主任。

在扬中实小任职期间,刘百川得阴景曙、杨骏如等大力辅佐,教学、教研、实验和实习指导等,取得显著成绩。他们三位被誉为扬中实小“刘阴杨先生”。

在此期间,刘百川为扬州中学高中师范科讲授“小学行政”课,陈侠是这个班的学生。刘百川还曾兼任上海市教育局教师党义教育课程。

陈侠,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级编审,课程论学者,曾主持翻译苏联凯洛夫编著的教育学。

《中华教育界》第2期刊登《怎样处理儿童的作文错字》。

《中华教育界》第10期刊登《儿童家庭生活的指导》。

《中华教育界》第11期刊登和徐阶平共同撰写的:《一个训练的具体方案》。

1931年(28岁)

《儿童教育》第4卷第2期刊登《儿童救国训练的具体方案》。

《小学教育》第1卷第2期刊登《怎么训练顽劣的儿童》;此文被收录到《初等教育研究集》(第1集)。

12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小学训育法ABC》,该书属世界书局发行的《ABC丛书》的第二本,内容有训育总纲、设备、制度、标准、各种训练、生活指导、联络家庭、训育人员、训育信条等。江恒源作序。这套丛书共刊行十几种。

《小学生》第14期发表:《诗歌:总理》。

《儿童世界》第23期刊登:《喜鹊叫(歌谣)》。

1932年(29岁)

5月出任江苏省教育厅科员。主编《上海教育日报》、《中央日报》、《新江苏报》、《苏报》等报刊,并主编《教育月刊》。

主编《教学实际问题的研究》(苏扬中小丛刊之十),出版地不详。

《小学生》第27期刊登《割麦插禾》。

《小学生》第28期刊登,《青天日白》。

《小学生》刊登第31期《打巴掌》。

《家庭教育的实际问题》,刊登于《民众教育通讯》,1932年第2卷第7期。

1933年(30岁)

1月,和徐如泰、阴景曙合著的《小学各科新教学之实际》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该书共12章。内容包括各科教育概论、教学方法、教学材料及技术等。

刘百川、阴景曙、杨骏如等在扬中实小首创六年单级,探索在农村办单级完小的可能性,阴景曙先生写了《六年单级新实施法》,于1933年6月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

4月,由上海开华书局出版《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上、下册),以日记体裁记述了自己在教育工作中的经验和体会。江恒源在序中说:“希望有优良小学校必先希望有优良小学校长。”

《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中有智贤先生对刘百川的一段评价:“百川具毅力、富才干,每有众人不决之事,百川船以一言决之。……而其戮才事业之精神,尤为常人所不及。百川居常无忧色,无怒容,不消沉,不欺惘。其对事也,无论其如何困难,从无畏虑退缩之表示;其对人也,无论其如何不肖,均存责己恕人之胸怀.百川健谈能文,所至之处,则谈笑风生,座中为之乐而忘倦。”

《江苏月报》第1期刊登:《地方小学教导实施的最低标准》。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第5期刊登:《个别训练的重要法则》。

1934年(31岁)

1月由大华书局出版《初等教育研究集》(第1集)。在扬中实小期间,刘百川组织了“中国教育研究社”,朱智贤、陈侠、阴景曙、杨骏如、徐阶平、杨汝熊、徐如泰等人是研究社的核心成员,他负责编印《初等教育通讯周刊》,刊登国内教师优秀论文,并和朱佐廷先生选其精华,合编了《初等教育研究集》,论述行政、教师、训练、教育等问题。教育家陈鹤琴、罗廷光、江恒源先生分别为书题了书名,时为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和夏承运先生分别题了序。

《初等教育研究集》内容颇为丰富、详实,受到当时教育界高度重视,研究集中有文章指出:“教育是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前进的,教育宗旨是寄于立国精神,它不能违背一个国家政体与国情。”也有文章严肃批评了“教育救国论”:“其次还有一个错误,是教育者常有,就是教育可以一手把颠危的国家社会挽救过来。”并认为:“教育是推进社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推进手段的全部。”

《初等教育研究集》(第1集)的作者有:刘百川、朱佐廷、朱智贤、陈侠、阴景曙、沈百英、吴增芥、杨骏如、马静轩等25人。

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和杨骏如合著的《课卷订正法》,分课卷订正意义 、原则、方法等十一章,并附《课卷订正与课卷构造》。

由大华书局出版《小学说话教学法》,该书由阴景曙校。

由开华书局出版《实际的小学国语教学法》。他的老师谢恩皋(谢鸣九)为该书作序,吴因研先生为该书题写书名。他自序中写道:“去年,在江苏省第一区小学教员暑期讲习会主讲《小学国语教材及教法》的学程,我当时就以本书为讲演的底本,有一部实际材料,似乎很能引起一般教师研究的兴趣,因为一部分学员要将所讲的材料,一一的印发,而会外的教育同志,向我要讲演底稿的也着实不少,因此我当时便将本书加以整理预备重行付印。”“本书初稿的写成,在教育部颁布小学新课程标准以前,所以书内所列的材料,与部颁小学国语课程标准不尽相符,现在已分别加以修订,惟有一部分材料,以种种关系,未能完全修订。”

