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班级管理从不伤人开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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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会伤人》归纳的伤害有这样七个方面:第一个是创造力之伤,第二个是顺从之伤,第三个是反叛之伤,第四个是麻木之伤,第五个是低估之伤,第六个是完美主义之伤,第七个是平庸之伤。

我们先来说创造力之伤。在我国我以为这样的伤害这是由我们的教育体制所决定的。我们的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尽管浙江是民办学校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是我们用的也是统一教材,执行的也是统一的课程标准,参加的是统一的考试。这就带来这样的问题:你必须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孩子。比如说我是教语文的,中考也好,高考也好,这个作文一定要按照八股的那个方式去写,一定要按照应试的那种作文的方式去写,你不能创新,不能有创意见,有创新有创意往往就得不到高分,你一定要四平八稳,哪怕胡编乱造,中高考考作文的半天,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被埋汰的半天,一个写他母亲、父亲都死掉了,一个写奶奶被车撞了,我们的孩子真有那么多死了父母、死了爷爷奶奶的?这样的作文是我们从小学开始就训练下来的,让他们编故事、说谎、造假。另一个方面所谓的课程改革以后,尤其是实行标准化考试以后,我们要有标准答案,不符合标准答案的答案就拿不到分啊。事实上又是怎样呢?你懂的:有许多标准答案,我们自己都持怀疑态度的。那么凭什么要用那个答案来衡量孩子们呢?要分数啊!正如《学校会伤人》中的一个人物所讲,我只是被逼的太久了,感到厌倦,厌倦了所有的学校,厌倦了有的老师,厌倦了一次又一次跳起来够上某个东西。我丧失了我的勇气。

各位老师想一想,一个孩子的某一学科一考就不及格,一考就不及格,这个学科他还愿意学吗?我们这些做班主任的,尽管上面有条文说不允许排名,不允许公布分数,大家扪心自问,期中期末考,你们都公布了孩子的分数了吧?

这分数一公布以后,孩子、家长、以及其他各色人等,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分数上了,谁跟跟谁差多少?我在哪个上面多几分就超过了谁。我们班主任就这么教育孩子的,跟孩子谈心就是这么谈的:你这里分数如果不丢你就会超过某某,下一次考试你是不是要超过某某?但事实上他就是偏偏超过不了某某,然后他就泄气了,开始信誓旦旦,下次考试一定要超过某某,但是一考偏偏就差他五分,一次没关系,两次三次,你叫他超过某某,他还会跟你信誓旦旦的说,下一次我一定要超过某某吗?不可能的事情。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作为班主任,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小学数学一百分跟九十分的孩子究竟有多大差异?不瞒你们说,我女儿从小学到五年级没有考过一次一百分。大家扪心自问,你班上考前五名的孩子毕业出去有几个还惦记着你的?平时惦记着你的那些孩子考了多少分的孩子?考分的差距究竟在哪里?我要表达的就是,所谓的好不是用分数来衡量的,是他们是否“成人”了。

台湾龙印台在她的《幼稚园大学》中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廿岁, 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五岁。

我们的情况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孩子生病了,大家要找的就是班主任,班主任找政教处主任,政教处主任找校长,叫学校里的车子把孩子送到医院里去,再一个就是打电话给家长,叫家长过来。很少有孩子自己想办法把同伴送到医院去的。我们的教育就是包揽一切,这些包揽就使得孩子应有的创造力丧失了。

我们作为班主任不能够大包办,该让孩子做的事情是一定要让他们做的。我做班主任的时候是实行班长轮换制的,人人都做班长,一周一轮,一个班长、两个副班长,所有的班级事务都由执行班长组织处理,处理不了的,我给他们出主意。

    第二种伤害相当普遍,孩子出生以后接受的教育就是顺从。我不知道你们浙江什么风俗,我们那边小孩子生下来要把腿绑起来的,老祖宗传下来的做法。说是不绑就要罗圈腿,然后吃饭要有吃饭的规矩,老人家不动筷子他是不允许动的。我去年三月份到西安去上一堂语文课,学生是西安交大附中的,顶尖的学生啊。你们知道怎么坐的?一个一个毕工毕正,双手背在背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这样要求孩子的像最近还有哪个学校发明了一个神器,防止孩子近视的,不让孩子写字的头往前低。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从控制出发的,据说,我只能用据说,贯彻学习当代教育家最好的一所小学东北,有这样的规定。他校园里的道路是用不同的颜色砖头铺的,A班的学生只允许走白色的地砖,B班的学生只允许红色的,C班绿色的,依此类推。凡是走错了的,就要有学生纠察过来给你纠正,如果不听揪到政教处去。

