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对话式教学”的哲学价值

巴西教育哲学家弗雷勒认为,“对话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世界为中介,旨在命名世界”。关于“命名世界”,借用陈诗哥的话来说就是,希望这个世界每天都如清晨那样新鲜,喜悦,充满爱。所以,重新命名一切,解释一切,照亮每一个词语,这是诗人的任务。所以弗莱雷说“对话是一种创造行为”。作为教育者,我们都知道教育本就当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这劳动的形式又是以言说为主要方式的,既然如此,对话就当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只有当我们相信“对话是一种创造行为”,我们才可能自觉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改变灌输的行为,用“对话式教学”来取代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在对话中完成创造行的劳动。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来,在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看到的课堂人们的“对话”意识已经越来越强烈了,但令人悲哀的问题是,我们对“对话”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或者说是为配合表演的需要的。我们课堂上的“对话”往往是问答式的,当教师的,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持着话语权,动辄否定甚至剥夺了学生的话语权。也就是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真理总是在我们手上的(因为我们是教师,是主体,我们有教参,有预设的教案,更要命的是我们掌握着命题、阅卷这样的“生杀”大权)。

“对话不能简化为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灌输’思想的行为,也不能变成由待对话者‘消费’的简单的思想交流,更不是那些既不投身于命名世界,也不追求真理,却把自己的真理强加于人之间的一场充满敌意的论战”。当教师的不能“挂羊头卖狗肉”,不能嘴上说是“对话”,骨子里还是“灌输”,不能拿自己当着真理的化身,不能将我们的思想强加给学生,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以取代学生的思考。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平等地、真心实意地与学生交流。只有当我们的学生对我们毫无戒备的情形下,他们与我们的对话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展开。

为什么在实际教学中我们会惧怕甚至禁止交流?因为我们惧怕交流影响我们的权威,动摇我们对课堂的统治,我们害怕我们在学生面前显得无知与无力。这种惧怕与禁止就是“灌输式教育”的特征所在,“灌输式教育的出发点是把人误解为客体”的。“凭借某种机械的、静态的、顺从自然的、形象化的意识观,灌输式教育把学生转变为接受体。它企图控制思考和行动,让人去适应这个世界,并抑制他们的创造力”。所以,想要防止实际教学中有意无意地灌输,唯有增强对话意识。

作为教师,我们都明白,只有在学生面前,我们的教师身份才可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教师与学生是一起生存的,没有了学生,也就无所谓教师。我们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就得与学生和衷共济。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能不能实现,关键在我们这些教师能不能意识师生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只有师生共同面对的时候,这种关系才可能是实然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对话”之于教育的意义——对学生和我们的当下与未来的生命生长的意义。对话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生命的安全感,不仅只是我们的自由安全,更要有对方的自由与安全。尤其需要我们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对话中的自由与安全只是单方面的,这自由与安全还能靠得住吗?

作为“对话人”,我们在遇到他人之前就要充心怀与信任,当然还要有谦卑,没有爱、信任与谦卑也就没有对话。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式教学”的发生是建立在对学生的爱心、信任和我们自己的谦卑与真诚的基础上的。

作为“对话人”所应当具备的谦卑与真诚,还决定了“对话人”的反思和批判意识。除非对话双方进行批判思维,否则真正的对话也就无从谈起,没了对话也就没了交流,没了交流,也就没了真正的教育。

对话,是不是一定就要达成共识?未必。“对话”,其实就是一种碰撞,可能会达成的某种共识,或者各自把各自的观点,阐述出来,存疑,也就是没有形成共识。对话可能交集,也可能成扇形展开,恐怕扇形展开更符合实情,如果总交集了,也许就没了自我。所以对话一方面要有开放的心态,要能悦纳不同的声音,但也不能迷失自我。对话中更多的情形应该是形成第3选择,而不是“你的”,或“我的”选择。

提问是不是对话?如果提问,对学生提出问题是为了触发学生的思考,帮助他们建构知识。说不是的认为教师问,学生答,是一种“我他”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灌输。作为教师的提问,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我对你”,我问你答,那个就不是对话,那就是“我对你”的关系。如果教师的问题是为了引发学生的讨论的,就有了对话的可能。如果课堂上的问与答给学生搭建了一个台阶,是着眼于引导学生探究知识,思考问题的,就是一种“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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