吴研因 ,( 1886一1975)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原名辇嬴,江阴要塞贯庄人。1906年毕业于上海龙门师范学校,早年曾任江阴县立单级小学和上海尚公学校校长,上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兼附属小学主任,尚公学校校长。为小学低年级学生自编油印教材,开小学使用白话文教科书之先河。所编《新法教科书》(1920 年)、《新学制教科书》(1923年)等多种小学课本和教员用书为当时广泛使用。 主要著作有《小学国语新读本》、《基本教育》及教育论文多篇。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第1期刊登:《对于本刊的希望》。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第3期刊登:《小学行政一般事项的研究:怎样增进小学行政效率》。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从第9期陆续刊登《给小学教育同志的信》,最后整理成《小学教师箴言》。11月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俞子夷作序。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第12期刊登《公民训练法》(上)。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第14期刊登:《公民训练法》(下)。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第14期刊登:《儿童节的儿童教育讨论:从儿童节说到儿童教育》。

和徐阶平共同撰写《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续编》在《江苏教育》陆续发表,这些文稿最终没能成书出版发行。

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小学校长与教师》,分11章,讲述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师的任务与工作等。附:小学法、教育规程。朱智贤作序。

7月出任江苏省教育厅主办的镇江大港乡村教育试验区主任。1931年8月,在镇江大港成立了江苏省立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刘百川是第三任主任。

在大港期间,刘百川继续主编《上海教育日报》、《中央日报》、《新江苏报》、《苏报》等报刊,并主编《教育月刊》;由“中国教育研究社”刊发了一套“小学教师丛书”,共20余种,刘百川为该书刊印写了“丛书编辑缘起”;他还主编了一套“实际的小学教育丛书”,为该书写了“编辑旨趣”,这套丛书共有十几种。

镇江大港乡村教育试验区建立的历史背景:

民国政府行政院1947年印发的《国民教育》中记载:“民国九年(1920年——编者注,下同),社会上倡导平民教育运动。民国十七年六月(1928年),中央常委通过民众训练大纲。实现厉行识字运动。”

张惠芬、金忠明编著的《中国教育简史》指出:近代中国教育历史表明,“平民教育的推进过程,是知识分子自觉接近劳苦大众的过程”,“新学制及课程标准的制定主要由民间的教育团体发起,其后得到政府教育部门的支持。”

从1920年算起到1935年,已经有十五个年头,当时乡村教育运动已由民间推动转变为政府出资兴办试验区,并日趋成熟。镇江大港乡村教育试验区建立在抗战之前,由江苏省教育厅出资主办。

年底《乡村教育实施记(第1辑)》由黎明书局出版。《乡村教育实施记》共出版三辑,总计数百万字。以日记体裁翔实记载了乡村教育实施的个人生活与修养、教育的批判与主张、工作计划与方法共十四个部分。

《乡村教育实施记(第1辑)》中记述:工作由轻而重,生活由城而乡,薪金由高而低(从180元降到140元),毅然应聘前住,并剃了光头,显示从头做起的决心。1935年7月到任伊始,便与同仁约法三章:(一)从今以后,遇苦不说苦,而说:“还好,可以锻炼锻炼。”遇难不说难,而说:“再想法子,研究研究”。 (二)对内,每人每天:1、要有一个新希望,出一个新主意(记在工作预定表上);2、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3、要写一点心得。(三)对外实行“三不主义”:不贴一张标语,不照一张照相,不发一篇新闻稿子。

本年由亚西亚书局出版和朱佐廷合著《儿童教养与家庭看护》;

本年由黎明书局出版和杨骏如合著《劳作教学实例》。

本年由黎明书局出版《公民训练法》。

《教育与民众》第4卷第1期刊登《民众教育视导问题特辑:民众学校的教学视导》。

《江苏教育》第5-6期刊登《介绍关於教育视导的参考资料》。

《小学教师》第2期刊登《乡村小学改进要点》。

1936年(33岁)

3月由上海开华书局出版《实际的小学校务实施记》(实际的小学教育丛书),介绍如何对待校工和儿童、充实校务会议、实施研究工作、定升降级标准等。

年底《乡村教育实施记(第2辑)》由黎明书局出版。

原大港实验区的教员,原《江苏教育》资深编辑杨汝熊曾在《江苏教育〈中学版〉》上发表文章介绍大港乡村教育试验区,说明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一个乡村学校(同时办儿童班和成人班)应该作为这个乡村的文化中心和乡村社会改进中心,乡村学校的教师应该是儿童的老师,失学成人的老师,也是乡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导师。乡村学校应该发挥它在乡村中的优势,发挥它推动社会前进的核心作用。”

这个理论出现的背景是“乡村学校社会化”,并由社会化的概念演变为“乡村运动”。1936年6月10日,刘百川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乡村学校应该是乡村社会的文化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社会事业的领导者,这是最近的一种教育理想。”

在实践“乡村学校社会化”理论过程中成绩斐然,据《舟徒文史资料》第三辑有专文《大港乡村教育试验区概况》记述:区内儿童普遍入学,成人分批脱盲,有的能看书、写信.在破除迷信、防疫治疟、戒烟(区内有五、六十个烟民)、禁赌、植树造林(170多片)、兴修水利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实验农场推广良种稻、麦,繁殖良种鸡和猪。还指导农民利用江滩、小丘,组织养鱼、养鸡、种水菜、采石料、烧石灰、栽果树、垦荒滩等生产合作社(在当对是创举),农展生产,增加收入。几此种种,至今大为广大群众所怀念。赵家庄群众为感谢先生和汤指导员倡导并贷款筑坝蓄水,取得稻麦双丰收,特立两块石碑,刻着“战胜自然”、“人力胜天”作为对他们的永久纪念。