    各位想想看,我们平时是不是这么要求的?首先一定要学会听从,要遵守纪律,父母教你怎么做就怎么做,老师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最荒唐的事情是什么?学生在课堂上跟课任老师发生冲突以后,我们总是站在老师的立场上,从来不去考虑这个学生跟老师的冲突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责任究竟是在老师还是在学生?反正你是做学生的,错的肯定在你,最后结果就是使我们的孩子一个个学会了服从、顺从。即便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对现实有许许多多抱怨,对现实的不满,我们希望得到的改变,我们将希望寄托在哪里?寄托在清官梦上。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文化传统,我们历代文学作品谈的都是有了清官,然后就评冤假错案。于是我们从来不去想如何为自己争取权益。这个问题在哪里?就在教育上,这当中我们这些班主任功不可没。

    我们的班级管理,总是习惯于这样那样的规定,不允许看电视、玩手机,但是我们很少去想,你这不允许那不允许就是管不了。他们真的不玩手机、不看电视、不上网吗?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把所有的的孩子当坏人来管理的。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就在各种各样的鞭策和说服下生活了12年,如果到大学4年,他们还在鞭策在说服下成长,我们下一代还有希望吗?我们民族还有希望吗?

    在浙江,乃至于在全国,那些大老板有多少在学校里是你们认为的好学生,但是他的经营头脑跟你在学校里面教的那些好学生里哪个厉害?我发现我们有的家长很厉害,有一个暑假我到北京参加一个活动,到到南通火车站时遇到一老一小喊:“凌校长”,我问:“你们是?”老人家说:“这是我孩子,你们学校今年高中毕业的。”我问:“有没有考取?”他说:“考取了。”“考取哪里了?”我问。他说:“三本,不让他上了。”我说:“不上干嘛?”他说:“他姐姐在家纺城开了一个店,去帮他姐姐。”我们那边是家纺的集散地,他姐姐南京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在家纺城开了一个店。家长看得很明白,但是我们这些做老师、做班主任的,总是向孩子灌输一定要好好学,考取个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谁也不会去想,考取了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就意味着实业,让他们何以面对,让我们何以心安?可是谁会考虑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考虑。

另外,在平时的管理中,如果遇上孩子作业不及时交,我们的处理方式不外乎这样两种方式:一个罚抄、罚做,还有一个给他的作业打低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孩子比我们厉害,早在十几年以前我就发现当孩子遇上罚抄时,我们的孩子会一只手拿三支笔,一个下子写下来就是三行,后来商家也发明了这种“神器”,网上有卖的,四个笔头的都有。可我们还在那儿很自得的,这个孩子被我罚抄了一百遍。其实他只抄了25遍。还有只要是顶撞老师的,“不听话”的孩子,我们要么就是安排他坐在最后面的角落里,要么就是安排他坐在最前面的角落里,而且我们还让这些位置轮流坐,下次谁违反了纪律就坐在这里,先前的就让位。可那些“好孩子”“乖孩子”呢,就总是坐前面、坐中间,这是不是一种伤害?

再来说反叛之伤。现实中总有一些孩子得不到我们的认可,因为他们老是“犯错”。我们苏州有一位老师叫吴樱花老师,一位体育老师,她写了一本书《孩子,我看着你慢慢的长大》记录的就是他与一位老是犯错,甚至是故意犯错的孩子之间的故事。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这类我们认为的“坏孩子”,他在学业上得不到我们的关注,就通过“叛逆”的行为——恶作剧,或者寻衅闹事来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些行为在我们眼里就是“反叛”,就是“另类”。当你关注他了,他也会给你承诺,不再跟人打架,不再顶撞老师。但他会跟公共财产过不去,会跟父母过不去,这里有个灯泡给砸掉了,那只开关被踢了,这张凳子腿给折了,那张桌子被推倒,同学的书包被扔到地下,各种各样的花头,让你迎接不暇。

可是我们就不明白他们的这些行为,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们从来不这么看,我们总认为这是跟我们对着干。吴老师这本书最近要再版,请了几位老师给做批注,很荣幸,我也在其中。另外两位,以为是上海浦东教育发展中心的王丽琴老师,一位是北师大的吴国珍教授。这个屡教屡犯的孩子,最终在他的帮助下顺利的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我在批注的时候也谈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最终的衡量标准仍然没有跳出所谓的好就是考取好的高一级的学校。

