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部分名师逃离“体制”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什么?

如何看待名师逃离“体制”?

人们之所以讨厌体制,渴求逃离体制,恐怕是因为以往所接受的关于“体制”的解释,这解释大概是按照《辞海》上来的:“体制”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在机制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等的总称。故而,一般认为,当一个人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辞职了,就是脱离体制了。不少人还会以各种方式宣言自己的脱离,似乎脱离了那个体制就自由了,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了。其潜台词似乎是自己当初在那个体制内就没有干过正事,或者干不了正事似的。旁观者往往会被他们这种脱离的勇气所感动,甚至对他们产生某种由衷的膜拜,毕竟从相对安稳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出走不是一般人有勇气的。

但仔仔细细思考一下,其实体制无所不在,逃无可逃。因为那些民营企业和组织也同样是有其自身的机制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制度、方法、形式的。即便是个体,只要想在特定的社会框架下生存,就要受相关规则、制度的约束。逃得了吗?从这个意义上讲,体制,说白了就是指一定的规则、制度。体制的形式是多样的,公有的、民营的、个体的……各有市场,各有利弊。

如何看待体制,共同的区别恐怕是矫不矫情。过于矫情恰恰说明我们对自己原本生存的体制期望太高,而现实则与期望相去甚远而已。就如美国学者埃里克·霍弗所言“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内在的渴求,这种渴求决定着他们对现行秩序的看法。那他便是对获得认可的渴求;对超越芸芸众生的显赫地位的渴求。”任何人都希望获得认可,不光知识分子。只不过我们所处的体制内部的某些规则、制度框架给予的认可往往不能满足自己的渴求罢了,当我们觉得自己的才能未获认可,也未获回报,渴望受挫时,自然会疏离原有的体制,进而选择脱离那个体制。

艾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说:“从功能社会的观点看,如果一个人圆满完成了他在既定社会中所要扮演的角色,便可称为常人或健康人……他能够按照那个社会特定社会的时尚要求去工作,不仅如此,他还能够参与社会的在生产,既能够组建供养一个家庭。其次,从个人角度看,我们认为健康或常态就是有一个最适合个人成长的、幸福的环境。”按照这个观点,选择脱离原有的体制,说白了只是想找一个“最适合个人成长的、幸福的环境”而已,完全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再者,如果我们将教育视为一个大体制的话,无论是公办体制,民办体制,个体体制,实质上是“同根生”,“名师”们只要是在干教育,在哪里都没有改变其职业属性。从公办体制出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才流动,是一种正常且正当的个体行为。从更广泛更持久的意义上看,还助于教育均衡发展。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出走让更多的有渴望的教师看到了希望让他们为更好实现自身价值看到了希望。当教育体制能真正让有渴望,有想法,能力的老师能找到“最适合个人成长的、幸福的环境”,获得更好的待遇,实现个体更高的人生价值,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之点赞,甚至膜拜呢?只不过在点赞与膜拜之后我们是不是还要想点什么?

“名师”逃离“体制”给各种体制带来了怎样的挑战?

不断出现部分“名师”逃离公办体制,给各种体制带来的共同警醒是,如果不在体制变革上花气力,不致力营造适合每一位教师个人成长的、幸福的环境,不在评价机制的转变上花气力,更加多元和人性化地尊重个体差异,让不同类型的教师都能安其心,乐其业,守其职,享其成的话,名师们还是会逃离的。

换个角度看,就如弗洛姆所说,“一旦个人面对着与自己完全分离、自成一体的外在世界,他就面临两种抉择,因为他必须克服难以忍受的无能为力和孤独状态。道路质疑是沿‘积极自由’前进;他能够自发地在爱与劳动中与世界相连,能够真正地表达自己情感、感觉与思想中与世界相连;他又能成为一个与人、自然、自己相连的人,且用不着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与完整。另一条道路就是退缩,放弃自由,试图通过消弭个人自我与社会之间的鸿沟的方式来克服孤独。这第二条道路永远不会把他与世界融为一体,永远也达不到他作为‘个人’出现之前的那种状态,事实是,一旦分离,便不能在返回。这是一种摆脱难以忍受之境地的逃避,如果这种境地继续下去,生活将是不可能的。”这另一条道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句话说得相当到位,“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

尤其需要说的是,公办体制更需要摒弃衙门作风,完善管理举措,为教师排忧解难,从“内发”和“外铄”两个互补维度,为教师的成长搭建平台,更要切实提升教师待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真正像对待专业人士一样对待教师,想方设法让那些名优教师以及更为广大的普通教师乐于留下。如果公办学校没有相应的制度革新,地方政府没有博大的胸怀,“名师”们从公办体制逃离的趋势就有可能愈演愈烈。

如何看待“网红”与“名师”?

“互联网+教育”无疑有利于推动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聚集整合,同时也催生了不少“网红”教师。这些“网红”教师使得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同上名师的课程,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成为可能。这也是不少教师可以随时逃离体制的原因之一。

无论名师,还是非名师,也无论“网红”,还是非网红,都必须清楚,网络会使有智慧的专家更有智慧,但网络也会使人们在以往错误的路径上更坚定地走下去,同样,无论我们有没有逃离原有的体制,如果缺乏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的意识,就有可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米特雷公司的珍塔塔莉有过这样的忠告,“在身处每个人都可以出版的时代”,“没有人可以神化为某一领域的可靠专家”。网络化的专家意见更多的时候就像一个充满了观点、知识和权威的嘈杂的市场。专家的个人性质一旦转化为网络的性质,就有可能会比某些聪明的成员要蠢,而且会变得更为固执己见,在愚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想说的是无论有没有网络,也无论你在怎样的体制下,对同一个问题必然有各种不同的认识。你说,你的课程是最好的,他说他的课程是最优的,诚如戴维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中所言,网络(我以为包含各种在线的与线下的)就这样每时每刻衍生出上百万只蚊子一般的分歧。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观点,原本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分歧,静下来想一想,其实所谓“好”是很能界定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在实践中慢慢认识哪些是不好的。

如何审视自己,舍弃不好,这一点,无论是“网红”“名师”,或是非网红,非名师,还是期望通过各种渠道分享优质教育资源和名师课程的人们都要时刻提醒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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