刘百川把这个思想写成文章:《乡村学校的社会化》,刊登于《小学与社会》,1936年第2卷第25期。

在《乡村教育实施记(第2辑)》中有朱智贤、谢鸣九致函给刘百川,希望他走出解决琐碎、技术问题,为解决中国乡村教育理论方面有所贡献。

《乡村教育实施记(第2辑)》多处能看到刘百川对建立乡村教育理论的观点,他认为:“要目标与技术并重,理想和实时兼顾。不要离开目标和理想偏重枝节的或零碎的技术问题,也不要离开事实及技术而空谈目标及理想。”

并认为:“乡村教育理论的建立并不是那一个机关或那一个人所应当单独负责的,我们应当发起联络各地乡村教育实验机关,共同致力于乡村教育理论的建立。”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小演说家》。

《教师的工作日记》,刊登于《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1936年第3卷第19期。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第1期刊登:《二十五年小学教师暑期进修播音(上):怎样计划学校行政》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第18期刊登:《播音讲稿:小学公民训练要点》。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第19期刊登:《小学教师进修应用书目:小学教师进修书目(附表)》。

《小学教师》刊登第18期:《小学公民训练要点》。

《小学教师》第19期刊登:《教师的工作日记》。

《小学教师》第1期刊登:《怎样计划学校行政》。

《小学教师》第19期刊登龚启昌和他共同撰写的:《小学教师进修(四种)》

1937年(34岁)

1 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乡村教育的经验》,分乡村社会观察,乡村民众错误心理的分析、地方自治与乡村教育的普及等11章。该书于1948年2月再版,被朱经农、沈百英主编的《国民教育文库》收录。

《乡村教育的经验》自序中说:“我平时常有这么一种感想,就是好多从事著述的人往往误以为窃取为参考,以抄袭当介绍,结果写了一本很长的书稿,大部分的材料,都是用的人家的,而自己可发表的意见,心得感想却是很少很少,如果完全以整理现成参考资料为目的,还未可厚非;否则就不免近于浪费了。试检阅现在流行的教育著述,也不免有这种浪费的事情。因为我有这样的感想,所以我平时写稿子的时候,不必求其完备,也不必求其丰富,只要把我自己的意见和方法完全贡献出来便算完事。所以我过去所写的东西,大部分的材料都是我自己的,很少是引用人家的。”

6月由上海新亚书局出版《乡村教育论集》,该书收录《乡村教育社会化》、《乡村教育辅导制度的革新》、《乡村青年训练问题》、《教育视察实施》、《一年来乡村工作的回顾》等12篇。

《中华教育界》,1937年第25卷第1期刊登:《小学公民训练的重要法则》。

《教育改造》1937年第5卷第6期刊登:《怎样做师范学校教员》。

《民族文艺月刊》第1期刊登:《开张词》。

《中华教育界》第1期刊登:《小学公民训练的重要法则》。

《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第12期刊登:《小学社会科教学要点》。

在此期间还编辑《乡村教育》在实验区内发行,记载江苏省立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的乡村小学问题、民教设施问题、私塾改良问题、调查与报告等。

年底《乡村教育实施记(第3辑)》由中国教育研究社出版。

在《乡村教育实施记》的第三集的最后,有一篇《中国乡村运动的概观》的日记。这篇日记写于1936年12月21日,是根据陈秩先生的演讲写成的,这里已经把乡村教育的问题推而广之,成为乡村运动。

这篇日记概括了“全国的乡村运动分为七种”,就这篇资料所提供的内容看,镇江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的工作汲取当时国内主要乡村教育试验区的众家之长。

12月大港沦陷,组织试验区部分教职员打着“江苏大港试验区战时教育工作团”旗帜北上。

抗战之前,还有一本《小学教育概论》,由新亚书店出版,时间不详。

1938年(35岁)

随“江苏大港试验区战时教育工作团”北上的试验区教职人员有33人,乘船向江北撤退,经徐州于1938年1月到达到西安。

本希望陕西省教育厅能指定一个地点拨给经费让江苏大港试验区战时教育工作团继续实验乡村教育,但未能如愿。

国民政府怕知识分子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延安去参加抗日,1938年3月教育部在西安登记流亡教师、学生。“江苏大港试验区战时教育工作团”全部都集中到甘肃天水,分别成立甘肃中学和和甘肃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

刘百川任甘肃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团委委员,后任主席委员。

盐城人胡益生,在大港时相当活跃,他从西安去延安联系上共产党组织关系,又回到西安随团到天水。高邮人吴曾样(扬中师范班学生,与陈侠同班同学)经胡介绍,得到刘百川同意并资助,约了几个团员回西安转赴延安。

此事受到教育部关注,并派顾毓秀等七位视察员进行调查,刘百川遭逮捕。后来经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郑通和作保获释。被迫辞去甘肃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主席委员职务。

陈侠在《师范教育》1987年第3期上撰文《怀念吾师刘百川先生》中回忆过这段往事:“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1957年3月在江苏无锡。记得我曾对他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意思是对他1938年1月率领我们到了西安而没有指引我们去延安有些埋怨情绪。这是我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又不反省当时自己觉悟不高的表现。今天想来是应该向他检讨的。”

《教育杂志》28卷第5期刊登和陈侠共同撰写的:《救亡工作中的自我教育》。

1939年( 36岁)

1月任甘肃省义务教育视察员。

由于继续受到监视,在郑通和劝说之下于1939年7月去重庆,经相菊谭介绍,然后由余井塘转为介绍见到了教育部长陈立夫。刘百川向陈立夫说明自己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希望能另行安排工作。并送一套《乡村教育实施记》给陈立夫。原因是镇江大港乡村试验区主任一职是由教育部任命的,委任状是由陈立夫签发。

