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无识则无文——教师的教育写作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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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写作,作为教师成长的重要途径之一,似乎早已经成了某种共识。但事实是,尽管我们对此孜孜以求,却少有长进,虽然时时念兹在兹,但烦恼却一点都不比成绩少。时常有人问我如何提升自己的教育写作水平,更希望我可以指条终南捷径,好化腐朽为神奇,好早日成名成家。对这样的诉求者,我一般只是还以“狡猾”的微笑,诚恳地建议,要是真有这样的方法,写手、作家岂不遍地开花!

写作的速成之功固然没有,但它还是有讲究的。比如我教学生作文就有这样一个原则“怎么说就怎么写”,进而又到“怎么做就怎么写”。因为在我看来,“写”本身只是一种外化的过程,是表达的艺术,也是再现的艺术。只不过,说,是口头的,写是书面的,但问题时我们有的人总是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有的人则恰恰相反。原因在哪里,除了那些“茶壶里煮汤圆,有货倒不出”的,恐怕更多的还是因为肚子里没货,这“货”哪里来,自然是来自于自己的“见识”,见识一方面自然是基于实践的,也就是我对学生所说的“做”,没有实践,自然就没有见识,但是不是你做了就一定能说出来,写出来呢,也不尽然。教师写作真正的价值是作为思维的载体出现的,即“怎么认识就怎么写”,文乎一点,就是“无识则无文”。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见识总是随着人的阅历、知识、经验而不断修正和成熟,人有什么样的阶段性认识,他的文章就应当是副什么样的相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就成了一个人的生长符号,倘若将他不同年代的作品都勾连起来,将足可以看出其人生轨迹和成就高度。

但在当下的浮躁气氛中,不是有识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而是多见无识者自鸣得意地打着教育的旗号,大行反教育之实。许多人对此就要问的是:所谓“识”,究竟从何而来?

我以为,一个人区别于另一个人的见识,不外乎来自三个方面:阅读、行动和思考,当然这三个方面是不断反复的。阅读,作为打破时空隔阂,联通中西文化的重要方式,成为在广度上延伸我们“识”的重要手段。当下,很多学校也在力推师生阅读,其中最为典型的恐怕就是浙江鄞州高级中学无墙、无门、无岗“三无”的图书馆了,更多的是在一些小学,教学楼的每个楼层都有书柜、书架、书桌,有的学校还搞起了图书漂流活动……尽管站在全国范围来看,这些也许只是星星点点,但是教育变革,或许就会从这里突破。

从阅读的角度说,要从每个读书人都有机会净化自己、提升自己出发,进而寻找教育重新从趋利化、市井化等现实桎梏中获得力量的契机。

阅读,绝不仅仅是孩子在学校三五年内所必修的功课或技能,而是作为一种人生素养和精神境界,注定跟随他一辈子,也注定将成为他“文化基因”中区别于他人的最显著标志的浩大工程。这就不是靠推荐一批书目,搞几次阅读征文那么简单的事了。首要的恐怕是要纯洁动机,唯有抛却利益集团乃至个人的小九九方能成事;而后要做的,就是看清世界并作出自我改变,以让自己既不被喧嚣的教育现实所淹没,也不至于突兀立世,完全找不到改善的实施途径。

见识的基础,自然是实践了,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如果仅能坐而论道,却不知身体力行,到头来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竹篮打水而已。在我任二甲中学的五年校长中,“行为文化建设”是我整个教育哲学形而下的现实依托。通过管理者的行为引领,让教师行知合一,再以教师的以身作则,推动学生的行为渐变,使课堂、教材、作业升华到一个新的层面。

民国教育家刘百川先生在《一个小学校长的日记》里,是这样表述他重于细节的以“行”是如何促成“识”的过程的:他坚持对教室黑板的高低、课桌的高矮、教室的采光、厕所的座位、图书的装订等等看似琐琐碎碎的小事的关注。在今天,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我们恰恰很少有人去关注,或者说几乎是不屑与关注。在《乡村教育实施记》里,刘先生与乡民和儿童的交往,给他们讲故事,同他们玩游戏,与他们书信交往,一起挖渠,一起栽树,一起改厕,一起防盗,一起禁赌。

作为民国时代的教育家,我们看到他的“识”的确是摆脱了书呆子的那种酸腐气,而是积极地与同仁们的共同探讨,共同研究,共同实践。在谈到如何写文章时,刘百川先生更直截了当地说,“事情怎样做,文章便怎样写,文章怎样写,事情便怎样改进,无论如何不离开事实做文章,更不因了做文章而耽误了本身的职务,至于见解是否特殊,那与各人的眼光有关,我们也无用惭愧了。”

