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文化》资中筠: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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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现在我感觉到沮丧和失望,我发现,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来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远处多想一点儿,就忧心忡忡。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压力。”选自《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资中筠谈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中信出版社出版,《财经》主笔马国川专访。

马国川:20世纪50年代,无数知识分子被“改造”过来了,包括许多大知识分子。到底是被迫的,是自愿,还是完全出于功利的考虑?

资中筠:从外部讲,当时那种压倒性的大气势没法抗拒;从历史讲,10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国家富强,共产党诉诸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毛泽东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几乎打动了所有的人。大家认为,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得中国强大起来。在这种前提下,党说我们需要改造,我们就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因为广大劳动人民是那么苦,是他们养活了我们,让我们享受优越的生活,所以我们都有一种原罪感,而且越来越自卑,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

马国川:阶级烙印永远洗不掉啊。

资中筠:但总是给你一个希望,好好改造,没准有一天就去除那个烙印了。另外,历史上知识分子有私产,在封建社会不想从政可以退隐。到20世纪50年代,所有的私产都没有了,没有任何退路了,此时退隐完全没有了可能。如果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家庭、朋友都将以阶级划线,没人理了。所以,人人紧跟潮流。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就是毛泽东讲的不要做“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如果不跟上潮流的话,将被历史抛弃,一般老百姓大概不特别在乎,可是知识分子特别在乎。于是,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不断追赶潮流,试图经过改造进行自我救赎;每一次运动都觉得自己跟不上,认为一定是我错了,于是在自责中更积极地追求潮流……我当年自己是“无知青年”,一直追赶到“文化大革命”。

知识分子怎么就变成这样?在封建王朝的时候,顶撞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但是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完全犬儒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和气节呢?由自己的经历,我悟出一个道理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两千年皇朝时代,虽然是定思想于一尊,独尊儒家,但是,什么是符合孔孟之道的?谁来继承儒家之道?谁来解释儒家?这个权不在皇帝,而是在一些儒生身上,这就是道统。

马国川:就是说,虽然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儒生有道统的解释权和传承权。

资中筠:皇权是法统,儒家之道是道统,二者是分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各自独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诉皇帝,哪些事情做得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所以儒生自认为可以做“帝王师”,可以教给帝王怎么做。如果据理力争,即使被帝王惩罚,但是在“士林”会得到认同、尊重,甚至得到拥戴,杀了头也能流芳百世。君和师没有“合二为一”,没有“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论”。“士林”会以“道统”判断是非。可是到了解放以后,导师和领袖“合二为一”了,所有的理论都要出自权力中枢,这样一来,就把判断是非的能力给收缴上去了,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自信。一个人如果不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话,你怎么能够坚持呢?“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要坚守,至少得自信主义是真的。

马国川:如果连起码的一点儿自信都没有了,就不可能再坚持了!

资中筠:自信完全丧失了,因为判断是非的权力没有了。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局面。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是从前苏联来的,列宁就是导师,斯大林也是导师。就是说,政治领袖必然是思想导师,所以知识分子就没有自由思想了,没有自由思想,何谈独立精神?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其实那时连审美标准也国有化了。

马国川:大张旗鼓地批评胡适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夺取“道统”的话语权。

资中筠:对,导师绝对不允许知识分子有任何的独立思想,或其他的宗师。一切判断都要来自一个脑袋,他说是黑的,就是黑的,他说是白的,就是白的。为什么当时说中国是“一张白纸”,“一穷二白”。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有诸子百家的学说,有无比灿烂的文学艺术,包括古典的、现代的,怎么变成“一张白纸”了?因为这千年文化的载体——知识精英都被改造、清洗了,精神上变成一张白纸,更不用说大批的文盲和半文盲了。在这张“白纸”上任凭一个人狂书乱画,踌躇满志。

马国川:可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愿意缴械,不要判断是非的标准?

资中筠:就是前面所说的,一个是因为爱国,相信它能够把中国搞好;第二个是因为“世界潮流”,认为社会主义阵营代表未来,资本主义阵营代表没落,当然要站在“历史潮流”一边。另外,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一种“劣根性”。除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外,中国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对于君主的歌颂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这也是古已有之的,最典型的话就是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不管贬到什么地方,就算要杀我,皇帝还是“天王圣明”!到后来,前一个传统没有了,就发扬了“颂圣文化”的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的不一样,即使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摆脱不了寄希望于“明君”的思想,总希望有一个“明君”出现可以救中国。所以,思想改造运动之后,“颂圣文化”大大地发展了。

为什么“颂圣文化”如此发达?

马国川:此消彼长,而且“颂圣文化”越来越发达。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资中筠:现在更糟糕的是,家国情怀淡薄了,除了我们这一代人还是忍不住地要忧国忧民之外,随着年龄段的降低,所谓的家国情怀越来越淡薄。因为人们可以用脚投票,不一定非得终老于这片土地上,此处不合适,我还可以到别处去发展——全球化时代里,全球人才流动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种选择机会的增强反而助长了某些人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以前的那种愚忠不一样了,现在就是心安理得地当两面派,明知道是假的,没什么关系,我今天在这里,就颂你一天,只要给我好处就行,明天我不在这里了,到外头去骂你也行。

马国川:完全功利化了。

资中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兴起,一边的思想禁锢毫不放松,一边是有利可图的商业大潮,两下夹击,就造成“逼良为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气都消解了。再加上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高,还可以自豪一阵子。现在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危机感,也自以为不再需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更加愿意粉饰太平,所谓歌颂盛世。现在的“颂”不一定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是夸大外部的威胁,所谓“某某亡我之心不死”,二者殊途同归,就是矛头对外来掩盖内部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和真正的危机。

马国川:所以,现在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大大地降低了。

资中筠:当年那些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是因为他们对正义的要求比较高,对国民党的那点儿腐败简直受不了,觉得社会非常黑暗。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已经麻木了,正义感已经非常淡薄了,对过去不可容忍的事习以为常。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再启蒙”时期,理想主义被唤起来了,人们思想活跃,留下一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可惜,“再启蒙”时期太短,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点儿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说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一方面觉得犯不上,另一方面也没有信心。

马国川:所以,一些学者公开对民主表示质疑,你看中国人不是过得挺好吗,民主有什么用?

