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一位民国先生的教学研究与实践

刘百川,1903年出生在江苏阜宁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八师范,毕业后,从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做到小学校长;从乡村教育做到高等教育,并留下了大量的以叙事为主的教育论著,这些论著今天读来对我们的教育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在他的《小学各科新教学之实际》、《初等教育研究集》、《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和《乡村教育实施记》等著述里都有大量的篇幅谈及教师的教育研究,这些文字没有空头理论,也没有鸿篇巨制,有的只是点点滴滴的关于教育教学的实践记录和工作反思。

教育研究源自教育观察与教育实践

刘百川先生的教育研究方法最为重要的就是观察法、实验法和自我教育法。在《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里,我们会看到他对教室黑板的高低、课桌的高矮、教室的采光、厕所的座位、图书的装订等等看似琐琐碎碎的小事的关注。在今天,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我们恰恰很少有人去关注,或者说几乎是不屑与关注。然而这些又确确实实是教育必须关注的关注的具体事件,是与学生的生命生长息息相关的教育细节。

在《乡村教育实施记》里,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刘先生与乡民和儿童的交往,给他们讲故事,同他们玩游戏,与他们书信交往,一起挖渠,一起栽树,一起改厕,一起防盗,一起禁赌。

在这些著作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与同仁们的共同探讨,共同研究,共同实践。刘百川将教师看成是一件兴趣盎然的工作,为了教师的专业成长,也为了增进教育科学,需要兴趣熏陶、进修实习、研究讨论等,他成立了中国教育研究社、教师工作日记展览会、读书经验交流会、教育经验交流会,后期还创办或编辑杂志,刊发教师心得。通过阅读、交流、日记等方式,提高自身的教育专业水平。

至于如何写文章,刘百川先生主张的是,“事情怎样做,文章便怎样写,文章怎样写,事情便怎样改进,无论如何不离开事实做文章,更不因了做文章而耽误了本身的职务,至于见解是否特殊,那与各人的眼光有关,我们也无用惭愧了。”

遗憾的是,我们的所谓“研究”关注的只是分数,是升学率,是许许多多表面文章,比如搞一个什么教学模式,弄那么几条办学经验,甚至创立一个什么什么的教学法。我们热衷的是如何是创立一个与众不同的教育理论,早早地是自己成为一个教育大家,早早地给自己立个牌坊,塑个雕像。

当然对刘百川先生的教育研究,当年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朱智贤就曾对刘百川直言:“《乡村教育实施记》已收到,尽一上午之力,大略翻读一遍,其中所述,较《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有深刻多多矣。……吾兄所认识与研究之问题,乃不免限于表面及技术的,每就一个问题思考一个问题之解决办法,甚少有一贯之观察,且对于每一问题所说想之解决办法,又多系就事论事,罕有从社会结构上下思考功夫,故不免流于主观的浮面之嫌,譬如对民众应如何讲话,如何接近民众学校,应如何招生,如何留生……单从问题的表面上下功夫,殊觉不够,似有深一层想之必要也。”

对此,刘百川是这样思考的:

(一)我们所作的工作,虽然是教育工作,但是我们所讨论所研究的问题,不能仅以教育问题为限,诸般的社会问题,都直接间接与教育问题发生关系,我们对于这些社会问题,都应当加以注意,万万不能仅注意到教育问题,而忘记其他。

(二)我们工作的时候,对于目前的困难,自当好不畏难趋向发自去求解决,更当深入到困难的里面去研究困难的原因,体现困难的情形,找出解决困难的方法,但是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就是我们置身在困难之中,不要为困难所范围住。如果为困难限制住了,我们的头脑便想不开。我们在埋头苦干当中,还要抬头细想,想的时候,要作通盘的观察,免有偏见或受一部分事实所蒙蔽的事。

(三)我们在观察研究的时候,要目标与技术并重,理想和实时兼顾。不要离开目标和理想偏重枝节的或零碎的技术问题,也不要离开事实及技术而空谈目标及理想。

刘百川先生主张,教师的研究,要“先考虑我们有多少力量,能达到什么目标?那么我们的方针便是那么确定。”“先要考虑我们所确定的目标,于其他各方面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不要只看到我们的本身。”更要弄明白“我们所拟达到的目标,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具体的,不应当完全基于主观的或完全是假设的。”

刘百川先生用他的经验和思考告诉我们:教育研究不能眼高手低,不要好高骛远,要从细节入手。教师教育的有效途径是通过各种组织和参与各种各样的教育教学活动,让他们能够主动、自觉地提高自身的素养。而不是被强迫地,更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要求教师必须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的。教师的教育教学研究,是要从自身的情况出发的,同时有时要兼顾到各种关系的,其落脚点是要立足于解决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在教育问题上有所研究,我们就当在自己的教育教学中有实实在在的追求,并将这追求落实在自己每天的工作实践中,同时还要养成在实践中观察与思考的习惯,要在实践中反思与修正,要结合实践读一点书,写一点心得。刘百川先生早已经用他的实践告诉我们,这样坚持下去,必有所成。

教材的选择要从立人出发

学校教育对人的影响主要在教学,教学的主要载体是教材,如何选择和确定教材的内容?刘百川先生在《小学教学法通论》在谈及教材选择的标准时指出,我们选材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最好将两者的选材标准融合起来,不问古今,只问有没有价值。斯宾塞所定的选材标准,很可以供我们参考:1.与生命保存有直接关系者;2与生命保存有间接关系者;3与长育后嗣有关系者。4.与社会政治有关系者;5与闲暇时间利用有关系者。

