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让阅读成为生命生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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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没有进过大学,尽管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中师生,却也不是正牌的,只是在一所挂了师范牌子的教师进修学校的中师班上了十个月的课,又实习了十个月,然后就直接到一所“戴帽子初中”做教师了。

由于父亲所谓“历史问题”的缘故,我们家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都是被政治歧视的对象,我们兄弟三人就我一个上了初中,且还是小学的“戴帽子初中”。我两个哥哥小学毕业,就跟着我妈到镇办工厂做童工了。我因为有机会读书,就想一定要把书读好,读好了可以改变现状啊,或者说可以改变我们家庭的处境。如果你在一个“坏分子”的家庭,你总是在别人的冷眼当中生活,那滋味可不是现在的孩子们能理解的。

在我幼年的时候,我的祖母、外祖父常常会给我们弟兄几个讲一些流传久远的小故事;读书识字了,我们就从图书出租店里看那些记载这些故事的小人书和其他情节更为诱惑人的书。于是,在那个“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一大二公”人人吃食堂的时代,我们兄弟三个会把饭票省下来,去租阅我们喜欢的图书,尤其是公案类的书。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基本上能将《彭公案》《施公案》《狄公案》这些书读下来了。

遗憾的是,当你想读书的时候,却只让你读一本书。我们的初中和高中其实就是在“学工学农”刷标语中度过的。我有一个同学的舅舅,当时是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他给了我同学一本《红楼梦诗词批注》。我借来一看,如获至宝,结果读完《红楼梦》,真的对曹雪芹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精通的东西太多了,风筝、饮食、绘画,诗词、地理、天文……在读高中的时候,我的一位语文老师送了我一本没标点、没注释的《文心雕龙》。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披文入情”,我的另外一个语文老师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老师啊,这是《文心雕龙》里的话。现在看来,在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能读到这些,真是人生之大幸。

恢复高考那年,我在乡下插队,插队的时候做电工,那天我爬在电线杆上,突然大队广播里说要恢复高考,我就想,机会来了!像我这样家庭的插队知青,除了参加高考,回城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于是就拾起书本复习了一个月就参加预考了。我的中学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凭那点东西参加高考,结果可想而知。语文考试的铃声结束了,我的作文刚刚写了一个题目。我跟朋友从考场出来,一边跑一边笑着说,看来今年不行了,明年再来吧。

没想到的是,十月份我居然还接到参加统考的通知,考试结束了,许多同伴都拿到了通知书,但是我却迟迟没拿不到,一直到了年底,通知来了,我被录取了!就是上面说的“中师班”。

上学之后,因为刚恢复办学,没有教材,只有老师编的讲义,我们的古文老师和古汉语老师很喜欢我,所以他们在刊物上发现了什么资料,尤其是古汉语方面的,就会给我看。就这样,我养成了一个抄书的习惯。十个月的中师,我抄录的资料超过了一尺高,这使我在以后参加函授的古汉语考试时(两个半小时),我只花了半个小时就做完了。

在做实习教师十个月和做教师的最初几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所有的教案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进教室,不带备课笔记,就一本教材、三支粉笔。上文言文教材都不带,课文也是背熟了的,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好老师”。现在回想起来,背教材,背教案也是一个老师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后来我在阅读了一些名家的课堂实录和教育专著的基础上,给自己的课总结了八个字:“遇物则诲,相机而教”。

既然搞教育了,教育究竟是什么,大家都在说。其实教育就是教育,教育就是成全人的事情,所谓成全人,包括人的心智、品行、人际交往、办事方式、阅读研究的习惯等等,学校的教育不仅仅是考试,或者说学校的教育除了考试外还有其他,但是当下教育似乎除了考试就是考试,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我有一个观点,既然逃无可逃,我们就要明白我们所能做的应该是什么,做我们想做的。但很多时候,我们想做的不一定能做。我们就只能做我们能做的,并努力把我们能做的事情做好。

比如,君子爱分,取之有道。《收获幸福的教育——一所没有考试的公立学校》认为,“收获幸福的教育”的开明学校有五个教学目标:重新发现学习的乐趣,寻觅生活的意义,适应时下社会,迎候或然社会,创建合理社会。这当中有三个目标涉及社会。在这样的办学目标下,作者思考的是,面对与现实社会的大一统、一刀切的教育体系,如何为孩子提供一些可以选择的教育?他们更多采用的是提供给孩子另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他们居然会为一个喜欢钓鱼的孩子设置专门的课程。

