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教育行政管理需有明确的边界意识

近日,有关“悲情局长”的讨论吸睛效应十足,其不惜以不合作的辞职态度,来对抗体制对其强推教学模式的否定,并以一席慷慨激昂的演讲赢得了舆论的普遍关注和声援。

可以说,一名局长为了推动教改,特别是在其认定的方向上,抛弃个人名利,以辞职的方式反讽教育,以情绪化的呐喊诘问教育,多多少少包含了些唐吉哥德式的悲剧色彩,并极容易感染情绪,形成大众与媒体对教育制度和行政方面的反噬。这种“受害人心理”在传播学上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但一个被许多人忽视了的问题是:当被情绪发泄遮蔽了双眼的我们,到底还剩下多少理性可以保持清醒?

抛却情绪的外衣,回到事件本身的逻辑来看,我们或许会发现其严重背离了教育常识与规律:教学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但一定是主体性的,它是基于具体的学习内容与具体的人的。作为教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套看家本领,这本领于他而言就是他的模式。作为学习者同样有一套他自己的学习方式,这就是他的学习模式。不同的学校有它不同的传统与文化,不同的学科也有其不同的教学特点,在一所学校,一个学科,不同的主体自然会有不同的模式。要求一个学科,一所学校,一个区域用同一种教学模式教学,就是“模式化”,模式化就是不承认教学主体的反教育的意识和行为,是应该改警惕和批判的。全县以行政手段推行一种教学模式本身就是反智行为。杜威早年就有这样的告诫:“如果我们把一个所谓统一的一般方法强加给每一个人,那么除了最杰出的人以外,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碌碌庸才”,模式化的巨大风险性,就在于抹杀了教育价值的多元化表达,令整个生态衰退为单维度的同质化,乃至劣质化趋向。身为教育局长没有这样的认识,反而视家长的意见于不顾,对政府的叫停不理解,以一种“壮士断腕”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绪,围观者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理性的审视,而不是简单地为其不平或对其谴责?

面对诸如此类的境况,舆论与群情为什么总是两个极端,恐怕源于理性思辨的欠缺。这种思辨性,既包括科学的怀疑精神,也是指普适的方法论与价值取向。实际情况中这两者,在某种特定的情绪裹挟下,都容易被轻易忽视。从这位局长的悲情演讲中可以看到他心气尚未摆平。至少没有认识到凡事走捷径,希图一劳永逸,却不能沉下气来审慎、独立、自省地行走乃是处事之大忌。更没有意识到实利主义——只学形而下的操作之术,却不论形而上的价值支撑和哲学观瞻可能给一方教育乃至一代人带来的灾难。另一方面围观者如果能从这位推行的“三疑三探”模式回溯过往,或许可以发现许多年前对“336”的趋之若鹜到今天的夕阳西下,甚至再上推至上世纪50年代洛夫的“五步法”教学模式风行神州到如今的几乎无人知晓。历史与现实已经告诉我们,脱离了教育教学的“在地性”,模糊了理性与感性的边界,盲目崇拜和复制“模式”,而不愿在教育的基础常识上回归,只能在迷信的歧途上越走越远。

教学本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更多的是教师个人的创造,当然这创造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也是要讲究科学与艺术的,至少是要尊重常识的——脑神经科学、教育学、课程论等。所谓改革者,至少要读读加涅的《学习的条件》、《教学设计原理》或者乔伊斯的《教学模式》,或者《教育与脑神经科学》之类的专著,而不是只听专家和领导的。

更需要审视的是:作为行政官员的教育局长,其作为的区间和责任边界在哪里?时下多有“教师是专业的教师,校长却少有专业的校长”之论,其实,“局长”也有基于其职业伦理的专业性。从教育行政学的视角来审视,教育局长的行政定位本应在教育管理和服务上,包括统筹、规划、监管、评鉴等。行政的设立,是对常态秩序的维护和保障、基本伦理和规则的尊重和执行,而不是干预甚至凌霸于学校主体之上。局长要做的是校长的遴选、推荐与任免、学校的布局的规划与调整、教育资源的整合与配置、教育政策与法规的实施与监管等,至于中观微观的办学举措与教学管理那是学校与校长老师的的事,局长将权力之手伸向了本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的领域中了,难道不应当自省与反思吗?

行政的越界干预,实际上剥夺了学校和教师的自主权,而这种野蛮的剥夺,由于抽离了教师和学生的实际需求,并以长官的个人意志屏蔽了大量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声音,所激起的剧烈反抗就不奇怪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去行政化”,让“教育家治校”已经成了一个紧迫的课题;无论是涿鹿县百余名家长集体游行请愿,还是当地政府及时叫停,均是这位“悲情”局长本可以预见甚至是避免的。如果行政力权力之手肆无忌惮地侵蚀课堂,那由“激情”到“悲情”的裂变绝不止于此,只不过最终为之买单的,是学生及其家长。

网上还看到一份7月4日张家口市涿鹿县教科局致家长的一封信,说是从下学期开始将给部分学校充分办学自主权,各学校自主选择、确定何种教学模式,教科局不干涉。如果这封信是真的,也不知道后续究竟或如何实施,但结合澎湃新闻的相关报道看至少该县已经意识到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明确自己的角色和定位,不可越俎代庖。至少是一种进步,让家长参与教学模式的选择中,不仅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促进家长与教师及学校之间良好的沟通。多少年来,学校教学改革虽不乏探索者,同时也不乏折腾者。最为热闹的,恐怕就是涌现了形形色色的“高效课堂”,以及伴随而生的各种流派和教育模式了。一些无良的教育人、媒体人在这次课改中看到商机,他们与某些官僚以及别有用心的校长勾搭连环,从迎合政绩的需要和所谓的民意出发将“课改”演化为“改课”,推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效课堂”,“建构”了一个又一个的“教改”模式,树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流派,诞生了一所又一所的“课改”名校。这些名人、名校或到处忽悠,到处棒打,一门心思想着提高门票收入,就这样那些打着课改旗号的专家、校长、名师、商人、乃至行政官员不仅一时间名声大燥,而且腰缠万贯。“悲情局长”辞职演讲带来的舆论发酵,再一次提醒我们什么时候,长官意志退场,权力之手收回,学校恢复理性,教改回归常识,背道而驰的教育列车才有可能转会正道。

总之,教改的持续行走,需要尊重自在的规律,恪守内在的运行秩序,厘清各方面、各部门职能的定位和权力边界,谨防权力之手跨界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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