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万古云霄一羽毛——与刘古平先生谈他的父亲刘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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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是本人2012年春节期间赴徐州与刘古平先生的畅谈,前前后后谈了三天。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刊物发一下。感谢《今日教育》,尤其要感谢张磊先生,《今日教育》今年11期终于全文(稍有修改)刊发了我这个访谈。刊出的标题改为《刘百川:一个不能忘却的教育家》,同期还刊发了刘古平先生的《我的父亲刘百川先生》。我这里贴的是原文。

凌宗伟:尊敬的刘古平先生,很高兴结识了您,因为您的原因,使我得以了解中国教育史上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刘百川先生。更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向您当面讨教。

刘古平:谢谢!我的父亲刘百川先生,在20世纪30年就在江苏教育界颇有声望。1933年开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上下卷),朱智贤先生曾经评价过,他说:“百川具毅力,富才干,每有众人不决之事,百川能一言决之……而其戮力事业之精神,尤为常人所不及。百川居常无忧色,无怒容,不消沉,不欺惘。其对事也,无论其如何不肖,均存责己恕人之胸怀。百川健谈能文,所至之处则谈笑风生,

座中为之乐而忘倦。”

凌宗伟:您是怎么看您父亲刘百川先生当年在镇江大港实验区的“乡村教育”实践的?

刘古平:原《江苏教育》资深编辑杨汝熊先生曾是大港实验区的教员,上世纪80年代他在《江苏教育文史资料》上发表文章介绍说,当时大港实验区的乡村教育的指导思想是:“把乡村学校办成乡村的文化中心和社会的改造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儿童的老师、失学者和成年人的老师,也是乡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导师,乡村教育应发挥在乡村中的优势。”这个理论出现的背景是“乡村学校社会化”,并由社会化的概念演变为“乡村运动”。

刘百川先生在1936年6月10日的日记中,曾提出“乡村学校应该是乡村社会的文化中心,乡村教师,应该是社会事业的领导者”的理念,正是在把乡村的学校办成乡村的文化中心和社会的改造中心的教育观点指导下。使得大港实验区两年半的时间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也加深了他对我国乡村教育理论的认识。

在《乡村教育实施记》中他客观的评价当了时中国乡村改造运动,他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俞庆棠以及全国各地的试验区都作了全面的分析,而自己的观点是要博采众家之长。他指出教育本身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他在1936年11月21日的一篇题为《乡村教育的根本认识》的文章中他明确地提出:“要解决乡村问题,有许多根本问题,须先为解决,如政治及经济的组织,农村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生产的分配,以及抵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等,这都是根本问题,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我们办乡村教育或是乡村改进工作,便觉得非常困难。”

两年半的时间,使得实验区的成绩斐然。因而引起他的同事和老师向他提出建立乡村教育的理论问题。于是有了《乡村教育实施记(1-3集)》、《乡村教育的经验》、和《乡村教育论集》还主编了《中央日报》的教育副刊。可以说,他当年那些教育论著,是中国三十年代平民教育或者说乡村教育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作,他所推崇的乡村运动基本上涵盖了当时平民教育思想的全部精华。

凌宗伟:你觉得民国教育中,除了我从刘百川著作中知道的“乡村教育”,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当下好好继承的?

刘古平:晏阳初搞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是相通的的一个共同特点,都强烈主张的“生计教育”,就是说要每个孩子都要学会谋生。这个观点很重要,现在的义务教育中就缺少“生计教育”,毕业以后,回家种田不会种田了,进城打工只能打小工,也没有手艺。在民国教育中,“生计教育”是很重要的教育,不管在哪个学校——比如女子学校的“生计教育”,就要教你怎么当媳妇,怎么当裁缝等等。这些现在的义务教育没有,后者说只有一般性的号召。

凌宗伟:我在阅读您父亲刘百川先生的《乡村教育实施记》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记录,就是他在大港乡实施乡村教育的时候,穿的是“国军”的军装,又一次他去镇江回大港乡的时候,在路上遇到,老百姓议论新来的刘主任怎么样怎么样,刘先生亮明身份以后,老百姓居然很真诚地同他交流他们对刘主任的看法,还有他作为主管大港乡教育的主任,居然常常走到老百姓中间讲去讲故事,十里八乡的老百姓听说刘主任要讲故事了,居然黑夜里都会赶来听故事,甚至还有老百姓听了故事会给你父亲写信,您是怎么看这样的记录的?

