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在行走中生长

类似这样的谈自己如何一路走过来的文字,已经写过不少了,承蒙《教师报》厚爱,还是要写一下。


由石南小学到石南初中

我工作的第一站是一所乡中心小学的初中班——石南小学的初中班。这是当年全南通县(今天的南通市通州区)考小中专最多的一所学校,录取率,几乎占了全县的半壁江山。附近乡镇和县城的孩子大都会想办法来这所学校读初中。后来剥离出来建立了石南初中,只是因为集中办学,这所初中前几年已经被拆并掉了。

记得报到那一天,走进学校过道,只见不少孩子跪在黑板报下面,旁边有一位年长的老师正训斥着这班孩子。实话说,这样的场景给我的暗示就是,对学生是要狠一点的,或许,我以后严厉的管理作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形成的。1981年9月到1982年7月,因为脱产参加南通市的骨干教师培训,我带的那个班给了另一位老师,有一回放假回校去看看学生们,没想到不少学生像“见了鬼”一样“疯了”起来,原来有学生看到我,立马将消息传遍全班:凌老师回来了!于是,那些将砖块什么的搬进教室的孩子,一个个将它们搬了出来……我对学生的威慑力是不是可以由此见一斑?

今天想来,时常会为自己曾经的粗暴,甚至偶尔出现的体罚行为深感愧疚。或许,一个人的教育行为不仅与环境有关,更与自己对教育的认知有关。当我对教育的认识慢慢走向“正道”的时候,总是会提醒自己和身边的同仁,教育者必须恪守教育应有的伦理与规范。

石南小学、石南初中的八年,可以说是奠定我的教育教学认知的基点,我的许多认知,就是在这些实实在在的教育实践中慢慢萌发的。

记得比较清楚的大概有这样的片段:

第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我就将教室门锁好,骑着自行车准备回家了,这时有位老师提醒我:明天要补课的,凌老师你不能回家。我很是纳闷,星期天不是休息的吗?那老师说,这你就不懂了。但我依然还是骑了8里多的泥泞小道回到小镇上的家里……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工作第二年,患了一场肝炎,出院上班,有人建议暂时让我负责学校的黑板报和一些文档管理工作,一位副校长说,那不行,这个人不好管,还是让他上课吧。其实,这倒是帮了我,使我没有中断教学。

八十年代初,农村学校还没按上电灯,但这里的初中生是寄住在周围老百姓家的,因为要上晚自修,作为班主任,每晚有两门必修的功课,那就是给班级汽油灯打气、掌灯以及晚自修结束后到有学生住的老百姓家巡查,督促学生及时睡觉。

还有,那个时候没有打印机,所有的讲义、试卷都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在钢板蜡纸上刻出来,一张一张在油印机上推出来的。问题是,那个时候,有个别老师的讲义、试卷是只印自己班级人数的,并且绝对不允许外传的。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倒是练就了自己研究教材,研究试卷,独立备课,独立命题的基本功。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基本功,使得我在以后的教学历程中有了长进的可能。

做实习教师十个月和做教师的最初几年,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教材必须研究透了,教案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进教室不带备课笔记,就一本教材、三支粉笔。讲文言文,教材都不带,课文也是背熟了的,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技艺高超一点的“教书匠”。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背教材、背教案也是一个老师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

因为升学率高的缘故,来这所学校参观学校的相对就多一些,许多老师不愿意让来访的听课,学校就抓住我了,毕竟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中师生。这一来,麻烦也来了,总是担心,那几位陪听的是否会发现这次听你的课是这样上,下次听你的课还是这样上,不就没悬念了和兴趣了吗?于是每次被听课,我就会去石港中学拜访我的那些高中语文老师,向他们请教,从他们那里得到些建议和启发。

起初我只是下意识地认为,一年要上十来次公开课,上来上去一个套路,既对不起听者,也对不起自己,当然更对不起学生,于是每堂课总要想出一点“新花样”,后来加上同行的影响,高人的指点(譬如,江苏省特级教师陈有明先生等),又多多少少读了几本教育教学的理论著作,随着教龄的增长,就有了点明确的主张,比如,教学是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具体的措施的,慢慢的也成了对自己的一种要求。

