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按:本文刊发于《湖南教育》A版第3期

也许我们还记得2012年有过这样一篇报道,3月31日晚,一位中年母亲在上海浦东机场迎接在日本留学的儿子汪某。儿子得知妈妈没有给自己凑够留学的费用时,竟怒不可遏地用水果刀向母亲顾某连捅数刀,导致母亲当场昏迷。这个儿子为什么如此残忍,没有人性?顾女士的妹妹和哥哥对记者坦言,顾女士对儿子宠爱过度,对儿子的要求是有求必应,把孩子惯坏了。顾女士自己也承认,儿子以前回来,有时连家都不住,直接住宾馆。从表面上看是儿子太不孝顺,对母亲太凶残。其实正是顾女士自己害了孩子又害了自己。

《触龙说赵太后》中左师公有句名言:“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怎样的爱才是“为之计深远”,这是每一个为人父母的成人必须用心思考的。要知道,我们今天给他们的满足,未必能够担保他们明天的无缺。

其实,在普遍一胎孩子的家庭教育中最为特出的误区就是“爱”的误区,而这误区,又因为一些偏执一端的家庭教育理论的影响而使我们这些父母难以摆脱这样的困境。现实就如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说的,家长会不由自主的将教育看做权利,看做独占,看做自我意志的延伸,而忽视了“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对你的爱,如果你作为爱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现没有使自己成为被爱者,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而这种爱就是不幸。”这样的爱其实是对孩子的戕害。弗洛姆认为,“母爱的真正本质是关心孩子的成长,也就是说,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与自己分离,母亲必须容忍分离,而且必须希望和支持孩子的独立与分离。”

如支持孩子的独立与分离,当代美国心理学家茱蒂·哈里斯(Judith R.Harris) 在《教养的迷思》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她人为现有孩童心理学的发展,许多是依据“亲子教养非常重要”的默认立场所奠定的,而缺乏了更深入的“默认验证”,事实上不少实验内容证明此默认有失偏颇,作者以具体的陈述指出同侪(指与自己在年龄、地位、兴趣等等方面相近的平辈)影响力高过亲子教养的证据。她人为“虽然母亲不能替代同侪,但是同侪有的时候可以替代母亲”。

为说明这个观点,作者引述了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的案例:

有三男三女六个从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的孩子,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是集中营里的大人们照顾他们长大的,而这些大人却没有一个幸存下来。大约三、四岁左右被送到英国一托儿所长大。

安娜看到他们时,感觉他们简直就像野孩子:

“在他们刚到的前几天,他们弄坏了所有的玩具,破坏了很多家具,对托儿所的保姆很冷漠,甚至怀有敌意……。在愤怒的时候,他们会咬,会踢,会对保姆吐口水……他们尖叫,大喊,满口脏话。”

但他们对待自己的情形却完全不一样:

“他们只关心彼此,完全不在意其他人。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分离,即使是很短的分离也会使他们烦躁不安……。他们彼此间强烈依赖的情绪,更进一步显现他们之间完全没有妒忌、竞争、对立……你完全不需要叫他们轮流,他们自然就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他的那一部分……。他们不会打彼此的小报告,当他们觉得有人被不公平地对待或有外人来欺侮他们时,他们全体是站在一条线上的。他们非常体贴彼此的感情,他们不会抢彼此的东西,相反地,他们非常在意彼此的安全,走在前面的会去回头照顾落后的,彼此帮忙跳过沟渠,在树林里会把树枝拨到旁边去好好让其他的人可以通过。他们彼此帮忙拿大衣外套……。在吃饭时,把食物传给同伴比自己吃还重要。”

一九八二年这六个孩子已经四十岁了,一位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给安娜·弗洛伊德的合作者苏菲·丹写信询问这些孩子怎么样了,丹的回复是他们都过得很好。研究证明,他们在四岁以前已经形成了一个永久性的依附。

茱蒂·哈里斯强调,“虽然母亲不能代替同侪,但是同侪有的时候可以替代母亲”,更何况许多时候“跟妈妈学到的东西,在别的情况下不但可能毫无用处,甚至可能还更糟”。因为我们这些成人的经验未必可以指导他们在未来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境遇。

普遍一胎的家庭教育最大的麻烦或许就在于我们的孩子少了同侪影响,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对他们关爱有加,唯恐他们远离了我们的视线而遭遇挫折和危难,这样的担心和焦虑常常使得我们忘掉了每个人作为生命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

我家丫头,在回忆她的童年生活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记录:“我们小时候很不听话,总会搞出些奇怪的事来。有一次大家一起去“划船”,但实际上那个小水泥船破了一个大洞,坐进去就一直不停地有水涌进来。我们一边忙着用手撩水出去一边撑船。可是事实上,大家都是第一次‘划船’,所以那破船在河中央转了快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才终于屁滚尿流地被人弄上岸了。”

这类似的生活,在她的童年里似乎属于常态的,或许正是这些常态的同侪影响,造就了她从事记者职业特有的素质。而这些素质,则是我们没办法教给他们的,因为我们没干过记者,也无法预料记者生活的艰辛与危险。

我常常会想起我的老母亲常说的那句: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兄弟三人,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加上老祖母长期卧床不起,父亲又因为职业的缘故一年之间大多数日子在外面漂泊,母亲为了生计忙里忙外,能用她的劳作勉强养活我们几乎是她唯一的目标,哪有心思像如今的父母们思考什么家庭教育。更为确切地是她也想,但生存压力让她顾不过来。我们就在各自的小伙伴中的打打闹闹中慢慢地长大了。我们这个年龄段以上的老人们的童年、少年大有多少不是如此过来的,尽管我们那个时候并不明白什么同侪影响。

普遍一胎的家庭教育的问题恐怕在不少时候是有些过头的,就如弗洛姆所言“母亲的良知说:‘不端行为,甚至犯罪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失去我对你生活和幸福的希望。’”,偏偏缺少了“父亲的良知”——“你做错了,免不了要自食其果,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要我喜欢你的话,你必须改变你的方式。”从心理角度来看“母亲的良知”本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良知往往会导致溺爱——过度保护子女,过分满足子女的欲望,只考孩子虑眼是否开心,而忽视了早晚要离开父母,过他们自己的生活。

如何改变?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同侪中接受影响,自我生长。人是一个非常有适应生物。独生女的问题就在于,没有玩伴,只能以父母的行为方式来建构他们的生活模式。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虽然人格有一部分是因为遗传基因决定的,而文化却不是,比如态度、信仰、知识和技能,都不是一代一代相传的,而是在人的实际生活中习得的。

上面所说到的六个孩子的生长历程告诉我们的是,同侪生活对孩子的影响远甚于父母的影响。“孟母三迁”的故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良禽择木”的古语,其实告诉我们的也是这个道理。你的孩子融入了怎样的同侪,他的言行举止,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和影响的。一个好学上进的同侪,会让他变得好学上进,反之亦反。许多情况并不是父母们能够左右的。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为自己的孩子“计深远”,那就不妨早一点考虑如何让他们早一些离开我们这些父母的羽翼。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帮助他们找到适合他们的同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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