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英雄堕落”与教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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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中勇救7人的雷楚年,一个原本平凡的孩子,却在短短6年间迅速走过了从声名鹊起到身陷囹圄的人生体验。这种“过山车”式的变故,让很多人都始料未及,当年的“汶川小英雄”“全国抗震救灾英雄少年”“北京奥运火炬手”,在影响乃至教育无数人的同时,却将自己打造成集诈骗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于一身的另类“典型”。如此戏剧化的境遇,不禁让人想起了老子的一句话:“宠辱偌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宠爱,不管是来自父母、师长,还是权力、地位,都绝非好事,当一个人还不知如何驾驭它时,就肆意地站在镁光灯下享受、挥霍和膨胀,则必被之所制。雷楚年,一个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普通少年”华丽转身为“小英雄”的孩子,他何曾知道“影响力”为何物,何曾有能力辨识“利益”躲藏在人性和道义之下的伪装?“宠为下”,这种带有辩证逻辑味道的人生哲学,对一个连形式逻辑都没有完全弄懂的孩子来说,的确是太难了。所以,当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在“关怀”“爱护”小英雄时,可能事实上恰恰相反。

对“小英雄”当年在一片废墟中舍身救人的英勇和果敢,我们无可否认。其对社会的感动和正向激励,的确配得上国家所赋予的荣誉和光环;放大和弘扬这一形象,更有助于凝聚力量、团结人心,无论是当时还是时下,本身并不错。但从“小英雄”的急速堕落中,我们需要反思:首先,荣誉是否给得太过密集、太过容易了?我们的教育有没有给孩子以恰当的荣誉观?当孩子一次次地被置于巨大的光环下而没有付出新的努力或取得更多成绩时,教育的缺位和放任,使廉价的“拿来主义”大大拉低了“小英雄”在个人定位、成长方向、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标准,扭曲的荣誉观和享乐主义淹没了本应有的理性思考和敬畏心理,以致某一天走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所以,削减在“英雄”身上的“荣誉超载”,警惕宽泛膨胀的马太效应,重视一步步地还原“英雄”,甚至适时给他们降降温,泼泼冷水,反而更有现实意义。

另外,对于已经成为“明星”的先进典型,我们可以对他们予以监督,甚至作为家喻户晓的“榜样”“示范”,如雷楚年之流的一言一行就应受到曝光,当“名利”从黑暗的交易和操作中显影,实际上,也就是阻隔了贪婪、欲望、狡诈对一个人的诱惑和侵蚀。可以试想,倘若在6年之中,雷楚年在初越雷池时就遭遇到监督和惩罚,他的敬畏心唤起他的理性和良知,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遭遇了。用法律和道德念起的紧箍咒的教育意义,将远远强于毫无警示和风险防范的虚意吹捧和自愚自乐。

全社会是不是需要思考,当教育的责任尽到,让“英雄”在对别人产生示范效应的同时,亦能够“认识你自己”,而不知会忘乎所以,自我膨胀;当监督发挥作用,甚至能明确与“荣誉”并行的“责任”有哪些,怎么落实,我们的“英雄”就有了血肉、有了性格,有了魂灵——就能回到“人”的层面上思考和看待问题,而不是动辄挥霍“影响力”,肆意妄为,“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的结局就可以避免。

我们看到,在“英雄堕落”事件中,既有当事人本身之过,也有社会的浮躁、势利的“染缸文化”(鲁迅语)在发挥影响。国人喜欢树立榜样和典型:古有二十四孝、列女传流传于世,近若干年来更是“英雄辈出”,但这些“英雄”留给世人的遗憾和反思往往并不比当初的赞扬和歌颂少。也许,在时代进步的车轮之下,如何弥补教育的缺位,学会正确的表达“爱”,以及与此相关的在监督、舆论、评价等方面的完善,才是亡羊补牢的真正意义所在。



One Response to “凌宗伟:“英雄堕落”与教育的反思”

  1. Carley

    Drage sestre in bratje vsakodnevno se bom v molitvi spominjal vseh tistih ljudi , ki so zapadali v Ålijv¾ensko stisko in sami ne vidijo več poti iz nje , prav tako pa bom molil tudi za bolane in predvsem starejÅ¡e osebe , ki so potrebne božje pomoči.Naj Bog usliÅ¡i vse vaÅ¡e molitve.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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