其实,许多时候努力并不就一定会有回报。记得有一回县里要举行青年教师教学比武,先由各学区通过比赛确定参赛人选。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们学区第一次初定了二人——我与另一所学校的一位老师,然后又在我们学校进行了第二轮比赛。讨论来,讨论去,一致的意见是,凌宗伟的课没有章法,参赛不可能获奖,于是确定了那位老师参赛。好在当时自己对比赛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样的清楚,出线不出线,也就没那么在意。不就是玩玩嘛!
由石南初中到石港中学

其实,不出线是怨不得他人的,因为自己总是要想着法子让公开课跟上一次不一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天马行空”、“信天游”的风格,谁不会为你的参赛担心呢?

1987年9月我调到石港镇的石港农中,当年南通市钱梦龙语文教学与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在如东县召开,这个会议按照惯例全市六县一市都要有一位年轻老师与钱梦龙老师同台上课。时任南通县教研室副主任兼中学语文教研员的陈有明先生因为在石南初中听过我的一堂课,经过与一班前辈的反复商量,决定再听我一堂课,看看这次能不能让我代表南通县初中语文老师在研究会年会上上一堂课。

最终,我在这个年会上执教了《爱莲说》一课,大概也就是这堂课决定了我以后的语文教学研究和实践的方向吧。清清楚楚记得,陈有明老师对我讲,学习钱梦龙,不是模仿钱梦龙,主要学他的思想,学他的艺术,如果只是模仿钱梦龙,你就不是凌宗伟了。
这堂课是在如东体育馆面对上千人执教的,这对我来讲是前所未遇的挑战。上课前陈有明老师打趣说,除了有钱梦龙,还有六县一市的优秀老师上课外,你还得像歌星唱流行歌曲那样拿着个话筒边上便“唱”的。但不管怎么样,你要记住,你是农中的教师,上得好固然好,上得不好也不会丢面子的。就师傅这句打趣的话给了我勇气。要不然,课上到中途突然断电了,话筒不响了,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应付。于是我干脆扔了话筒,凭着学生的合作态度和行动,凭着我的嗓门将这堂课上了下来。结果钱梦龙老师在评课的时候,就给了八个字“功底深厚,备课精细”。陈有明先生鼓励说:“这八个字好,它说明,你是凌宗伟,不是钱梦龙的翻版。”现在想来,在那个时候师傅的认识是多么的高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认识,教学本就是个人化的,不可以复制的。遗憾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教研室与教研员们居然不遗余力地在推动一种教学流程与模式。

或许,也因为这样的机缘,1978年9月,我由石港农中调入石港中学,教了两年初中,然后开始教高中,然后兼任学校的教导处副主任、副校长,在那里一干就是13年。

石港中学是我的母校,我的高中老师大都还在这里工作,我的一位老师已经是教学副校长了,我夫人的老师也在这里担任后勤副校长,还有一些当年的老师不是中层管理者也已经是占据话语权的“资深教师”了。石港中学的13年历练的收获在于,如何与各色人等打交道,如何看待不同的教师与学生,如何从实际需要出发从事教学与管理。

