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选教材还是选“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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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场所,对教材的选择和使用必须从教育的目的和价值出发,教育的目的和价值用康德的观点来说就在于使人成人,在于帮助一个个个体形成健全的人格,使人性向善。达成教育的目的实现教育价值的途径与媒介有许多,这当中教材是最重要的。这就决定了教材与一般的出版物的区别和特定的地位——权威性与示范性。这特定的地位不仅决定了教材编写的人文性、科学性、规范性,同时也决定了教材的选用严肃性与规范性。

无论是学校还是教育行政部门乃至于家长其实都明白,作为教育媒介的教材是会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影响影响的,尤其是对中小学生而言,特别是那些认知能力还是价值判断都还处于启蒙阶段低的幼年龄的的孩子,是没能力自己判断教材中的是非与善恶的,他们的价值取向更多的是源自外来的影响,尤其是学校教育的影响,因此教材中夹杂的类似广告之类的东西,他们是没办法辨别的。另一方面可以确定的是,教材中出现的东西不仅会对他们的学习产生影响,而且会对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发生干扰。

因此,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的教材选择和确立最要紧的是要恪守儿童立场,要有利于儿童的生命生长。教材的儿童立场体现不仅在它内容的人文性与科学性上,更重要的是它的权威性与示范性上,功能在于对儿童的引领和帮助——使他们在教材内容的学习中渐渐地明白事理,理解人生,明辨是非,健全人格,热爱生活。因此,作为教材的选择和确定者的成人,无论你是怎样的身份,你都得具有自觉保护儿童权益的意识,确保他们的权益不受侵犯。

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的教材选择和确定往往不是学校能左右的,教材目录总是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的,即便是教辅资料也是由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的。它们的确定也是根据教育部的规范与流程进行的,但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难以避免长官意志与钱权交易。否则何以理解教材中一次又一次出现植入广告的问题以及类似的其他问题?

要避免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是不是有了教育部的《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就可以天下大吉了?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事实上“教育部早前就有规定,教科书内不得有广告内容。新修订的广告法也明确不允许广告进课堂、强推给学生。将商业广告植入中小学课本,不仅关涉教育责任与商业道德,也可能违法。”为什么类似的问题还时有发生?我想,如果没有相应的运行机制与约束机制,教育部的文件依然会是一纸空文。

如果教育制度的视角来看,当务之急要做的恐怕是要在教材的选择和确定方面健全相应的运行机制和约束机制。

首要的问题是要提升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法治专业素养,恪守法规,按章办事,杜绝个人意志,自觉斩断教材选用确定过程中的利益链。更要采取有效措施查处教育行政官员参与甚至主持教材的编印与选定的违法乱纪行为。

其次是要认真遴选教科书选用委员会的成员,不仅要确保这些成员的代表性,更要确保这些人员的专业性与基本的道德素养。专业的问题要由专业人士处理,坚持同行评审原则,专业人士更要恪守专业操守和道德底线。同时要细化教材选用的流程,尤其是要给那些中小学校长和教师身份入围的成员一定的教材审读时间,更要有对他们的相关的业务辅导,而不是将这些人临时集中起来,开个会投个票、举个手那么简单。

再次要引入听证机制,广泛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确保教材的选用流程的公开、公正与透明。要尽可能拓展教材选用流程的知晓度,让社会和民众明白教材选用的原则和程序,以增强他们对所选教材的认可度。

学校教育的教材必须是圣洁的,容不得玷污的,教材的编写固然要确保圣洁,但教材的审查、选用更应严肃、规范、慎重,因为教材的选用不仅涉及千家万户,更关乎孩子的生命生长成长和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与确立,说得更大一点还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未来,来不得半点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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