刘古平:这件事情曾经受过批判,不过你看得很准确,他的乡村教育实践,实际上是想通过教育解决社会问题,他解释“生活即教育”这四个字的时候,他就是学校要跟社会打成一片,教育要跟生活打成一片,他的这些身体力行体现了他“教育跟生活打成一片”,“教育跟社会打成一片”的思想。

凌宗伟:那刘百川先生怎么又跑到四川去了的呢?

刘古平:1937年夏,全面抗战开始,父亲在大港沦陷前率20多位同事,高举“江苏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战时教育工作团”大旗,渡江北上,步行20天到达徐州。沿途宣传日军暴行,唤起民众抗日。在徐州紧束行装,挤上陇海火车,于1938年元旦抵达西安。不久便参加教育部主办的战区中小学教师甘肃服务团,刘百川先生任主任委员。因为曾于1926年参加过共产党,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又由于他在甘肃期间曾帮助进步人士去延安以及宣传抗日思想,故因共嫌被革职。后去四川教育厅工作,又受到排挤。l940年秋,经四川教育厅厅长郭有守介绍,应华西协合大学和四川省干部训练团聘请讲授教育课,从此步入高校,在三所高校先后讲授国民教育、教育概论、教育行政、教育史、儿童教育、师范教育、乡村教育七门课程。此时,他已是公认的名教授和教育学家了。后来郭有守先生又邀他回四川教育厅工作并从事国民教育研究。所以就有了《国民教育》这本书。

1946年7月,先生回到江苏,任江苏省教育厅国民教育科科长。出版了《学校与家庭》、《现代儿童教育研究》等书。

凌宗伟:解放后您父亲又怎从江苏省教育厅去去了无锡去呢?

刘古平:55年“肃反”的时候,把他搞的很厉害,因为他是从旧政府过来的,说他有问题嘛。当时有两位教育专家,一个是童润之,一个是俞庆棠。俞庆棠这个人很有名,江苏教育学院最初就是她创办的,解放后她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童润之也当过江苏教育学院的院长,就是抗战之后的无锡社会教育学院。由于在江苏教育厅受到排挤,应童润之之邀在1947年就去了无锡社会教育学院,解放后改成了苏南文化教育学院。1952年华东院系调整,在苏州东吴大学成立江苏师范学院,他当时是教授、教育系的主任,肃反之后,吴天石在教育厅做厅长,1956年先后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把童润之调离,另一个就是把我父亲调离。让童润之到徐州办徐州师范,童润之没去,他南京有房子,因为他从美国回来的,英语很好,后来到南京师范学院去改行教外语去了。将父亲调到无锡筹办师专,在没有正式建师范专之前,叫江苏省中学师资训练班,任副主任。

凌宗伟:那刘百川先生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呢?

刘古平:1957年反右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三句话,一句话就是关于民主党派的问题,民族党派应该说党内益友,不能说党内损友,你要说益友,应该正面给共产党提出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群众不敢说话,是有顾虑,那么他打了一个比喻,就好像农民见了地主不敢讲话;共产党员是人,不是神,所谓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有些人没入党是人,入了党就变成神了,高高居上,欺压老百姓。这就是说了张焕庭的。加上鸣放初期有位很有影响的学者、民盟中央委员回江苏考察到了无锡视察,因为我父亲是无锡民盟组委,去拜会他也是正常的。在反右时就演绎成,点火于基层。文汇报报有个记者来见我父亲,在办公室等了一上午,最后中午在我们家吃的饭,谈的话,这位记者我见过,后来又演绎成策划与密室。结果就被打成右派了,不好教书了,也不好从事教育研究的。可是那两个人都没有打成右派啊,唯独我父亲是右派,为这事我父亲到去世前都愤愤不平。父亲的一首小诗:“同思往事只吞声,自负才华误此生。德有未修学未讲,文章事业两未成。”足以表明他难以压抑的悲愤。

我给你说件有意思的事情,很多学者家里都有书房,就是一般的人家也有书房,可是我们家却没有。

凌宗伟:没有书房?

