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教育实验,从自己的脚下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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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刊物要我谈谈“教育实验”的话题,这可是一个让人纠结的话题呢。

所谓“教育实验”,是研究者按照研究目的,控制或创设一定条件以影响改变研究对象,从而验证假设,探讨教育现象因果关系的一种研究。这样的教育研究,我们本来是有着优秀的传统的,比如,我国近代著名的四大教育实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实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实验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验,都在中国教育实验的历史上留下过灿烂的一页。

但反观当下,我们的教育实验之路不仅越走越窄,而且乱象、怪象、假象频出。一方面,当下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教育实验;另一方面,教育实验似乎又十分热闹,用流派纷呈,山头林立来形容似乎不为过,貌似个个真理在握,大有超越梁漱溟、晏阳初之势。

为什么教育实验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境地?我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风险压力  既然是实验,就免不了有风险,况且这种风险还不仅仅来自于教育本身,政治的压力、社会的评价、家长的期望,等等,重重的叠加之下,我们的教育人明显背负过重。更重要的是,在“应试为体、素质为用”的教育大环境中,一旦教育实验被证明是失败的——或者即使成功了,但无法在短期内满足立竿见影式的“高效转变”或“优质提升”——其严重的后果及衍生的反应,相比于传统理念下按部就班的舒适与安逸,足以吓退大部分人。

二是能力短板  很多人见到一个新潮的理论或学说,就喜欢赶时髦,一哄而上,抢立山头,好像如此一来,自己就分得了一份羹,自己也就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还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其实他们多属欠学虚妄之辈。西哲曾云:太阳底下再无新事;对教育来说,也莫不如此。我们很多所谓的“发现”、所谓的“创新”,前人都早已总结在那里,只是数典忘祖之下,竟都成了自己的“实验成果”。更可笑的是,我们似乎习惯了“洋为中用”的圣旨,故而很少去思考国外的那些理论与现象是不是适合我们,比如当今正式启动“今夜,无作业”的“减负活动”,日本却在搞“脱宽松教育”,要求逐步增加课时与课业压力。殊不知老是邯郸学步,不仅无法填平沟壑,彼此的距差还会越拉越大。

三是利令智昏  除了压力和能力的掣肘,问题的症结往往会演变成公利与私利的缠斗。若是前者胜后者,那即便遇到了“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的无奈,也情有可原;若反之,则变成“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就是态度问题了。当然,我们也有不少“敢作敢为”的,但在私欲熏心的怂恿下,所谓的教育实验,成了他们攫取名利的幌子:开个研讨会,专家做个报告,上个几节课、推销若干“专著”……等这些流程走过——会开完了,“实验”也就做完了。而潜藏于下的涌流,分别是树立招牌、打造权威、聚敛钱财、名震八方……一时间,一项新的教育实验,连带着它那与生俱来的“丰功伟业”,突然就横空出世了。当然,还有更荒唐的是让你交几千几万块钱的“管理费”或者“实验费”,发给你一个什么什么“实验学校”的牌子,你回家挂起来就是。真乃“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就这样,中国的教育多了一场有一场的闹剧,并且,演的人和看的人,都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至于说教育实验的水平真正几何,却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媒介而已。

每谈到这些,总感觉对教育也好,对实验也好,有种近乎爱之愈深,痛之愈切的感觉。这种近乎于窒息的绝望感,让我们不禁要问:教育实验的真正出路在哪里?其实也不难寻。首先是要有迎难而上的勇气,要有做一番事业的气魄和胆识,而不是甘心依附于打着各种旗号的教育神话、教育神人。这种气魄和胆识又来自哪里?来自于对前人经验的不断学习和总结,来自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即先要搞清楚我们可以继承什么,然后再谈我们可以发展什么。比如,教育家刘百川先生在抗战前夕就曾效仿“四大家”,常年扎根江苏镇江大港教育实验区,“匍匐前行”就自己的实验、观察和思考,写成了厚厚的三本《乡村教育实施记》,我不敢肯定这实验,是否超越了“四大家”,但我能肯定的是当我们今天细观这些文字的时候,不难发现其早已囊括了今天我们所思所竭的诸多问题,并给我们指出了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途径,读来常令人茅塞顿开。我们做教育实验,就应学刘先生,学“四大家”,从具体的学校、具体的班级、具体的问题开始,由点到面,由特殊到普通,有理论支撑,有实践经验,而不是扯大旗、敲大鼓。最要命的恐怕是,要“去功利化”了,是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实验才有希望真正回到教育的立场上来,把“人的发展”(而不是“利的追求”)放到教育的核心位置上,就像张伯苓先生说的那样,要做到“允公”,其实,从来都是需要坚持和恪守的。当然我们还要在国内外纷呈的教育理念面前,坚持“拿来主义”,也就是要放大眼光,自己来拿。

惟如此,才能边起此沉疴;也惟如此,才能化切肤之痛,为革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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