之后经薛钟泰介绍进入四川省教育厅,当时四川省教育厅厅长为郭有守。

1939年8月任在四川省教育厅科员,编审秘书,义务教育委员会总干事。

据刘百川档案中自述:他曾先后两次进四川省教育厅工作,“第一次到成都是薛钟泰向郭有守介绍的。第二次回成都,是郭有守找我的,因为郭有守在重庆教育部商定国民教育计划,曾找我参加过意见,因此他坚决要我回成都。”

郭有守 (1901-1978), 1920年代自费留学巴黎,获巴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历届(共9届12年)理事、执委、监委、常委,推广中国教育电影(含电化教育),推动中国早期商业电影的健康发展,支持进步(左翼)电影事业。抗日战争中先后被任命为教育部秘书长、四川省教育厅长。1946年,中国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后,郭有守被聘为首任教育处处长,携妻儿供职巴黎,两年后,被聘任为该组织远东顾问。1966年4月初,在中国驻法国使馆和法国政府配合下,郭有守被护送到巴黎机场,登上飞机,回归祖国。

1939年3月3日,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武力、三个要素所构成,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亦可以说教育是经济与武力相联系的总枢纽,所以必须以发达经济增强武力为我们的教育方针”。并重申:“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由此推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统区教育。

这是刘百川在抗战期间在四川能够专注从事国民教育研究与实施的基本原因。

根据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讲话精神,刘百川草拟“国民教育计划”。四川省当时这套教育计划曾翻译成英文散发国外。

《甘肃教育》第6-7期刊登:《义务教育视导问题》。

《甘肃教育》第10-11期刊登:《乡村学校社会化》。

《教育通讯周刊》第29期刊登:《乡村小学教学改进要点(续完)》。

《教育通讯周刊》第40-41期刊登:《怎样举行民众教育馆辅导会议及社会教育研究会(上)》。

《教育通讯周刊》第49-50期刊登:《义务教育视导的几个实际问题》。

1940年(37岁)

1月由四川省教育厅出版《国民教育概论》,分11章,内含国民教育制度、行政机构、学校的组织与实施等。附:国民教育实施纲领等2种。

4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规定国民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两部分,两者同时实施。“国民教育计划”在四川开始深入实施。

6月由四川省政府出版《中心学校,国民学校教学技术概要》,分3章,内容有教学要则,一般法则、学级编制、各种教学等。

6月,他和王珵英合著的《中心学校,国民学校行政概要》由四川省政府出版,系国民教育辅导丛刊之4,国民教育师资训练教材之4,四川省教育厅主编。分3章,内容有教学原则,一般法则,学级编制、各种教学等。

8月在四川省训练团兼任教育教官,讲授“国民教育”课程。

9月应傅葆琛邀请,兼任华西大学专任副教授讲授“国民教育”、“儿童教育”、“师范教育”、“教育史”等课程。

据刘百川档案中自述:“我到华西大学教课及专任副教授是他(傅葆琛)介绍的。他曾在江苏教育学院教过书,在江苏和我有过联系,我到成都时,他曾找我对学生讲‘乡村教育的经验’,以及介绍我兼课。”

同年,他和陈梓北、王珵英合著的《实习指导》也由四川省政府出版,该书系国民教育辅导丛刊、国民教育师资短期训练版教材之13,四川省教育厅主编。共9章。

为四川省教育厅拟定整套国民教育计划,推行国民教育制度。为推动战时四川小学教育,失学民众补习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成绩显著,于1940年年终检查记功,受到嘉奖。

《安徽儿童》第3期刊登:《乡村小学教学改进要点》。

《教与学》第4期刊登:《中心学校及国民学校的校务设计》。

《政教旬刊》第24期刊登:《乡(镇)长兼校长事实的困难及其解决》。

1941年(38岁)

3月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义务教育视导》,该书共12章,包括义教视导概说、实施纲要、小学行政指导要点、义教视导员自衡标准等。并附:改革地方教育辅导制度刍议。

为四川省教育厅拟定整套国民教育计划,推行国民教育制度。为推动战时四川小学教育,失学民众补习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成绩显著,于1941年年终检查再次记功,受到嘉奖。

《国民教育指导月刊(四川)》第3期刊登:《实施强迫教育的实际问题》。

《教育通讯周刊》第44期刊登:《国民教育师资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共解决办法》。

《教育通讯周刊》第23期刊登:《国民教育及标准的拟议》。

《教育通讯周刊》第30期刊登:《办理成人班的几个实际问题》。

《国民教育指导月刊(四川)》第2期刊登:《乡镇单位国民教育研究会的设计》。

《国民教育指导月刊(四川)》第5期刊登:《朗读练习的实际研究》

此外,1941年由四川省政府教育厅主编印刷的《学术讲演集》第四辑,有刘百川的演讲《解决国民教育师资问题的途径》。

1942年(39岁)

5月由四川省教育厅出版《教育行政》(师范学校教科书),8月订正后由兼声编译社出版。该书共17章,包括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教育制度、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地方教育经费、学校的建筑与设备、学校事务管理等。郭有守作序。

10月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第一组组长。编写《民众组训》教材,主办《小学教师通讯》。

本年由四川省政府教育厅出版《教育实习》(一年制师训班教本),分实习概论、参观、见习、试教、社会事业的参与等5章。

《小学教师待遇制度的商榷》,刊登于《国民教育指导月刊(四川)》第6期。

1943年(40岁)

5月由上海新亚书店出版《国民教育十讲》,分国民教育的概论、普及标准、视导研究、师资问题 、乡镇保学校的校务设计、实施强迫教育等10讲。附:《国民教育实验工作的回忆》一文。

1944年(41岁)

