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青年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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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一直在提倡“想大问题,做小事情”。今天,就专门和诸位谈谈“大问题”。

前几天,我看了电影《小时代》,突然发现,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小时代”里,我这样“想大问题”,就有点不合时宜。小时代,小人物,小享受,小苦恼,还有点小孤独:这大概就是当今许多人,包括不少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当年对一些作家的批评,说他们“把个人小悲欢看作是整个世界”,因而陷入“顾影自怜”之中,我还想补充一个“顾影自恋”。我还发现,在当今社会,即使有人有社会责任感,介入现实,也是紧贴具体矛盾和问题,不能自拔。这两种情况,都引起了我的不安。更准确的说,都是我所不能适应的。关于前者,我们这一代已经习惯于“大问题”的思考,有一种几乎本能的的时代关怀,社会关怀,政治情结,历史承担意识,老是想参与社会的变革,历史的创造。我们在年轻时候,因此有极大的生命投入,但也因此被利用,上过当。于是对过于强烈的直接参与,又有一种反思。过于贴近现实,就会陷入无止境的焦虑感,无力感,很可能被现实所吞没。因此,又想和现实拉开一点距离,想一些更大的超越性的问题,一些关于人性,人的存在,人类发展的形而上的问题。既从自己生活的时代出发,更要有一点距离,想更大、更根本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才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

今天要和诸位交流的,是我正在想的,也是和年轻朋友直接相关的一个问题。

我今年七十四岁了;而在座的诸位的年龄大约在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上下,也就是说,你们距离我的年龄,还有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的时间。我想问的问题是:未来三、四、五十年间,也就是你们的人生的主要阶段,你们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将面对时代所提出的什么问题?为此,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最初想到这个问题,是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当时,我也是给志愿者朋友作演讲,我讲了这样一番话–

“2008年,真是一个多事之年!先是冰雹之灾,又是火车相撞,手足口病疫流行,西藏骚乱,火炬传递中的冲突,最后是汶川地震—-。

“不能认为这是一个偶然;相反,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常态。也就是说,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作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灾难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

“从这一刻起,世界变了,你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变了。这个灾难不断、骚乱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世界,需要你们直接去面对,直接去参与,直接去承担了。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你们已经接班了。”(参看《当今之中国青年和时代精神–四川汶川地震中的思考》,收《致青年朋友》)。

从2008年到今天,又过去了五年。对当年我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似乎可以展开来讨论了。

当年我所说的“灾难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其实是有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未来三十年到五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将面临什么样的时代问题”,也有两个层面,两个方面。

第一个层面:所谓“自然灾害不断”,背后是一个“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也就是2008年我所说的“人和自然关系的大紧张”。这实际上也是这五年来愈演愈烈的问题。就拿当下的2013年来说,从年初的雾霾,到眼下、甚至是此刻,雾霾又重来,空气污染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最大威胁了。可以预测,这样的威胁、紧张,要长期延续下去;可以断言,未来三十年、五十年,也就是诸位生活的年代,人和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人类第一大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们和我们以后几代人都未曾遇到过。当年,我们把大自然看作是利用、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人为主体,并且是可以由人来掌控的。于是,在“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与口号下,我们不断地向地球开战,破坏大自然。现在,就遭到了大自然的反抗和报复。连细菌都在反抗,人类原来制造了大量的抗菌素,现在细菌就用变异来反抗,反过来造成我们今天在瘟疫面前束手无措。现在,我们再设计、规划、决定人类问题时,就不能不考虑大自然的存在、反应和作用。人类中心论从此被打破,人与自然起码要处于平等的地位。2008年汶川地震时,作家王安忆作了一个很深刻的概括:“我们将和自然永远处于较量、协调,再较量,再协调的关系中”。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人和大自然之间的不断较量与协调”将成为未来三十年、五十年,以至更长时间的时代主要内容,时代主题词。

由此提出的,是许多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我们既定的观念、思维方式,生活、行动方式—-都会遇到巨大挑战。这个问题,实在太大,涉及方面太广,太复杂,我还没有想清楚。只能就想到的,略谈几点。

首先是发展模式。我们讲大自然的报复,其实就是对工业化、现代化的报复。“征服大自然,向大自然无止尽的索取”,正是单一的工业化的特征,自然资源、环境的破坏,就成为其必然后果。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只不过西方可以将工业化的负面效应转嫁到殖民地,东方落后国家,而中国这样的东方后发国家,转嫁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就只有自己承担。