资中筠:所以,现在我感觉到沮丧和失望,我发现,最关心现实、最敏感的倒是8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来大家都过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有这个习惯,非得去关心社会正义、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远处多想一点儿,就忧心忡忡。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和道义的压力。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奇怪,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是为专制主义服务。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于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

马国川:而且现在一些人好像不是在“颂圣”,而是摆出一副替百姓着想的姿态,声称搞民主会乱,现在得到的可能也会失去。台湾不是乱了吗?

资中筠:其实台湾自蒋经国走出那一步以后比以前进步多了。台湾民主正在成熟起来,而且国民党也在实现向现代政党的转型。我观察过婴儿翻身,七八个月的时候要翻过来,总是翻不过来,啪嗒一下又趴下去了,但是小孩慢慢长大后,一定会翻过来的。现在我们就是老翻不过去,翻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又退回去了,就差这一步翻不过去。

马国川:所以说,中国改革又到了关键时刻。

资中筠:我原来曾经寄希望于民营企业家。我认为,民营资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他们的自然诉求一定是要推动建立健康的市场体系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其实,在20世纪30~40年代,许多民族资本家都是有理念的,而且他们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前进。本来我曾经认为,等到民营资本壮大起来之后,也会往这方面做。而且第二代的民营企业家好多是“海归”,应该有一些现代理念。可是现在我发现情况令我失望。他们要生存,非得跟权力勾结不可。那些勾结不上的,就没有安全感,不想好好发展,而是想乘着政策还允许,赚一大笔钱,看情况不妙就逃了,连创品牌的志气都没有。

马国川:要么与权力勾结,要么远走高飞。

资中筠:为什么我父亲对国民党那么有意见?因为国民党利用权力与民争利。例如他最好的朋友范旭东是被宋子文气死的。抗战胜利后,范旭东恢复他的企业“久大”,要进口一批美国淘汰下来的设备,需要中国银行担保外汇,宋子文提出来的条件是他要控股,范旭东知道被控股就完了,一下子得了脑溢血。

现在,有的企业家想捐钱自己搞基金会,做公益事业,要合法登记很困难,钱只能捐给政府和官办的基金会。这一轮的国进民退,又威胁、打击了好多比较有思想的企业家。想收购就收购,想控股就控股,民营企业家能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能有长久的事业心吗?虽然也有个别的企业家在努力寻找空间做事,但是难啊,有人感叹说,他们是在“钻空子做好事”。

重建对“道统”的担当

马国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断出现新的问题,然后您会发现,人们对新问题的判断没有进步,反而有倒退。

资中筠:我认为,美欧的经济还是会起来的,不会就此一蹶不振的。我们也不可能永远优越下去的,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人的脑筋可能会清醒一些。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其实我觉得看问题需要新视角,一个是全球的角度,一个是人的角度,真正的以人为本,片面的国家主义以牺牲广大国民的实际福祉来满足某种虚荣,推向极致会导致法西斯专政。

马国川:一个是全球的角度,一个是人的角度,遗憾的是现在对此没有共识。一些人煽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认为中国要称“老大”,我们要自己制定规则,而不是遵守文明世界的共同规则。

资中筠:可虑的是没有这种共识,还一天到晚喧嚣叫嚷什么“中国站起来”,前提好像现在中国作为整体在外国人面前趴下了,一些人不知道哪儿来一股气,觉得好像现在中国人太窝囊了。其实作为中国对外国而言,早就站起来了,现在经济上有了实力,比什么时候都站得直。好像中国对美国永远在那儿说“是”,其实我们在外交上不是常常说“不”吗?有人以为“极左”时代对外硬气,其实是自我孤立,最后只剩下阿尔巴尼亚、柬埔寨两个朋友,这难道是国家之幸吗?不过那个年代尽管反对“帝修反”调子很高,在实际行动上对外还是懂得妥协,打开了中美关系,没有搞军事冒险主义,这是中国人之幸。但是如果说中国老百姓个人对内部权势而言,那么确实还没有完全站起来,基本权利常常受到侵犯。还有我刚才说的“颂圣文化”就是在精神上还没有直起腰来。

马国川:在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其实很多人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前全球化时代”。

资中筠:所以,需要转变思维方式,从“前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转变到全球化时代思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启蒙。

马国川:在这样的时候,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凸现出来了,可是现状又让人失望。

资中筠:金钱能够收买人,也能够腐蚀人,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比起20世纪80年代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从传统来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有政治热情,总是梦想用他们的思想主张来改变现在的政治,因此容易产生政治幻想。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先摆脱当“帝王师”的梦想,既然左右不了政治,就离远点儿,别掺和了,更加独立地去好好考虑一些问题。现在的启蒙应该面对大众,面对青年学生,而不是去想办法改变领导,因为当权者在既有的利益格局下,即使明白也难有作为。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别人。其实“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也受到过许多人的启发。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的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文章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

资中筠,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30年6月生于上海,湖南耒阳人。1951年清华大学西方语文系毕业,长期从事外交工作,1980年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主要著作有《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20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等。译著有《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啊,拓荒者》、《哲学的慰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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