“识”的第三条路径来自于思考。这种思考,确切的说,是反省性思考,按笛卡尔的说法就是:除了思考本身可以肯定外,世上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肯定的。面对教师不断追求的真知灼见,也许我们缺少的,就这样的一种批评和怀疑精神。

举例来说,“一线教师”这个词汇,常常成为某种通用语而占据了我们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了我们的潜意识,但我们很少有人想到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当我在阅读了大量的教育哲学著作,有了自己的思考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这所谓的“一线”原来是个伪命题,理由有三:首先,“一线”原本是个战争术语,那么教育是战争吗?其次,它隐含了行政体制、专家对普通教师的居高临下。那么,教育是为了让人服从吗?第三,现实中我们在做不到的时候,又总是以“一线教师”为托词的。有了这样的思考一篇《“一线教师”是个伪命题》的文字也就出来了。

再比如对我对“批判”一词的认识,也是如此。我在读琼·温克《批判教育学》的时候,从琼·温克关于“批判”的解读里可以发现,批判不仅是批评,更多的是思考与分析。也就是说,批判其实就是透过对表面现象的思考与分析探究其发生发展的原因所在的思维和表达过程。并非我们习惯上所理解的非此即彼,一定要有一个是非曲直的结论的“批判”,于是有了《教育为什么需要批判》这样的文字。

通过类似上述的不断反思和诘问,我们对教育才可能看得越发清楚,我们对教育意义的理解才可能更靠谱。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教育写作,才更像是有源之水和有本之木,整个层次才也会另上到一个新的台阶。

如果非要我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说,教育写作究竟如何下手的话?我以为,化用一下广为流传的钱理群先生的八个字就是绝妙的途径了:“想大问题,写小事情”。“想大问题”,就是要在教育常态下审视教育的常识和教育的价值取向就前文所说的“一线”和“批判”一样,如果我们总是对所谓的“常识”保持足够的审慎态度,和批判的精神来思考的话,就有可能从个人教育史的教育来客观的看待所谓常识。

比如,一个校长在他的学校管理中,要搞明白的教育常识就是如何使每一个个体都得到应有的生长,一所学校的办学追求如何与一所学校所在相适应。生长必须是个性化的、自由的。还要明白如何在大统一的格局下学会变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适度的添加与减少,我想得最多的就是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于是我就有了“今天第二”的办学主张,并为此做出了一系列的文章。

再比如当“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等等的“教育”显现为众多同行追捧的时候,我想的更多的是,这些是教育的尝试吗?于是我找来大量相关的教育著作,在阅读的同时,不断地与同仁们探讨,历经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在《上海教育科研》上发了一篇《模式化的教育:新的压迫与侵犯》。

“写小事情”,其实就是古人所说的“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即从身边末微的地方写起,从力所能及的地方开始,从熟悉的事情入手。对教师而言,这所谓的“小事情”,自然是自己每天的所行所思和所见所闻了。一堂课上发现的一点火花,日常教育生活中的点滴感悟……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写作,不是一件勉强的,或是机械逻辑的线性式增长,而是在坚持每天积累一点点后,才有可能“下笔如有神”的。这当中,是要借助于某些工具的,这工具,在今天我以为最好莫过于写博客,发微博了。看到了什么自己以往没有看到的,想到了什么别人没有想到的,掏出手机,或者打开电脑及时记录下来,日积月累,有一天突然开了窍,整个人不管是思维也好,心量也好,表达也好,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我的许多文字,就是这样出来的,我身边的年轻教师也是这样。他们的教育眼界,他们对教育浮世绘的描述和看法,包括对当下环境的清醒认识等,都是从身边的小事写起,慢慢转而老练、浑厚和深刻。每每想起这种突变式的成长,总让人不敢再小觑那些教育中的“小事情”。

当代的科学已经表明,每个人生命拔节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甚至连季节都不同。从这个方面说,我们教育所能改变的,实在特别有限,但从写作的角度看,它首先正将这个过程变得清晰化和完善化,让教师具有足够的慧力去观察和审度教育现实;再凭此,让教师变得更具清醒,更具张力,也更有希望。有所闻,则有所“见”,有所行,则有所思,有所思,就可能有所文。我以为,在这样一个唇齿相依的“识——写”系统中,只要我们肯潜下心来认真做点“小事情”(一是大量的阅读,一是脚踏实地的实践),则将来就有可能成为真正懂教育的皈依者和传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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