1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和郭有守合著的《国民教育》(师范参考书)。分18章,论述国民教育的发展、趋势、教育行政、经费、学校组织及实施等。

同年,他和郭有守合著的《国民教育须知》由上海中国教育研究社出版。收《教育行政实施纲要》、《教育技术概要》、《技术训练概要》等5篇。

8月,任四川大学教授、金陵大学兼职副教授,讲授“教育概论”、“国民教育”、“乡村教育”等课程。

刘百川在四川期间所写论文尚不清楚,特别是为四川省教育厅所撰写的文稿,有待进一步研究查证。

1986年《四川教育史》编修者李仲耕把《刘百川先生对四川小学教育的影响》写入史册,并附《刘百川小传》。

1946年(43岁)

抗战胜利之后,回江苏省教育厅工作,1946年7月,任江苏省教育厅第四科、第三科科长,直至解放。

本年8月,应江苏教育学院院长童润之邀请去无锡任江苏教育学院教授,讲授“乡村教育”,“国民教育”等课程;负责主办该校由教育部规划、利用美国援助经费举办的基本教育试验区,任试验区主任。地点就在无锡乡下。

本年《现代儿童教养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8年被朱经农、沈百英主编的《国民教育文库》收录。为本书作序的傅葆琛先生介绍:“自百川先生设帐华西大学后,曾开设‘儿童教养’及‘儿童教养与家庭’两课程,本校及友校学生选修者争先恐后,超过预定人数,足证一般学子对百川先生之信仰。”

这本书是刘百川的学生萧世杰把自己的听课笔记和刘百川的讲稿整理后发表的。

王云五先生去台湾后于1966年开始主编《人人文库》,1971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将《现代儿童教养研究》收入《人人文库》,并于1982年在台湾再版。

傅葆琛(1893-1984)191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耶鲁大学,获“乡村教育”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旅欧华工组织中从事教育工作。1924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北师大、燕京、辅仁、齐鲁等高等院校执教,并和我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合作,在河北定县领导和参加平民教育实践,推行“乡村教育”“乡村建设”。1924年10月傅葆琛出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乡村教育部主任;平教总会开始提倡乡村平民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回成都,执教四川大学。后在华西大学开设“乡村教育”“乡村建设”课程,担任乡村建设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

《新学风》第10期刊登:《国民教育的真正任务是什么?》站在国民教育主要政策的推动者的立场上明确提出国民教育不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教育,“希望受过国民教育的人,在全体国民当中,能做一个健全的国民。”彻底肃清“士大夫教育流毒的影响”。

《中华教育界》第3期附刊刊登:《教师的职业清高吗》。

《国民教师通讯》第32期刊登:《从教与从军》。

《教育与民众》第1-2期刊登:《教育与民众应有的关系》。

1947年(44岁)

12月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巡回辅导》(国民教育丛书),该书包括五部分:辅导在职教师的重要性、巡回辅导的创设和改进、乡镇巡回辅导的实施、县师范区及省的巡回辅导工作、巡回辅导的实际讨论等。

本年由镇江中国教育研究所出版《国民学校教育纲要》,和刘学愿合著,分绪论、 教材、普通教学方法、各科教学方法、各种教学技术五章。

《国民教育辅导月刊》刊登《师范学校社会化》。

《新教育杂志》第1期刊登:《儿童教育的保障》。

1948年(45岁)

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国民学校办理社会教育概论》,分8章,论述学校社会化的新思想,学校办理社会教育的先决问题、普及标准、方法、困难等,并以江苏大港教育试验区为实例。

本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国民教育行政问题》,分7章,论述国民教育的政策、目标、制度、行政、师资、以及扫除文盲等。

4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学校与家庭》,和刘学愿合著,共7章,包括家庭教育的实施、学校教育的实施、学校与家庭的联络、学校对于家庭教育的指导、家庭对于学校教育的协助等  。

本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辩论家》。

《国民学校办理社会教育概论》、《国民教育行政问题》和《学校与家庭》被收录于朱经农、沈百英主编的《国民教育文库》。

《教育杂志》第2期刊登:《普及国民教育的根本考虑》。

《教育杂志》第6期刊登和朱佐廷共同撰写:《民主化的教学实施》。

《教育杂志》第10期刊登和朱佐廷共同撰写:《国民教育的改进要项》

《教育杂志》第12期刊登和朱佐廷共同撰写:《教育民主化的根本考虑》。

1949年(46岁)

4月无锡解放,解放后江苏教育学院更名为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刘百川任教授,工农教育系系主任。

1949年5月6日他在《宁波日报》撰文:《肃清教育上科举的毒素》,文中这样写道:“科举的目的是在‘揄才养士’,为朝廷选拔治才,以功名利禄,牢笼读书人的思想与智慧,使能始终为朝廷效忠。这种教育的结果,不但教育的机会被少数人所独占,而且受教育的人,都变成空疏迂腐自私自利的人物,对于国计民生,并无丝毫的贡献”。他认为当下的教育“虽然学生的科名已不复存在,但教育所受到科举的遗毒,不但没有清除,而且日益加深”。所谓“寓科举于学校”对新教育影响之深不能低估,所以,教师学生都应当负起教育民众的责任,以学校的一切,影响到社会的风气。

解放后继续在基本教育试验区推行“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苏州大学网站“百年苏大”有一篇当时工农教育系学生胡凤云写的《下乡日记》,记述了当年工农教育系学生在基本教育试验区继续实行扫除文盲的事情,其中一段写的是刘百川先生在晚间亲临课堂和农民进行交流的情景。