第一天上课,学校教务处副主任、自己原来的初中语文老师就来到教室门口,说是要听听我的课。事先想好的开场白与流程设计,只好抛弃,临时调整为对外开课的形式与结构来周旋,好在以往被人听惯了课的,终于顺利过关。
或许因为石南初中、石港农中的经历,也或许因为有这么多老师一起共事的缘故,在石港中学教了两年初中,就转教高中了,1992年下半年开始兼任教务处副主任。尽管我力求搞清楚教学管理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差异,尽管我也知道面对众多的前辈自己需要格外的谨慎。在我全面主持教务处工作的时候,我也力求灌输一些人文思想(比如排课表,我会向教务员提出这样一些要求:夫妻双方都有课的,不排在同一时间;上午一二课与下午一二课根据平均数大致平均排到个人,上午一二课适度向语文数学外语倾斜;确保每个学科每天或者间天有课,避免同一位老师集中实践排课……有一位年轻的语文老师,字写得大,也不习惯写书面的备课笔记,我在与他的闲谈中发现,他几乎对与教材上课文有关的近两年的学科研究论文了如指掌,于是我就同他商量,可以不要求他书写备课笔记,但他要确保所教班级学生的语文素养与语文考试成绩达到学校同轨教师的上游。在他作出承诺的基础上,我将不检查他的备课笔记的建议提交部门会议讨论,形成了一个对特例特别处理的决定。若干年后,这位教师居然成了全区的十佳高三教师)。但在不少人眼里,凌宗伟还是爬得太快了,一有机会,总会有人或明或暗地给你来一下戏剧性的挑战,或者给你埋下一两颗莫名其妙的路障。比较有意思的是,有一回我正在办公室备课,忽然听到一位老教师在下面大叫:“凌宗伟,你给我出来!”于是我立马跳出了办公室,他指着我责问:“为什么你的讲义没印,我的讲义就不能印?”我虽莫名其妙,但还是笑着说了一句:“某老师,别急,我问一下。我的可以不印,但您的绝不能不印的。”事后我问文印室怎么回事,文印员告诉我,最近讲义多,已经带夜加班几天了,某老师每次总是上午送来下午就要,这不是来不及嘛,就随口说了一句,太多了,你的放在这里都几天了还没印,他就急了。

1995年开始兼副校长,类似的事情早就习以为常了。正因为这样的一些历练,进一步强化了我原本就有的那种不泄气的品质。欣慰的是,在石港中学13年间,我完成了由初中教师向高中教师的转变,慢慢搞清楚了高中语文教学与初中语文教学的主要差异:一个要重思维训练,一个要重夯实基础。也慢慢由对教学的研究转向对学校管理的研究了。我关于“就学科谈学科是走不远的,就教育谈教育也是走不远的”认知正是在这样的角色转换中慢慢形成的。

由石港中学到二甲中学

离开石港中学,分别在江苏省西亭高级中学呆了1年、区教师进修学校2年、金沙中学4年、二甲中学5年。

在西亭中学那一年,最有意思的恐怕就是肖川老师带着他的一位研究生来通州讲学了。2001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在西亭中学,肖老师的研究生以及我们区的三位语文老师各上了一堂语文课,我上的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课一上完,肖老师颇为激动地说,他听了那么多的语文课,第一次见到凌宗伟老师这样的课。他说,凌宗伟老师的课“大气磅礴,有吞吐日月的气象。”“我觉得优秀的语文老师就应该是他那个样子——豪放而又儒雅,挥挥洒洒间有一种情怀与情趣,有一种细处摄神的精致与穿透力。”

肖老师的评价,使我对自己的语文课又有了另一种思考,语文课须在大气与细节中寻找平衡,就如陈有明先生一再给我的建议,语文知识等要在具体的语境中,适时而教,绝不能为教而教。结合钱梦龙老师、肖川老师的评价,尤其是陈有明先生的指导,我对自己的教学风格和教学主张就这样慢慢有了一些认识。

我以为,尽管每个人对语文、对教育都有自己的理解,但要让自己的理解回到语文教育的本源,就要将阅读、实践、思考、总结有机地结合起来;教学研究文字力求找不到理论依据的不写、没有具体教学实践印证的不写,凡自己提出的观点,要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坚守,在行走中反思于改善。语文课要上得有趣,教师一定是会高度关注具体的教育教学情景,通过对情境的观察思考,发现自己和教育对象对具体境况的反应,反思得失,“遇物则诲,相机而教”的。课堂中那些知识、技能、价值观,从更人性的立场看,不是教师“教”出的,而是学生“悟”出来的。只有学生通过自己的感官、心灵去体悟得到的,才是他们自己的东西。语文学习,为的是让我们理解外部世界和自身,并更流畅生动地表达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至于“大气磅礴,细处摄神”的课堂教学风格,我以为是与自己的个性与对课堂教学的认知密切相关的,完完全全是属于自己的,后来慢慢明白,这还与个人的“专业资本”有关。