当然,在国内,也有另一种形式的转嫁,即东部先进地区向西部落后地区转嫁,将其变成“内殖民地”。这样一条“工业化即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背后是有一个公认的理念的,即发展道路与模式上的进化论:断言“游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是一个历史进化过程。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是二元对立的,有落后与先进的绝对的质的区别,必须全面否定前者,后者全面取而代之。对这样的几乎是天经地义、无可怀疑的发展道路上的进化论,在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今天,恰恰是应该进行反思、质疑的。农业文明、农村文明保有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对平衡与和谐,尽管是建立在低生产力水平上,但其精神内核却自有它的合理性。民间有一种说法,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中国每一个地方的老百姓,都找到了一种适合于在自己本乡本土生存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人和环境的经济、社会和精神的历史联系中所产生的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的知识和文化,是不可以简单地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逻辑任意摧毁的。问题是这样的摧毁仍然在继续发生,也就是说,反思单一工业化发展模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首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东部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过程以后,中国的西部正在快速发展工业化。据我的观察,这样的工业化,正在走当年西方、中国东部地区走过的“先破坏,后弥补”的发展道路,这样的生态平衡、坏境破坏导致的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还会持续下去:这是令人忧虑的。

其二,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必然引起人与人关系的变化。过去我们习惯于将人分为阶级和阶层;现在,突然发现:在“人和自然”这一组关系里,“人”具有某种共同性。也就是说,只要生活在同一个自然空间–例如北京–的人,都要面临同样的大自然的报复,无论富人、穷人,官员、百姓,都要同样受到雾霾天气的影响。当然,也有人会分析,同样面对雾霾,富人、穷人之间,官、民之间,受到的损失,应对的手段—–都会不同。这样的阶级、阶层的差别当然存在;但不能否认人在雾霾天气威胁下,利益的某些共同性,因此,就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由环境问题引发的不满和反抗,几乎会遍及全城居民,具有全民性。这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因素。在此之前,所有的社会矛盾引发的社会骚乱,都是局部的。包括拆迁、某些社会不公引发的冲突,都只涉及社会群体的某些部分,而不会是全民的。这样的环境问题引发的全民不满和反抗,就会引发新的政治问题,甚至形成政治运动的新的组织方式。西方已经出现了以解决环保问题相召唤的“绿党”,并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政治。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和深思的。

其三,人和自然的关系,还会引发新的伦理问题。这些年围绕动物保护引发的争论、冲突,提出了动物伦理的问题,还引发了我们今天讨论的“简单生活”的倡导。这对我们的伦理观,生活方式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由此展开的是一系列的形而上的宇宙观、天命观的哲学讨论。人和自然关系的背后,还有“天,地,人”的关系,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这些年被广泛关注,当然不是偶然的。

以上是“天灾”引发的讨论,还有“人祸”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第二层面的讨论。所谓“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背后,是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2008年的演讲里,我谈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以后,又谈到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信仰、价值,不同利益的国家、民族、个体,都处在同一个地球村里,来往越来越密切。所有的国内的问题,都变成国际问题,反过来也一样。这样的密切接触,联系,固然使人的生命越来越相互依存,产生生命共同感;但同时也必然是摩擦不断,冲突不断,既相互批判,质疑,冲突,又相互支持,共处。这将是国内各利益群体,国际各国家、民族关系的常态”。这些年,大陆人与香港人、台湾人,与世界各国联系密切了,冲突也大大增加了。香港与大陆人零距离的接触所产生的冲突,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样的冲突是很伤感情的,甚至会产生分离的危险。最近我写了一篇关于台湾的文章,谈到随着大陆和台湾贸易、人员交往的密切,零距离接触,也会产生类似香港的问题,这将是大陆与台湾统一的主要障碍。中国国际冲突的加剧,不仅存在于国家、政府之间,更存在于国民之间,彼此不习惯,不适应造成的紧张,也许是更加值得注意与警惕的。而对诸位来说,一方面可以自由地在世界范围流动,同时就有一个“如何和世界相处,如何培育自己的‘世界公民’意识”的问题,这都是我们这一代未曾遇到的。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另一个更为根本的方面。这就是我在观察2011年的世界,所得出的结论。我发现全世界都病了: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病了;日本发生大地震,核泄露,病了;北非发生了颜色革命,病了;北欧(瑞典)发生爆炸事件,病了,等等等等。这就意味着: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美国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等等),都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危机。这是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根本原因。由此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是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神话的破产。我曾经说过,二十世纪,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时代,有两大神话:资本主义的西方神话与社会主义的东方神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谁战胜谁,曾经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主题。毛泽东就预言:未来五十年到一百年,将是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时代。毛泽东的召唤曾鼓舞我们这一代人,为之付出了一切,最后是一场梦。在上一世纪末,社会主义出现危机,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苏联、东欧发生巨变,这时候就有人出来宣布“历史的终结”,似乎世界从此进入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化、美国道路模式独占一切的时代。但现在全球经济危机,又打破了这样的美国神话。尽管现在中国又有些人在鼓吹“中国模式引领全球”的中国梦,那是很难让真正面对中国现实的人们所认同的:不过又是一场梦。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将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任何一种发展模式绝对化、理想化,都是一种遮蔽与欺骗。这就会使我们在寻找发展道路时,产生新的困惑。过去中国左、右两