为了彰显在乡村教育以及教育试验区的贡献,并考虑到家庭人口多,人民政府曾经一次性发给刘百川人民币120万元(旧币)奖金。

童润之(1899 -1993),著名的乡村教育家,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科。1926年夏,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教育研究院攻读中等教育,获教育硕士学位,1928年回国。1929年初,在无锡建校的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增设劳农学院,他经俞庆棠之邀,到院任教授,讲授乡村中等教育和乡村社会学,兼农民师范班主任。抗日战争时期,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临时迁至乡间授课。1938年夏,童润之任代理院长。抗战胜利,委托童润之回无锡筹划复院并担任院长。解放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更名为苏南文化教育学院,童润之任副院长。抗美援朝时期,童润之先生作为苏南人民代表,参加第一次赴朝慰问团。华东院系调整之后任江苏师范学院副院长,1956年曾奉命北上到徐州筹办徐州师范学院,但未成行,留在南京江苏教育学院给干训班教授教育学。1963年调回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

1950年(47岁)

展开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而后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刘百川积极接受共产党的思想改造。

《苏南教育通讯》第1期发表:《我是知识份子》

《中华教育界》第6期复刊发表:《贯彻思想教育实施教导合一的初步尝试》

1951年(48岁)

3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抗美援朝开始之后,刘百川亲自把工农教育系的学生送到抗美援朝前线,这些学生回国后在北京天安门留影,并寄给他一张。照片背后是这样写道:“春假期间,我们在人民的首都会师。看!他们多么高兴啊!”

1952年(49岁)

8月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教师们的思想改造》,收录了马寅初、朱光潜、丰子恺、黄家驷等14位国内著名知识分子改造的思想体会,这些体会都在《人民日报》或者省级报纸上发表过。其中第九篇是刘百川发表在《苏南日报》的文章,题目是《我的投降主义教育思想初步批判》。

8月,华东院系调整,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工农教育系并入苏南师范学院成立教育系,任教育系主任、教授。

1953年(50岁)

江苏行政省恢复,苏南师范学院更名为江苏师范学院。继续担任江苏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教授。

1954年(51岁)

苏联教育专家到上海讲学,他每周都坐火车去上海听苏联教育专家的演讲,认真学习和研究苏联教育家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马卡连可的著作,并向学生们推荐马卡连可的著作《塔上旗》、《教育诗》。后来《教育诗》拍成电影《教育的诗篇》,他宣传鼓动学生去看。

结合自己几十年的教育实践,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和当时中国的教育实际,他在《人民教育》、《江苏教育》、《文汇报》和《苏南日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江苏教育》1954年10期发表:《我们要把儿童培养成什么样子?》文章说:“这种全面发展教育的结果,就是要使他们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诚实、勇敢、壮健、活泼的新中国优秀儿童。”

1955年(52岁)

7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的指示》,暑期江苏师范学院就开展肃反运动,肃反运动开始之后他不再担任教育系主任,并从第二学期开始只兼任物理专修科的公共课教育学。

苏州五人小组对其历史问题做出的最终结论是“不作历史反革命论处”。

1956年(53岁)

《教师报》第3期发表:《我对班会活动形式的意见》。

8月他完成自己的代表作《全面发展的教育》。

江苏师范学院期间,他的政治积极性和科研成果达到一生中的顶峰。

刘百川先生解放后撰写的大量论文,尚未厘清。

8月,刘百川奉命到无锡筹备无锡师专,暂定名为江苏省中学师资训练班,任副主任兼教务处长,

江苏省中学师资训练班参加当年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培养中学师资。

到无锡后,刘百川被选举为无锡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民盟无锡市负责人。

1957年(54岁)

春开始鸣放整风,刘百川担任江苏省中学师资训练班整风鸣放领导小组副组长。

4月民盟中央委员费孝通到无锡视察,了解整风鸣放的具体情况,他以民盟无锡市领导人的身份接待了过去根本不认识的费孝通;5月《文汇报》记者采访他,他在开会,记者在办公室等了一上午,中午才见到他,于是留这位记者在家中吃的午饭。反右开始后,成为两大罪状,说费孝通“点火于基层”,说文汇报记者“策划于密室”。

6月15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决定,在江苏省中学师资训练班基础上建立江苏师范专科学校。

《全面发展的教育》7月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阐述了“什么是全面发展的教育”,“全面发展教育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任务”和“全面发展教育的实施”。

他认为:“全面发展”可以说是“个性的全面发展”,也可以说是“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个性”是指一个人在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各种特点。它包括各个人的共同特点也包括每一个人的个别特点。

强调全面发展不能理解为平均发展,而是个性的全面发展。书中多处指出在当时的教育实践中违背个性全面发展的现象。例如“消灭三分”的口号,对学生提出“整齐划一”要求,让学生模仿大人的口吻说现成话,不能真实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只有认识、情感、意志同时起作用,才能养成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他对德育的理解不仅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而是要结合生产实践、社会实践以形成正确的认识论和认识能力。

随后刘百川被错划为右派,并定为反革命分子。

江苏师范专科学校党委《对右派分子刘百川的结论》中说:

“自7月11至9月5日先后召开大会(全校性)、中型斗争会13次(小型的尚未统计在内),出席会议共有630人次,会上发言共有605人次。”

“按照中央政策精神,对刘不仅以右派分子处理,应以反革命分子论处。故决定宣布其为反革命分子,撤销其一切职务(包括撤销无锡市政协委员,取消其教授学衔),留用察看,监督改造,其工资待遇自二月份起按高行15级发给,并建议民盟组织给予留盟查看处分。”

最后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批准定为“极右”。无锡市民盟同时决定撤销职务,开除盟籍。