我们把斯宾塞的意思概括起来就可以得到选择教材两个重要原则:1适应个人的需要;2适应社会的需要。我们先说怎样适应个人的需要,杜威早已告诉我们:教材该从儿童的地位选择;吾人当考虑学习者的能力以为准则。但是要适应个人能的需要,还要注意两件事:1要适应儿童个人日常的需要——因为我们所用的教材,必定能使儿童在他的实际生活上,可以满足他的需要,方能使他学习格外努力。2.要适应儿童生理心理上发展的需要——儿童生理心理的发展,都有一定的程序,同时就有一定的需要。如果教材不能适应儿童生理心理上的发展需要,那就要丧失儿童学习的机能,这是不可不注意的。

怎样适应社会的需要?这就要求所选择教材,在现在的社会生活里,是有客观价值的,同时又可以使社会生活有向上进步的可能。不过还有两层应当注意:1.因时而异——在一种什么时间,就应当选什么教材去适应社会,如果时间已经变化了,就不能还选以前的教材去适应社会,因为以前的教材不能适应现在的社会了。2.因地而异——一地有一地的的社会情形,同时就有一地的社会需要,这种教材,在甲地是可以适应社会需要的,在乙地就不见得能适合需要。这也是教学时候所应当知道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材的成分问题:有人主张教材完全为职业分子,有人教材完全为闲雅分子,其实都是极端之论。我们需知道注重闲雅,不知道注重职业,那教学仅养成些高等游民;如果重职业而不重闲雅,那仅仅养成写机械的苦工,前者非真正的闲雅教育,后者非人的职业精神。所以我们教学选材的时候,应当使职业分子与闲雅分子有适宜的支配。就是说不可专事手足身体的发展,不可专事精神的,两者应互相的调和。

我们再来看台湾《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语文学习领域(国语文)》的教材建设理念:1.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灵活应用本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以使学生具备良好的听、说、读、写、作等基本能力,并能使用语文,充分表情达意,陶冶性情,启发心智,解决问题。2.培养学生有效应用国语文,从事思考、理解、推理、协调、讨论、欣赏、创作,以融入生活经验,扩展多元视野,面对国际思潮。3.激发学生广泛阅读的兴趣,提升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以体认本国文化精髓。4.引导学生学习利用工具书,结合信息网络,藉以增进语文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出,“要成为人,须靠语言的传承方能到达,因为精神遗产只有通过语言才能传给我们。”“一个人要精通一门学科就需要付出毕生的经历,在语言方面,则是母语。尽管历史是人存在的基础,但如果缺乏开放性和学习的准备,这种历史性就会变得狭窄起来。”

可见,教材不仅是传播传统文化的载体,更是使人成人的帮手。因此,教材要有助于帮助学生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教材要有助于帮助学生学会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教材还要有助于帮助学生走向世界和美好的未来。教师在组织教材实施教学的时候,更应当有意识第向学生传播优秀的文化传统,引导学生传承本民族乃至其他名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后人留下优秀的文化。

教学方法的确定要从需要出发

刘先生当年发表在《小学教育月刊》第2卷第10期上的《旅行设计里的国语教学》上的关于如何采用设计教学法的案例清醒地告诉人们,任何一种教学法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都是有利有弊的,关键是看使用者如何兴利除弊。

他在《实际的小学国语教学法》里还有一个相当详实的教学案例——诗歌《黄花岗》教学实例也许研究者们没有看到。作者详细介绍了教授这篇课文的背景和教学过程(预习题、预习情况反馈以及几次上课的情况)及教者的教学心得。

刘先生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得出了这样一些感受,这就是:“活动的国语教材不宜选到,这课教材,系教者自编,不敢相信其合用,结果似无大疵;只要指导预习的方法得当,教起来觉得非常方便;读书教学,在欣赏过程内要特别注意补充想象;国语教师应该万能,我不会唱歌,很感觉不便;教学读书,最好使儿童有远大之目的,学习当格外努力;建造过程不一定要表演剧本,只要做得有兴趣,像双簧四簧等,都可采用;读书可以和说话联络教学;在读书课内,也可以练习作文”。

刘先生的这些感受,在今天看来就是所谓的教学反思,只是没有我们倡导的反思那样繁复,但句句说在点子上:语文教师要是杂家;学生的学习动机很重要;教学的组织形式不是一概而论的,只要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行;预习指导得当与否关系到课堂教学效果;想象是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语文教学的特点就是听说读写合一的。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当今很难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教材的选择问题。

针对“设计教学法”的不足,刘先生指出可以借助“道尔顿制”来弥补,道尔顿制又称“契约式教育”,全称道尔顿实验室计划(Dalton laboratory plan)。由美国H.H.帕克赫斯特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所创行。是教学的一种组织形式和方法。

“它在弥补班级教学制度的不足,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对程序教学、个别指导教育等曾发生过影响;但道尔顿制它偏重学习学科知识,过分强调个性差异,忽视了班集体作用以及德育,在推行时往往形成了教学上的放任自流。此制在20世纪20年代后曾在一些国家试行,中国的上海、北京、南京、开封等地也进行过实验。从30年代后,采用此制者就日渐减少。道尔顿制又是一种彻底的适应个性的教学方法。此法是要废除班级授课制,指导每个学生各自学习不同的教材,以发展其个性。”

在刘先生看来“设计法”的短处正是“道尔顿制”的长处,他还说,根据他的实地观察,“道尔顿制”“在五年级开始采用比较适当些,因为年及较高,经验较多,可以渐渐走上完全自学的途径了。”刘先生同时也告诉我们“不过在道尔顿制之下教学国语,还要注意几件事”比如教材问题,儿童的兴趣问题,对儿童的鼓励问题,教师的辅导作用,检查考核的途径与方法等等。

总之,在刘先生看来,任何一种教学方法的选择和使用,都是要从实际出发的,这实际又是基于教师个人素养、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具体的教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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