进修校工作的两年,主要学会了对教学论文的审核与修改,因为学校有个市级内刊,我兼任执行主编,每年六期将近200篇稿子,都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审核与修改出来的。这两年看稿改稿的经验,使得自己对何为“好文字”多多少少有了点自己的认识。当然,这当中,还习惯了在校长与其他副校长之间如何平衡,尤其是在校长玩弄权谋的情况下或强硬,或委婉地“抗争”。只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了逃离。

金沙中学的4年是我开始全面思考学校文化建设与管理的地方。我以为一所学校,校长的理念与践行会改变师生的理念与行走方式,影响着学校“文化的深层结构”。校长应当是一个思想者,要在自己的办学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提出自己个性化的办学理念。但校长更应当成为一个有思想的践行者,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思想者。我自认为自己任金沙中学校长时,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将张謇先生在学校建校之初为学校题写的匾额上的“以学愈愚”这四个字拿出来作为学校的校训,并将他的孙子张绪武先生请到学校来为学校题写了校名。因为,我觉得这四个字体现了教育的价值与功能,如果每一位教师都能以这四个字要求自己,并转而提醒学生用这四个字督促自己,那么金沙中学“秉承传统,彰显个性,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我在金沙中学就做了一年的校长,转而改任书记了。过中原委我曾在《中国教育报》发过一篇《“不合适的校长”在争议中行走》隐隐约约谈过。

2008年9月,我调任二甲中学语文教师兼校长、书记,直到2013年9月到龄卸任。在二甲中学的5年,是我“学校文化重建”的思考与主张落到实处的5年,这5年我主要与同仁们致力于学校的“行为文化建设”,将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完全中学搞得风生水起,一时间在业内外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我有一篇《我在二甲中学的一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我在二甲中学5年的行走与思考。

我在二甲中学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提出的“今天第二”的办学追求和所倡导的“学校行为文化建设”。尽管这“今天第二”在当下“争创第一”的风气下有些不识时务,也遭遇了不少专家的冷眼,但我还是将她引以为自己在二甲中学5年间的骄傲。因为她折射的是二甲中学当时不断前行,追求更好的精神状态。其抓手就是“学校行为文化建设”。

我认为,要改变教师的教学行为,关键在于改变理念。于是,我们展开了一系列指向“理念”的行动。先是建立博客圈,如包含教职工及省内外专家226人在内的“教育行者”办公群、由学校青年才俊和国内名媒名师55人组成的“今天第二”成长群等,通过网上的几次集体大讨论,像对杜郎口现象的反思、对课堂“学教案”的梳理、对刘百川、杜威教育思想的解读,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次,是给教师发书、倡导读书,读《民主主义与教育》《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论对话》……于潜移默化中,它们悄然地改变了老师们的认知;还有送教师外出参观取经,国内如沪宁浙,国外如澳洲。2011年我去加拿大接受培训,一路随看随写,大量的教育风情和反思也影响了一大批人。通过这些举措慢慢地改变了管理者和教师的理念,进而转变了他们的行为,并最终带来了学生理念和行为的改变。

因为我致力于推动师生读书,也取得了一些成效,荣幸地被《中国教育报》评为“2012年度十大读书推动人物之一”。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教师,最值得荣耀的一件喜事,尽管它不是行政部门颁发的荣誉。

在二甲中学,我坚持“用小事情解决大问题”的行为策略,主张“管理从厕所开始”,用星级宾馆的标准来改造和管理学校厕所的思路和做法,以及学校阳光体育活动中“阳光体育器材超市”的建设就是其中的创意。二甲中学的“星级厕所”、“阳光体育超市”“开放式计算机”、“开放式实验室”、“开放式书架”等都成了学校当年的一张张名片。