阅读让我们知道,尽管现实社会中,我们没办法让孩子逃离考试,但我们还是要给我们孩子跟老师一些自我生存的空间,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没有一定的教育阅读就无法下手,甚至都无法理解那些“另类教师”和“另类学校”的举措了。

今天,学校因社会、家庭的种种势力,几乎已经背离了本义,远离了教育的宗旨。根据我的阅读,这本意和宗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孔子,美国百年前的杜威的认识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表述形式不一样而已——教育就是成全人的,是为人的当下和未来的生活奠基的,学校教育绝不只是考试。
当我们大谈所谓的素质教育时发现,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是这么搞的。读《论语》,我们就会发现孔子的教育就是因人而异的教育,作为老师的孔子,对他的那些学生的潜质是一清二楚的,他都是按照学生各自的天分和素养来进行的。只不过后世的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渐渐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异化了的孔子和儒学。我们还知道,从西方工业文明下传进的“班级授课制”,其实并不利于因材施教……这些认识光凭直觉的反对与批判是没有用的,还是要从学理上进行分析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有真功夫的:我花了五年的功夫,读了三十几本书,才写了一篇八千字的文字《模式化的教育:新的压迫与侵犯》,其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什么是教育》《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一所称作学校的地方》《民主主义与教育》等教育经典与教育哲学著作。

如果我们留心一点,也会发现那些爱书人、读书人,是明白“没有航向的船,吹什么风都是逆风”的道理的,他们在阅读中找到了教育的方向感和重力感,并受其导引,努力使自己的行为回归到教育常态上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先哲的经典中,找到了教育应有的参照系,并在自己的课堂中看到了自我实践的意义。

当“读书人”和“教书人”成为真正的同义词时,我们教育中的怪诞、野蛮、迷信、神话、反智的成分才可能降至最低;也只有当我们教读书与教书融为一体时,我们才可能将我们内心的惶恐与焦躁抛却一边,带着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和对课堂的认识,坦然地走向课堂,面对我们那班充满渴望的莘莘学子。

2012年,在《中国教育报》的“年度推动读书人物”的颁奖礼上,我就说自己最大的缺憾是年轻时没有读到足够多的书,而现在正当恶补的时候。从教育原典开始,比如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卢梭的《爱弥儿》、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走到教育哲学,如克莱威尔的《教育的哲学基础》、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再到最近读琼·温克在《批判教育学》、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亨利·A·吉鲁《教师作为知识分子》、艾米·古特曼《民主教育》、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安东尼奥·M·巴特罗的《受教育的脑:神经教育学的诞生》等著作的时候,我慢慢地懂得了当教育者需能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批判教育学、脑神经科学、社会学的视野去审视教育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我们所从事的教育这个“命业”放到现实的生态中做更全面而深刻的思考和批判,进而在自己有限的可能中,脚踏实地地改善和建设我们理解的教育生态,使得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张力,而不只是失望与颓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的阅读,应该是抛却了“活学活用”需要,转而成了生命延续的需要了。

如此的阅读,不啻一种时空压缩,我过往的教育经历在这场穿梭之旅中找到了很多的“契合点”——即那些曾经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处,一旦得到哲人点化时,真有心生戚戚之感。孔子当年为什么半百才说“知天命”?我读着读着,发现所谓的教育真的是一种累积之物,见得多了,看得远了,想得深了,可能才会摆脱盲人摸象式的愚昧,才可能对教育的全貌了解得更清楚些。

于是,这种“心生戚戚”又变成一种勇气、一种慧力、一种心法,让我试图对教育作出更多的还原与自我解读,慢慢地,建构起自己的教育学。这个时代,出了很多“教育家”,甚至“教育家”还可以在一定的技术指标下“量产”出来;我却以为,失去了阅读,离开了自我的教育哲学建构,其实都是虚妄和浮夸的。

我希望将自己对教育的感悟和理解分享给更多的志同道合者,让后来人少走弯路,也让他们远离看似热闹实则乏味甚至贻害无穷的“诱惑”。

(原载《教师博览》原创版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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