刘百川被责令到学校图书馆工作。他和江苏师范学院教务长秦和鸣合著的《教育学讲话》,虽已在新知识出版社付梓,也被撤销出版。

刘百川在被错划右派之后当即把自己保存的民国期间教育书刊全部捐献给江苏师范专科学校。这部分书籍是目前徐州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珍贵的民国期间教育类书刊。

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级编审陈侠先生曾在《师范教育》1987年第3期上撰文《怀念吾师刘百川先生》说:“令人痛惜的是百川先生已经逝世十多年了。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多年里,因为受到冤屈,才能未得充分发挥,这是更加不幸的事。……我把感受最深的事情记叙出来,从中可以看到百川先生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他奖掖后学的热忱。身受其惠的我是终身怀着感激的心情纪念他的。我想,在我工作的岗位上,纪念他的最好办法就是继承他的遗志,繁荣教育科学园地。”

1958年(55岁)

8月,江苏师范专科学校迁至徐州。

1959年(56岁)

4月江苏师范专科学校更名为徐州师范学院。

1960年(57岁)

在教务科工作,开始担任学校函授和业余大学的一般管理工作。

1962年(59岁)

暑假,徐州师范学院工会和教务科举办教职工子弟暑期补习班,聘请刘百川负责日常教学管理工作。当时学校挑选了8位优秀大学三年级学生到补习班任教,刘百川极端负责的敬业精神,以及对他们在如何做好教学工作、教育工作,如何治学、为人等方面无微不至的关心指点、言传身教,使他们受益非浅。其中留校工作的吴汝煜、周明儒、戴朝寿后来均成为事业有成的教授。英年早逝、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吴汝煜教授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刘百川老师,他说:“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听了刘老师在补习班时对我的教诲,他说做学问要认准方向,要钻研下去,不要拓得太宽,什么都浅尝辄止。”后来成为徐州师范大学校长的周明儒教授说:“暑假补习班是我终身难忘的经历,在我第一次当老师时,从刘百川先生身上看到了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好老师和怎样去当一个老师。”

1960-1962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各类学校的招生锐减,升学的竞争激烈,不少中学出现了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1962年8月,他向徐州师院领导建议,在升高中的落榜生中招一班学生,办一个实验班,初衷是想证明只要发挥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做到知识传授和育人并举,就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学生,以此抨击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因无招生计划而未能成功。但徐州市教育局还是支持了这个计划,在徐州八中随机取出一个普通的初三班级,由刘百川当班主任,徐州师范学院派出李建钊、陈达、侯德润、何振东等先生分别担任语文、数学和历史教师。在这期间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处处为学生做表率,每一堂课都认真去听,并和学生与教师相互沟通,让学生和教师有更多的交流,和学生一起组织课外活动。他虽已是花甲之年,但如同初进学校的年轻教师一样充满朝气。这个实验班短短一年,就取得了显著成绩。学生们学习成绩迅速提高,而且思想品德、精神风貌有了很大的进步。刘百川先生为这个实验班写了一篇如何做班主任的工作总结。

在教务科工作期间,曾利用业余时间为科内同仁以及一些老师业余时间讲授《论语》,直至今日那些听过他讲《论语》的教师对他的治学严谨,认真,深入浅出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忆犹新,并表示了敬佩之意。

1963年(60岁)

1963年起刘百川回到在教育科学研究室工作,并讲授本科公共课《教育学》。《教育学讲义》是刘百川和须养本副教授合编的一本“古今中外都要有点”的教材,他编写前半部。书中比较了古、今、中、外的教育理论,并深入论述全面发展教育的理论。这本教材虽然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存在不少缺点,但理论联系实际,观点明确,文字洗练,受到了欢迎和好评。在讲义中他提出:考试只是检查学生学习情况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唯一的方法。“分数是暂时的标志,知识是永久的财富”。教师在教学中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为重要。他还指出,师范院校一定要把为国家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培养出优秀的、合格的教师作为其主要任务。是要培养不仅是要有文化,而且是有一定能力、并愿意终生服务教育事业的教师,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兴旺发达。

刘百川编写的《教育实习手册》在省内交流。黄永言所著《中等师范教育实习手册》一书的序言中对这本书给予很高的评价。

刘百川在教育科学研究室工作期间把自己所有解放后的教育书刊搬到办公室,后来成为该教研室资料室的藏书一部分。

本年4月《辞海》(未定稿),在内部发行。《辞海》主编之一,他在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舒新城先生把《教育分册》寄给他,请他提意见。他看到这个《教育分册》是很激动,对老朋友能请他提意见,格外感动。他昼夜不停的读了每个词条,翻阅大量的资料,最后为这个分册提了许多自己的见解。

1964年(61岁)

江苏省教育工作会议在徐州召开,阴景曙代表无锡市参加,会议期间经徐州市教育局领导王汉英安排,刘百川终于在淮海饭店见到了这位阔别六年的挚友。

这次会面是秘密的,甚至连刘百川家人都不知晓,1979年秋,笔者在无锡见到阴景曙才知道这件事,阴景曙在回忆这次会面经过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据《徐州师范大学校史》记载:1964年,学校教育专家刘百川教授下去指导教育实习时总结的《对班主任教育工作实习的指导》一文,提出的一些规律对当时乃至以后的教育实习工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他曾用卯辛生作为笔名,“卯”与天干相配,用以纪年,意思是生在卯年的人;“卯”又是刘繁体字一部分,“辛生”与“新生”谐音。但用此笔名作品都未曾发表。也以徐州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的名义投过稿,其结果也是退稿。