最得意的就是“今天第二青年教师成长沙龙”了,我将一班有想法、有激情的年轻人组织起来,读书、交流、思考、实践、写作。渐渐的他们在教育叙事写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读书会成员中,邱磊已经出了两本编著《偷师杜威》《杜威教育箴言》,朱建与吕斌已经成了农村初中校长,季勇等4人已经成为南通市学科带头人,二甲中学那5年,走出了28位区以上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和教学能手。对这些成长进步明显的教师,我不仅会用我的文字在一些报刊上给予适度的介绍,还会带着他们一道外出讲学。

由二甲中学到区教师培训中心

2013年9月因为年龄原因,我从二甲中学校长位置卸任,到通州区教师培训中心负责全区的教师培训工作。我以为,做教师培训,更需要专业精神和专业素养。我不愿意随随便便请几个专家,临时想个话题、拼个“草台班子”草草了事。我觉得一个区域的教师培训机构,如何解决行政组织的培训工作与教师的实际需要之间的矛盾,尽可能使我们的培训工作有点实效。作为培训管理部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培训是无用的,但是无用之用是大用。培训的功能在于给参加培训的人打开一扇窗,甚至是更多的窗,让我们了解原来人家还有这样的理论和实践。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一个区域或一所学校的培训管理部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们的培训工作平稳而有序,高端而实用;如何避免培训工作的形式主义或走过场。我主持制订了《全区教师培训工作的三年发展规划》和《校本培训指导意见》,这两个文件立足于给不同对象以不同的培训计划、直面教师生命的不同方面,以三级成长阶梯分层推进、既要培养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等名师,也要培养省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专家,更要培养一大批深谙学情、热爱学生、在具体教学岗位上献身教育的优秀教师。为全区教师设定了四类培训课程:一类是关于教育行政管理、学校管理、班级管理的,一类是关于现代教育理论、现代教育技术、国外教育动态的,一类是关于学校课程开发、建设、实施与管理的,一类是指向教师专业成长与教育教学实践与研究的。

最近两年,我的主要精力是主持江苏省乡村教师帮扶项目中的“南通市通州区乡村中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育站”的工作。这个项目,我的出发点是系统化设计,给学员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每一位学员都能在这里获得一点生长。我们这个项目重点在“系统提升”上,研究的难点在“让设计变得可行”上。试图帮助教师思考如何从语文学科的性质与价值出发,全面思考语文学科的“教学目标的设定与陈述、教学重点与难点的确定、教学策略与方法的选择、教学媒体与技术的运用、教学过程的监控与反馈、教学个性与风格的形成”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如何达成我们的教让学生可见,如何让我们努力看见学生的学的具体路径不带教材、不带教案进教室是您曾经给自己定下的“规矩”,为什么会想到要这样做,效果如何?研修策略是:阅读、实践、对话、写作、行走。阅读包括读书和读人、读课堂。欣慰的是,实施下来,效果是看得到的。教师培训与培育站的工作使我认识到,培训对教师而言往往是被动的,研修则可能成为教师发展的一种自觉行为。

陈家琪先生最近在一个场合说,还是要读书,许多学问在书中。深以为然。做教师的不读书,如何教人读书!不过,光读恐怕也不是好事,食而不化,害己害人,那更可怕。美国积极心理学家、思想家乔纳森·还特说:“除非我们用心欣赏,花时间了解、质问、改进,把它跟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否则智慧之语仍只是智慧之语,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别人的书,是别人的观点,我是我,我就应该有我的观点,因为,我就是凌宗伟,你就是你,你是你自己,如果你成了某一个人的翻版,那就是你最大的悲哀!或许因为这样的认识,这两年,我将自己以往的一些思考和文字整理出来,出了《好玩的教育:学校文化重建五讲》《阅读,打开教育的另一扇门》《有趣的语文:与学生一起逃脱束缚》《你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等专著。这些虽属于一个人的鼓噪,但这鼓噪切切实实是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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