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教育,要培养出过完善生活的人

美国学者阿伦•奥斯恩坦认为:“哲学为教育工作者尤其为课程专家们提供了组织学校课程的框架。它帮助他们回答什么是学校教育的目的,什么学科是有价值的,学生应当如何学习以及应当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材料等问题。”(《当代课成问题》P4)一所学校秉持怎样的教育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的决策、选择以及可能的备选。作为具体的教师也是如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教师就是学校课程的研究者与实施者,每一位教师的教育哲学一样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决策、选择以及可能的备选。

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框架下任何一所学校除非它的学生不参加现有框架下的考核与评估,其学科课程设置,主要不是学校所能决定的,学校能做的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确定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取舍与实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从选择。至少我们在校园文化、教室布局、教辅资料、作业布置、教学活动的组织,乃至具体的教学方法上,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教育哲学,对以上方面就有怎样的决策、选择与备选。

一所好的学校是会在学校哲学与其他关系中寻找理想的契合点的,这其他关系包括对学习者的研究,对当下生活的体验,对新观念、新技术的关注,以及对来自各方面的建议的批判性吸纳等等。这样的学校是不会固执地囿于一隅的,相反,它会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处理学校的决策、选择和备选的。其视域一定是落在为未来社会及未来人走向更为美好的目标上的,就如杜威所言,它的目标是要“培养出过完善生活的人”。 我理解的完善生活,其实就是自由思想、敢于批判,有创造力的生活。

从管理者的层面来看,要“培养出过完善生活的人”,首要的恐怕是要明白学校其实可供学生学习的东西和时间是有限的,如何利用有限的时间教授学生作重要的东西,才是学校教育管理的重心所在。就当下而言,最为重要的恐怕努力改变仅仅将眼睛盯在提升学生的学业水平和考试成绩上的眼前目标,力戒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至少要在现有框架下,竭尽可能地在学生当下的应试与适应未来的社会发展中寻找平衡,既不一味地让向学生灌输服从社会需要,也不一味地强调张扬个性,亟须应到的就是如何让师生们在自由与约束中寻求中间区域。

美国课程论家泰勒认为教育是改变人们行为模式的过程。这里的“行为”是指广义上的“行为”,包括人的思维,情感以及外显的行为。如上所说,教育哲学影响着一所学校和它的教师的课程教学的主张,课程资源开发与整合的意识,以及课程实施的策略、方法与路径。就管理者而言,需要明白的是,在今天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学校的决策、选择和备选为师生创造更富有责任感的与个人特质相匹配的一种更为复杂的为终生学习奠基的更加复杂的学习模型。

今天学校的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评估,尽管目前林林总总的评估考核方案,都有方方面面的指标与细则,但在实际评估中,人们有意无意的选择就是考试和升学率绩,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考试和升学率绩才是干货,是硬指标,其他的不容易考核,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可见的成效。作为管理者,不考虑考试和升学率绩显然是不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在提升考试和升学率绩的同时为师生有朝着过完善生活努力提供可能。

不过更大的困境是,我们这些管理者,在许多时候已经习惯了对上服从,对下打压,或者说,我们在许多时候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专制的管理者”。弗雷勒认为,“专制的管理者”总是想方设法地用“最阴险的形式”,通过各种个各样的技术和手段向教师灌输对自由的恐惧,“学校校长可以足不出户地看到、听到教师在教室里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借以控制教师”,尽管教师也知道校长不可能二十四小时时时刻刻地控制着他们,也不可能同时控制几十个几百个教师,但他们知道“他们每个时点是处于监控中的”(P16)。试想一下,一个人总是处于被监控的恐惧之中,会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与工作状态。

就我们的财力和技术而言,类似弗雷勒所说的“校长可以足不出户地看到、听到教师在教室里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借以控制教师”貌似还不普遍。但我们有 “小米加步枪”传统的,更是有因地制宜的土办法的——精细化管理、精致化管理、计划订到每一天;推门听课、突击性听课,统一考试,不定期抽测;领导蹲点、跟踪指导……各种各样的管理创新,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更为可怕的是我们的教师也如当年巴西的教师一样,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选择被“教学包自身所压迫,被教师指南所束缚”,其创造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限制,“教师和学校的独立性受到约束,不能创造出预先包装的实践所喜爱的成果:喜爱自由、敢于批判,以及有创造力的孩子”(《被压迫者教育学》P15)。老师们早已经习惯了在“教师指导用书”、“优秀教学案例”等,以及行政意志下形成的统一的“导学案”、“讲学稿”、“活动单”之类的东西束缚和压迫下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批判意识和创造精神。很少有人面对这样的现实去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我们预设的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人才的目标是达成一致了,还是背道而驰了的问题。因为对每一个具体的教师而言,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束缚与压迫——如果我们不按照这样的思路出牌,将无法应对现行的中高考制度,所以我们总是用“制度不变,我们无法改变”来安慰我们自己,当然不排除因为有部分教师贪图安逸不愿花气力自己思考教什么,如何教这样的现实使得这样的束缚与压迫成为常态的缘故。

怎样才能走出这样的困境?在弗雷勒看来,唯有拒绝驯化——“教师必须遵循的有效的、政治上明确的战略路径之一是,有力地拒绝自己的驯化职能”(P15)。要明白,教学不仅是帮助学生知识的建构过程,更是教师反思与知识重构的过程。既然是这样的过程,我们就要有意识地摆脱“教师指导用书”、“优秀教学案例”、“导学案”、“讲学稿”、“活动单”之类的东西的束缚和压迫,要明白教学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知识传递过程,而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过程,是对文本的批判与对世界的批判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思维过程。这过程就是用我们的阅读与思考对教材进行解读与诠释,选择适合自己与学生实际的教学方式与方法,创造性的组织和实施教学的过程,更是自我成就的过程。

面对“那些专制的管理者”,当然也大不可必唯唯诺诺,但也要尽可能避免正面冲突。所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不在乎的勇气,更要有冷静的应对策略,以一种理直气壮的但又不失理智的方式方法,维护自己应有的自由和权益。以坚守教育者应有的教育哲学和价值取向,在我们认定的道路上前行。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勇敢地抵制“那些专制的管理者”的总总监控——形形式式的束缚和压迫,才有可能在解放自身的同时解放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创造力和主动性才可能得到最大的发挥,我们期待的培养具有自由思想、敢于批判,有创造力的孩子的目标才可能得以实现。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教师,想要“培养出过完善生活的人”,首先自己要有完善的生活,至少又有朝着过完善的生活而努力的意识与行动,如果没有,就不要心存“培养出过完善生活的人”的梦想。借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就是:教育应当把“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