他准备用数年的时间写100篇短文,汇成一集,这个集子取名为《百年树人》,后来又改为《百获记》和《传统教育经验述略》。不过这个文集共写了20篇就不再写了。已经写下的题目有:“百年树人”、“教学相长”、“教与学”、“学与思”、“学与用”、“青出于蓝”、“因材施教”和自己提出的“劳者多能”及“能者多劳”等。文稿的最后一篇《任重道远》的结尾的下部,他自己用铅笔写下:“教育不已,阖棺乃止。”后面注明这话出于《韩诗外传》。

这个期间他继续开始剪贴大量报纸杂志资料,并编写索引目录,一直坚持到文革期间,据心理学顾飞凤副教授回顾,这个简报有好多箱,堆积如山。顾先生对刘百川如此敬业深为感动,也学会剪报收集资料,对自己今后的工作受益匪浅。

刘百川的几十年积累的剪报均毁于文革期间。

徐州师范学院1966级学生周玉甫回忆在校期间的经历时,2005919日,在《南通日报》撰文:《剪报乐——兼忆刘百川教授》,其中回忆向刘先生请教如何做学问时,刘先生说:“大学生要回做学问,剪报就是做学问的方法之一,而且这是最廉价、最捷径方法,一把剪刀,一瓶浆糊就行了。”

1965年 (62岁)

7月20日,62岁江苏省委徐州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批准:同意摘掉刘百川反革命和右派分子的帽子。

1971年(68岁)

摘帽之后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备受折磨、精神高度紧张的刘百川,1971年10月8日突患脑溢血,经救治无效。13日22点15分逝世,享年68岁

 

1979年3月24日中共徐州市委决定:“经研究认为,刘百川(已病故)不应划为右派,决定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撤销一九五七年对其右派问题的结论和处分。其历史问题,维持原苏州五人小组一九五六年对其‘不作历史反革命论处’的结论,撤销一九五八年因右派问题定其为历史反革命的决定。”

徐州师范学院在《关于改正刘百川右派(极右)问题的报告》中说:“经过复查,我们认为刘百川在反右斗争中确犯有错误。但认定他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右分子,根据不充分。”

报告还说:“刘百川在当时结论上签字的时候就不承认说过‘互相监督,不要党的领导’的话。”

报告还说:“根据一些材料和他的思想检查分析,它是指‘有些党员’,是对个别工作人员的不民主作风不满。”

报告最后说:“刘百川在反右斗争中有错误,但不应定为右派分子,应予改正。其历史问题,应维持苏州五人小组1956年结论,撤销1958年5月省委宣传部因右派问题定他为历史反革命的决定。”

同时无锡市民盟也发文撤销对刘百川开除盟籍的决定。

1986年秋徐州师范学院30周年校庆期间,原江苏省中学师资训练班党委书记,训练班主任吴辛石,在院党委座谈会上提出刘百川右派改正中遗留的问题

徐州师范学院党委于1986年11月25日向徐州市委提出《关于刘百川同志右派问题改正结论复议的请示报告》:

报告中说:“原报告中‘我们认为刘百川在反右斗争中确实犯有错误,但认定他从根本上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右分子,根据不充分’;‘这些话是错误的’和‘刘百川在反右斗争中有错误,但不应该认定为右派分子’这三节应予删除;”

报告中还说“其历史问题应维持苏州市委组织部苏组发(1986)23号文件‘可定为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撤销原报告‘维持苏州市五人小组对其不作历史反革命论处’的决定。”

报告最后说“应恢复刘百川同志一切行政职务(我院前身江苏省中学师资训练班副主任兼教务处主任),恢复其教授职称(高教四级),并根据(1978)55号文件精神,不补发工资。”

1987年元月6日,徐州市委批复:“同意院党委意见。”至此,刘百川的右派问题和历史问题终于得到彻底改正。

1987年清明,刘百川的骨灰始安葬于徐州市泉山东麓。

2008年12月11日,刘百川的遗孀石华秀逝世,2009年清明,刘百川石华秀夫妇合葬于徐州青龙山公墓,墓志铭为:教育不已,阖棺乃止。

二〇一〇年七月七日初稿,

九月二十四日修订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增补校正

参考文献

  1. 刘百川先生档案,存放在徐州师范大学档案馆。
  2. 文革期间,刘百川给造反派写的:《我的交代》。
  3. 《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教育·体育分册,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4. 《国民教育》,行政院新闻局印行,1947年9月。
  5. 《总裁对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1939年出版。
  6. 张惠芬、金忠明编著:《中国教育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7. 《徐州师范大学校史》(一九五六——二〇〇六),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9月。
  8. 《江苏省高等学校教授录》,《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
  9. 刘大卫:《自强不息的教育家刘百川》,盐城文史资料选辑 第9辑,1990年。
  10. 黄永言:《教育不已 奉献终生——纪念刘百川教授逝世20周年》,徐州文史资料 第11辑,1991年。
  11. 刘大卫:《盐城文史资料第九辑》,《自强不息的教育家刘百川》。
  12. 失竹坪:《大港乡村教育试验区概况》,《丹徒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
  13. 刘大卫:《大港乡村教育试验区主任刘百川的一生》,《丹徒文史资料》,第7辑,1992年。
  14. 陈侠:《怀念吾师刘百川先生》,《师范教育》,1987年第3期。
  15. 杨汝熊:《怀念刘百川先生》,《江苏教育(中学版)》,1990年第1期。
  16. 黄永言著:《朱智贤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
  17. 季小燕,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现代乡村教育实践的探索者——刘百川》,2010年5月。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