刘古平:没有书房,我父亲书房在哪儿?就在办公室里,在无锡是这样,到了苏州也是这样,回到无锡还是这样。苏大最有名的就是钟楼,二楼西头第一间就是他的办公室,每天晚上这个楼的灯都是灭的,就这间亮着,他是全身心地为工作,他就是这么做的。2005年,1953年、1954年毕业的学生回苏大聚会,当时苏大教育学院的院长周川问同学们:当年的老师,你们对谁还有印象?同学们异口同声说是刘老师。他们说说,我们在学校有一个难以忘怀的印象,每天晚上陪伴我们在校园里的就是钟楼,二楼西头第一间办公室里的那一盏灯。

他当时自己家里没有书,他的书全放在办公室,到徐州之后恢复其教学工作,仍然坚持这个习惯。他在无锡的时候,当他知道自己要打成右派了,于是他把民国期间的教育书籍全部捐给学校图书馆了。在他捐赠给学校的图书中还包括在徐州时,他放在办公室里的一些图书。这个决定很明智,他让这部分图书完好无损的被保留下来了。

现在江苏师范大学图书馆里这部分民国的教育书籍就是他捐赠的,另外还有一个位叫时有恒的先生,鲁迅写的《而已集·答有恒先生》,就是这位时有恒先生,他的后代捐的比较多。这部分图书很有价值,很珍贵。

父亲最怕的就是没有事情干,他总是想着有早一日能从返课堂。他非常喜欢杜甫的诗《汉江》,特别是最后两句:“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1963年学校终于让他和须养本副教授一起编写《教育学讲义》,并重返讲台,讲授教育学。父亲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感到又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了,他把他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本教材上面。他决心要写成“古今中外都有点”的《讲义》。这时候家里终于为他挤出一间书房,所谓书房就是他办公的地方,也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他日以继夜的工作。在1964年的时候他曾写下韩诗外传中的一句话:“教育不已,阖棺乃止。”遗憾的是这本书稿不知道哪里去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没进“牛棚”前,父亲就说自己是“死老虎”,不等红卫兵来抄家,便把自己的所有图书放在书架上,外面用报纸糊上,并写上“待批判”。即便是这样,父亲的图书,剪报最终都在文革中流失了。

文革后期父亲被“解放”了,可是学校让他去看守“五一六分子”。当时是有两个老人做这件事的,一个就是我父亲,另一个是原党委书记于从文,两个人轮流看。我父亲都68岁了,还要看“五一六”,这个“五一六”,要抽烟,叫我父亲去买。,父亲知道他喜欢抽淮海烟,就给他买了一条放抽屉里,父亲的意思是你要我就给你,我不用天天跑了。可是这人作祟我父亲,他又要改抽红旗,我父亲把门一锁,就去买红旗了。造反派还要求父亲一到晚让去回报,这个“五一六”讲了些什么话,还要叫我父亲到批斗会上去揭发“五一六”的“罪行”。父亲回到家说这个事情怎么办?他实在太紧张了。他清清楚楚记得当年有位姓王的老师跟他一起挨批斗的时候,一个学生上去扇他一耳刮子,心肌梗塞死掉了。这件事对他的冲击太大了。现在还叫他上台揭发别人,以前自己是挨批斗的,怎么还要上去批斗人家?要批斗那天,父亲心里很紧张,高血压就犯了,就请假了想到医院去看看,还没到医院,就在上厕所的时候倒下了。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结果七天以后就走了。

凌宗伟:这种没有人性的事情他不愿意做,他不做又不好交代。

刘古平:是啊,不做又不好交代,做又不愿意,他就在这样的纠结中倒下了,在这种情况下,也许这就是他最佳的选择了。

凌宗伟:您觉得您的父亲对你么这些子女有哪些影响?

