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是搞教育,还是搞新闻

近日又看到一个名词:“新生命教育”,不知怎么的居然联想到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遗憾的是“新生活运动”开展不久,民国就到了台湾,台湾大地震以后有了“生命教育”,后来“生命教育”进入了大陆,今天出现的“新生命教育”,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生命教育”与台湾大陆正进行的生命教育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追求,还是意味着另立门户,新店开张?这两天翻看威尔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的《传播学概论》,联想到有人对某些校长和学校热衷于将教育当新闻来搞质疑。似乎找到一些答案。

请看下面的一段论述:

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大量的传播行为是工具行为,研究学习行为的心理学家爱德华·托尔曼说,人类的言行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的工具,本质上与其他工具比如绳子、棍子、盒子等无异”。比如他写道:“就发号施令而言,言语行的工具性是十分明显的。发号施令时……说话人通过命令让追随者做事。实际上,他无需抓住对方的衣领,在推搡中迫使人去做事;凭借他发布的命令,他就可以得到预期的结果。”儿童学会这点本领毫无困难。他们哭闹,妈妈就会妈就会来抱他们,抚摸他们;如果不哭闹,那就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传播行为。他们笑,得到的回报也是笑。某些哭闹声使他们得到食物或玩具。他们学会事物名称,发现这不仅得到大人的嘉许,还可以少花力气就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段论述告诉我们的是,当下的专家、校长与某些学校,其实是深知传媒的工具价值的,不断地爆出一些新动作、新名词、新术语的目的,不外乎就是为了赢来更多的追随者,获得更多的利益。须知“每一次传播行为及其发送者和接受者,都有一套特定的目的和原因”:或为得到赞扬、或为得到安抚、或为等到更多的关注、或为树立更大的山头。这就难怪某些专家、校长集媒体人、出版商、江湖郎中为一身了。

记得早年我曾在《教育“新词”与文化枯竭》一文中这样说过:一个个教育新词的涌现,折射出了我们当下教育的一个怪圈,这怪圈的特征就是新名词层出不穷。似乎谁“创造”出一个新的名词了,他的教育就与众不同了。比如说,我们的教语文学科大概是最热闹不过的了,他是“诗意语文”,你是“绿色语文”,我是“生本语文”,还有“生命语文”、 “生态语文”,“草根语文”、“真语文”,更好玩的是还有“文化语文”……这么多的语文啊,我很是糊涂,是不是一加上这样那样的定语了,你的语文就与别人的语文不一样了?还有什么类似苏派教育、藏派教育、疆派教育什么的,给教育加了这样那样的定语,你的教育就和人家的教育不一样了吗?我等愚昧,真搞不清真语文与语文、新教育与教育、新生命教育与生命教育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区别又有多大?

一些媒体和媒体人正是看到了传媒的工具行为的魅力,这些年来搞了一波以一波的新花样,但实际操弄的奥妙就是一个,你花银子,我给你包装,给你忽悠。包你在短期内推出一个模式,成为一所名校,造就一位名校长。许多校长和学校不清楚的是:“传播并非完全依靠语词来进行,大部分传播不需要借助语词,手势、面部表情、音调、声音大小、强调的语气、接吻手搭在肩上、理发与否、八角形的停车标志等信号都在传递信息。”靠新闻手段搞出来的学校、校长、门派是难以持久的,正因为难以持久,所以他们才会时不时地弄出一些新花样、新名词。

但经验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团队的形象,绝不是靠什么形象策划包转出来的,它的形象体现在团队的每一个成员和单位的每一个角落中。每个成员不经意的言行举止,每个角落呈现的格局,从门卫到厕所……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校管理者似乎大多对此视而不见,他们热衷的则是需要的时候的包装与打造。教育,就是实实在在的实践与探索,教育不是为了报新闻。热衷于新闻炒作的是无良艺人和明星,不应当是教育人。一所学校、一个教育人成天热衷于新闻爆料,还有心思搞什么真语文、新教育吗?

一个教育者,是不是应该提醒自己:我们是在搞教育,还是在搞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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