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乡村教育,改变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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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某地一位老师同我说,当她书写关于乡村教育的问题时,总是一不小心就写得象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一样。农村老师太苦了,农村教师太难了。特别是他们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没法睁眼。唉,写好几次就是写不下去。

我只好安慰她,我们要清楚的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如何去改变,我们自己往哪里走。

她告诉我,实在话,坏的环境把好教师也变坏了。有老师私下给我说,在单位看个书,别的人都挖苦你,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邪气盛行。老师们工资低的要命,年轻老师一个月才一千多一点。到那落后的地方一看,新招来的老师差不多能跑光。即使这样,晋个级还得给领导送几千元的红包。得花去老师们半年的工资。谁还来静下心来真正搞教育?有几个真正想做出点成绩的,往往被单位人孤立,说此人是“圣人”了。一言难尽!她告诉我我最想说的是,谁来关心农村教育?说是教育均衡,真正的均衡应该从哪抓起。领导动不动找个项目,搞基建。可是学校光有好房子空置到那真正起的啥作用?老师连基本的责任心都没有了,连基本的正义感都没了,还搞什么教育?有一群好教师的学校才是好学校。想办法从师资抓起才是正理。

我说,是的,从教师抓起才是正道。问题是谁来抓,怎么抓。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思考,并尽可能的通过我们的思考去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更要紧的则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将我们的思考用做自己的实践。至于我们的思考与实践在别人眼里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是不要考虑,但总不能虑太多。总是考虑别人的言论而行走,不仅会迈不开脚步,甚至还会纠结。

我们的乡村教育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总是想寄希望大格局的改变来改变这样的现状,但很少去想,在这样的格局下我们如何改变我们自己,如何用我们的改变来改善这些看似无法改变的格局。

《中国教育报》记者张以瑾,在我们江苏徐州铜山区汉王采访,发了几条微博,我想大家读了,一定会看到某种希望所在:

对乡村教育缺乏信心者有必要来徐州铜山汉王镇看看,这里有本土校长曹玉辉推动的新乡村教育。自民国以来,呼吁并践行乡村建设者不乏其众,远如晏梁诸公,近有温铁军等辈,然皆因外力难转为内驱而告终。今观新乡村教育,虽是接续前人激活乡村之理念,但实为内生性变革,因而长势良好,前途开阔。

当下学校更多的是“国家的学校”,而非“社区的学校”,这很容易导致学校是社区中的“孤岛”。但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学校应该学会“打开自己”,在承担国家所赋予的教育使命同时,也确立学校作为“社区一员”的地位和影响,让学校教育更开放、更包容,更有说服力。

在铜山遇到一批好玩的教育人。晚上跟市区两级的教研所所长、还有几位校长聊得颇为投机。对于如何推广阅读、如何提高层次很有共识。我的一个观点是,阅读能够让我们最大程度地保持生命的可塑性,有了可塑性,人生才不断有可能性。

理性需要反思,现代科学更需要反思。弗洛伊德说,文明是有缺憾的。鲍曼说,文明是危险的。

实话说,与我闲聊的这位老师,是一位有着自己的教育理想与情怀的老师,然而在现实面前,悲观往往还是会不自觉的占据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对理想教育的怀疑,对乡村教育的失望。有位老师说得好,即教师经济待遇上去了,如果没有一定的教育情怀和改变现状的渴望,教育一样是没有希望的。这话,我以为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但是如果大家都有了这样的废话的话,恐怕乡村教育也就会有点希望了。乡村教育的出路在哪里?汉王的实践告诉我们的是,改变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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