    最普遍的伤害恐怕就是麻木的伤害了。反复的训练、反复的考试,屡考屡败,屡败屡考,把他们考的麻木了,反正考来考去就那么多分数。我们很少从我们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在座也许有这样的经验:A生在某老师的教学状态下很差,但是换了某某老师教以后他的成绩就不一样了。这种经历你们有没有?我有。这说明什么问题,这问题是,我们许许多多的老师,包括在座的,包括本人,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我们的方式来授课,而不是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教育的方式,也不会从孩子的理解角度来选择上课的方式方法。另外一个,因为我们是大班教学,我们必须要考虑效率,要面对这五十几个人,所以最便捷的方式就是用同一个标准、同一种方式,一种语言,一个腔调,一个路径来讲,我们很少考虑ABC三位学生的个体因素,他们对于语言的敏感程度,对于问题的认识角度,思维的敏捷性等等是不一样的情况。有些孩子之所以厌学,之所以听不懂是因为你讲的他听不懂,他接受不了。所以我有一个原则我们当班主任的、做老师的,要尽可能用孩子明白的话讲孩子不明白的道理。我们的问题往往出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孩子不明白的话讲孩子原本可以明白,甚至是已经明白了的道理,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你不讲我还明白,你一讲我倒糊涂了。

    低估之伤,其实就是给孩子贴标签,给孩子定性:这个孩子是“问题孩子”,这个孩子是“差生”,尤其在小学里,容易给孩子定个“多动症”什么的,有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我们就给他贴一个多动症的标签,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给一些孩子带上“白痴”、“猪脑子”、“笨蛋”之类的帽子。大家也许知道这么一个案例,一个很胖的孩子被班主任训斥为“肥猪”,她回家后就节食,怎么也不吃。类似这样的案例可以说在我们身上随时都会出现,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这些言辞举止对孩子就是一种伤害。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给孩子贴标签,甚至我们就不认为我们在贴标签,在给孩子定性。这样的伤害还表现在学校的选择性分班:奥赛班,快慢班。当然分班方式不是我们这些班主任能做得了主的,但是当你在教慢班的时候,教非奥赛班的时候,你的管理方式就必须考虑孩子们的心理因素,尤其是非奥赛、非快班的孩子已经被这种分班方式给伤害了,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的帮助和疗救。要尽可能的帮助他消解这些标签给他们心灵上带来的污染:已然在慢班了,这些孩子就会自暴自弃:反正我在慢班,我就是比别人慢,比别人差。我已经没希望了。

    完美主义之伤。一个普遍的现实是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做老师的,做班主任的,总是要习惯于让我们的孩子向班上那几个“最好”的孩子看齐。当班主任的还会对班上所谓的最好的孩子提出更高的希望:你在某些方面还有哪些不足,要将这些不足给填补上。我们就忘了人无完人这样的基本常识,我们在具体的班级管理上,总想让我们的优秀学生在每个方面都优秀,很少去想每个方面都优秀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遗传因素,家庭环境,以及启蒙教育对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就决定了他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别人强,而在某些方面又可能不如别人,我们偏偏要让他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最近在读美国一本《反对完美》的书,作者主要谈的是基因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和可能的灾难,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小伙子、小姑娘结婚了,要考虑生儿育女,我们会考虑所谓的优生优育,甚至会选择性生育,一定要生男孩、或者一定要生女孩,对不对?在那本书里面谈了一个案例,有一对聋哑人,在全国寻找能够让他们生出一个聋哑人的技术,因为他认为聋哑人并非是一种不幸,相反的他认为聋哑人在某些方面是超过常人的。大家感兴趣不妨买来读一读,书不厚,也不难读。我感兴趣的是作者这样的观点:所谓的爱应该是接受而不是改变,人生在世是上帝或者说是自然对他的恩赐,我们必须接受他的存在,而不是努力的改变他与生俱来的某种生命的状态。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少去考虑。最典型的就是前一个阶段,大学里的“学霸”、中学里的“学霸”,还有不让孩子到学校的学习的那些“狼爸”、“虎妈”,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想让自己的孩子超乎完美。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那些“好”孩子几乎在学校里没有失败经过,大概在九十年代中期,我班上有一个班长考取了大学,我们班上的其他同学大学毕业不久都找到了工作,她毕业三年了都没有找到工作。我现在回过头来反思,我也是责任的,因为她的高中阶段从来没有失败过。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学毕业找工作还不是太难的,她为什么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一直待在家里,我无法判断真实的原因,也许是应聘的时候遭遇了失败

当然更大的麻烦就是平庸之伤了。这就是那些既不是“好”的,又不是“差”的,好学生我们会关注,“差学生”、“问题学生”我们也会关注,那些平平的既不好又不差的学生我们就熟视无睹了,他们所处的就是那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包括上课被提问的机会几乎没有,甚至眼神的关注也没有,有的孩子上了12年学,从来没被问到。我们班主任找学生谈心,找的就是“好学生”和“差学生”,那些所谓的中间的孩子我们很少去找。就这样的状态就让他学会了“认命”:我就是个平庸者,我只能做到这样。

在我看来,在我们的教育现状中还有另一类伤害,那就是疯狂之伤。这样的伤害在那些考试工厂尤为普遍,这种伤害的可能给孩子们带来的毒害,我们不妨将衡水那样的“百日誓师大会”视频与“文革”中的疯狂视频一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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