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抉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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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姆《逃避自由》(北方文艺出版社版),有这样的表述:“如果人类个人化过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条件),不能为实现个人化的基础,而同时人们又已经失去了给予他们安全的那些关系(束缚),那么这种脱节的现象将使得自由成为一种不能忍受的负担。于是自由便成为和怀疑相同的东西,也表示一种没有意义和方向的生活。这时便产生了有力的倾向,想要逃避这种自由,屈服于某人的权威之下,或与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使他可以解脱不安之感,虽然这种屈服或关系剥夺了他的自由。”

佛洛姆的这番话留给我的启示是,作为管理者,我们总是埋怨教师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埋怨学生的老气横秋,没有活力。但我们往往忘记了当下学校的教育关系是容不得教师的个性与创新的,更是容不得学生的天真与活力的。就学校而言,它几乎无时无刻不处在方方面面的检查与考评中,它要应付这些检查与考评,就要拿出相应的对教师和学生的检查与考评的条条框框。想想看,当学校制度一味指向应付方方面面的检查与考评的时候,它的管理者、教职员工与学生,何来活力?活力没有了,又怎么可能有自由的思想,创新的意识?

这样的境况下的管理者、教职员工起初也许会有如同古得莱得所说的那种“向体制宣战”的冲动,但不要多久现实就会迫使他们缴械投降,迅速地回到“恪守规范”的轨道上去,事实会一次有一次地告诫我们的学校和管理者、教职工和学生:自由和创新的阻力是巨大的,是每个个体不堪承受的。只有适应和迎合检查考评的生活,才是安稳的,才是可以原理不安和恐惧的最佳选择。才可能是其他学校和同行着眼中的正常学校和正常的个人。

于是我忽然明白古得莱得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了:“我们的学校为什么不是愉快的场所?还有比学校更好的、能培养自由的自我的地方吗?”(《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目前似乎真的没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憧憬斯蒂芬?贝利的憧憬:

教育体制的最大作用就是帮助人们有创意地生活在自由自我的世界中。因为,如果这个自由自我的世界可以恰到好处地生成,并巧妙地融合人们的志趣、精力和社交,就可以影响、感染和帮助人们从工作和繁琐中解脱出来。那时候,自由的自我不仅仅是一段生命,而是一段有质量的生命。(《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

尽管这样的憧憬可能只是憧憬,但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需要这样的憧憬,同时还要尽我们的可能为使这样的憧憬付出我们的努力。至少是在关键时刻不屈服与某个权威,或者是在它的面前虚与委蛇,当然更要有不为自己的“自由”而同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种关系来解脱自己的不安的勇气。忽然间明白了为什么总有一些人死死抱住某忽悠的大腿不放的缘故了。

在佛洛姆看来,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没有动物出生的那种对环境的本能的适应,人类适应环境“主要是靠学习的过程,而不是靠本能决定的”,因而“人类从有生命开始,就必须面对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做一抉择。”(《逃避自由》)也就是说,尽管林林总总的验收和考评我们无法抗拒,但是用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应付这些验收和考评则取决与我们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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