刘古平:我们兄妹几个没有一个读大学,父亲知道是他的“历史问题”的缘故,心里非常难过。但他始终鼓励我们要奋发图强,要做好一个普通的劳动者。1964年,妹妹插队了,他写了一首诗:“儿做工人女务农,重新改造旧家风;平凡劳动坚持好;无限光荣胜乃翁。”许多年之后,父亲曾经对我哥哥说了这么一段话:“你们几个孩子,都没有上大学,但最让人欣喜的是你们都具备自学的能力。自学能力形成是要经过很长的过程,要有强烈的兴趣、刻苦的精神、不懈的努力。如果一遇到困难就退缩了,那是什么都学不成的。”

在家庭教育上,父亲从来不打骂我们。更多的是启发,是引导。

在无锡的时候,有一个留美回国的心理学教授,太太不在无锡,一个人住单人宿舍,很寂寞。他经常让我到他的宿舍里去玩,让我讲故事给他听。讲完故事就有奖励,他会给我几个零花钱。这一来,我却总是想着法钱花,大人不给就开母亲的抽屉拿,一次拿了500元(旧人民币),用它买了花生米,我拿不了,也吃不了,东放一点,西放一点,弄得学校花园、草地里都有。

母亲发现钱少了,哥哥发现我有许多花生米,事情就败露了。母亲挺生气的,把我大骂一顿。父亲知道后就给我讲道理,讲他小时候的事,家里没有钱,他是如何上的学,每天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父亲并没有怪罪那位教授,他说小孩子不能养成花零钱的习惯,更不能偷拿大人的钱。父亲说了个“偷”,我自觉很难为情,知道是错了。

1954年初,放寒假了,父亲发现我书包里有一把剪子,他问我是那里来的。我实说了,是手工劳动课老师忘收了,我不知如何是好,一直放在课桌里,放假了我就带回来了。父亲让我立即送回去,我走到学校门口不敢进楼,把剪子放在楼道门口就回来了。

第二天,校长到我家来了,我就是为那把剪子的事。果然不一会父亲就叫我过去,问我剪子放到哪里去了?我只好说了实话。其实父亲就估计我不能按他的要求把剪子送还学校,所以把校长请来一起教导我。幸好校长拾到这把剪子,父亲还是当着校长的面批评了我,他要我做一个诚实的人。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实在太深刻了。我经常回忆这件事,也经常向一些人讲述这个故事。

许多年来我们做什么事,都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总觉得是父亲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我这些年对教育的事情比较较真,就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一直认为,老师不能把考试当武器对待学生,这样学生就成了敌人。考试只是检查学生学习情况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唯一的方法。他谆谆告诫学生和教师:“分数是暂时的标志,知识永久的财富”。他认为教师在教学中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为重要。我们现在教育的问题,就在与一切为了分数,忽视了对学生的生计教育。

凌宗伟:您研究你父亲有许多年了,也算有一点成果,那么您从他的书里获得那些有益的教育思想?

刘古平:这确实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收获也就不一般了。研究他也就让我对教育的认识是一步一步的深入。譬如公平教育,关注农村教育的地位;个性全面发展是从人心理和生理的特殊性出发,由此他反对“过早专门化”,他反对“消灭三分”的口号,反对学生模仿大人说现成话,说那许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话;他面对国内出现的片面追求升学率提出办好师范教育,为师范教育宗旨就是为基础教育输出大量合格或优秀教师;在他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教育生涯中,他和中国其他主流教育学者一样,摒弃了“教育救国”的思想,认为教育是不能够脱离社会而独立前进的等等,这些思想确实难能可贵。特别是当今教育有些迷茫,而教育的最终出路在于整个由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所决定。

凌宗伟:谢谢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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