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有效的教育需着眼于人的德性的养成

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时,曾提出了著名的“德先生”,认为这是时势所趋,仿佛有了她,做什么事一下子就名正言顺了。俞可平先生有篇著名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他是在整个社会的范畴,尤其从政治的角度,谈了当代民主的种种优越性,读来颇令人信服。但民主并非专属于政治,特别是作为一种思想(而非制度),她更具有宽泛性。傅国涌先生在总结民国教育经验时,以大学为例,说那个时代:公办者如北大、民办者如南开、教会办者如燕京,所培养出的人才,令后人难望项背,至今未有超越。这里有个关键,即他们基本都实现了办学民主,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商量着去办,所以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乃至生命力,都不是现在可同日语的。

反观当下,在工业化的浪潮下,教育似乎也一同被绑上了流水线的快车道,教育语境正渐渐被工业术语、经济术语渗透、溶蚀,成为不折不扣的标准件生产。在此背景下,教育民主反而成了一种阻滞: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做法,将被视作有损“高效”而不得不被“统一”之的。时空上的枷锁,已经将其窄化为单纯的功利机器。

许多时候,我们对待学生的不良行为几乎依然停留在“禁”与“堵”上。“一禁了之”成为一种“脑中之轮”,诸如封闭管理、军事化标准、模式化的要求之类的罔顾人性的条规大行其道。于是有为杜绝学生借上厕所而逃学采取“如厕牌”的,有采取“憋尿功”维持课间秩序的。在如此的思维惯性下,不少的教育者,尤其是管理者,总是希望通过制度、条文来实现我们期待的效益,在考虑制度、条文的时候,又很少考虑具体内容和具体对象的实际似乎已成为一种顽疾。

如何回归,或许印第安人的议事方式会给我们带来启示,印第安人议事的时候,会有一个权杖,这个权杖代表发言权,只有得到这个权杖的人,才能取得发言权。而获得权杖的唯一方式,就是重复对方的话,并阐述你对这些话的理解,当对方认同你理解了自己的话并表示同意时,你才有发言权。真正的教育民主,恐怕要从尊重学生开始。

教育说到底是研究“人”的学问,而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仅靠“说教”是没有教育意义的,“效仿”与“引领”才是正道。作为孩子的第一位引路人,家长在德育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当前的学校迫切需要加强的举措是与家庭教育打通,要拓展与家长沟通与协调的渠道,与家长共同探寻正确、温润、科学的教导方式,帮助孩子建立起有利的生长的环境,当“第一粒扣子扣正了”,面的工作才算有意义。

有效的教育需着眼于人的德性的养成、帮助每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网络,在人与人的关联中最大成效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智能,使每个人的人生更为丰满,更具活力。这当中首要是要引导每一学生认识到彼此承认和人格的重要,而不是唯我独尊,妄自尊大,也不是一味的盲从与忘我。需要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存在与他者(包括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在实际的人际交往与了解中发现他者的优点与特长,从他者身上汲取自己所缺乏的种种。换个角度说,唤醒学生的精神世界才是教育的首要任务。

着眼于人的德性的养成,需要从生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出发。美国教育家杜威举例说,小学的最初阶段,大多数学校会教儿童如何在划好的格子内正确的写字,要求横平竖直,字字规范,行行齐整,但研究表明此时他们的肌肉、神经、眼睛、双手都没有成熟到足够用笔进行如此精确而细致的训练,“不夸张地说,钢笔比剑难以驯服”。其实,德育的优质达成,一定是需要社会学、心理学、脑科学的支持,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其身心双方面的结构都有自己的特性,作为教师的,不可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许多习以为常的“常识”,并在此授意下,进行特定的工作。教育中有诸多有害而不自知的“常识”,于无形中降低着我们的工作效率,甚至有时候滑向伪教育、反教育的边缘。这就教育者做点“溯源”的工作,通过捧读教育经典,聆听讲座报告,每日省身自问等路径,减除那些错误观念、“常识”、做法的留毒,一步一步慢慢还原到教育的本真与始善上来。唯有如此,我们的教育才有可能朝着理想的境地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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