派争论的时候,他们都不满意于现状,各自开出了药方:右派主张“走英、美的路”,左派或主张走北欧的路,或说“中国道路最好”。现在都有了问题。在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揭示了美国社会存在的99%与1%的贫富差距造成的矛盾冲突以后,在北欧福利社会主义导致的巨大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以后,再照搬美国模式、北欧模式,就多少有了点困难。当然,也还有知识分子坚持所谓“大坏与小坏”的道理,仍然走自己选定的道路,这自然是他们的自由。但对许多人来说,在危机面前,那样的美国道路、北欧道路的说服力、吸引力,显然减少了许多。至于“中国模式引领世界”之说,尽管可以起振奋人心、满足人们民族主义的虚荣心、想象力的作用,但真正回到现实中,恐怕很难有人真正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救自己,救中国,不要说救世界了。这些高论的鼓吹者一面大谈“中国梦”,一面把子女送到美国,自己也随时准备跑到美国,就是一个证明。在某种程度上,这都属于表演,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内。

如果说我们那个时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西方与东方两种文明大博弈、大冲突的时代,博弈的结果是各种制度、文明的弊端的彻底暴露,各自出现了危机,形成全球性危机;那么,未来三、五十年,将是一个对现行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也就是人类发展至今的各种文明形态(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等)进行全面反省、反思的时代。

问题是:如何进行反省与反思?

要防止两种倾向,即所谓“文明崩溃论”和“文明崛起论”。绝不能轻而易举地宣布:某种文明崩溃了,某种文明崛起了。这是新的欺骗。我们中国人既要拒绝“中国崩溃论”,又要警惕“中国崛起论”。我们一定要承认并正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所有的现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都已经出现了危机,盲目固守某种制度,模式,文明,都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危机并非末路。现存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不仅曾为世界各族人民造福,延续到今天,并且继续维持着今天的世界,甚至还存在某种发展空间。这都说明,现存的所有的制度、模式、文明,尽管出现危机,但也都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包含着某些人类文明积淀的成果,具有相对的普适意义的因素,它们都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一个基础与前提。弊病与价值并存,危机与转机并存,可能是更符合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的真实的。这样,在未来的世界发展中,

就有可能出现三种状况。一方面,仍然延续上一个时代的各种制度、模式和文明形态的冲突,在特定的条件下,在特定的时期,还会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但更为突出的将是两种倾向:一是各种制度、模式、文明形态内部的危机与冲突,由此引发的是内部的改革与调整。二是由于共处于全球化时代,各国内部的冲突、变革与调整,又是相互影响的;而这样的内部改革与调整,又必然是相互吸取的。也就是说,改革与调整的结果,不是选择一个,抛弃一个,一个战胜一个,一个消灭一个,而是相互交融,是对现有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的综合和超越。

我们可以作一个小结:如果说我们那一代,面临的是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那么,诸位所处的未来三、五十年,将是一个由文明危机引发的改革、调整,最后达到文明交融的时代。如果说,我们那一代人主要是要处理民族危机的问题,而你们这一代要承担的不仅是民族危机,更有世界危机,而且两者是纠结在一起的。诸位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对世界现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进行全面反省,并寻找、创造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变危机为转机。你们的时代,既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时代,更是一个呼唤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时代。在我看来,这个时代,是需要创造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乌托邦想象的。

另一面说,这就意味着,对我们既定的认识世界的观念、方法的全面挑战。我越来越感觉到,简单地站在某一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知识立场上,已经很难对当今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作出准确的判断,合理的解释。举一个例子。对2011年发生的几个世界性事件,中国左、右派知识分子都作出了各自不同争锋相对的判断。比如对北非的颜色革命,包括埃及革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判断为世界又一次民主浪潮;对美国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发出欢呼,认为是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结果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意外:埃及穆巴拉克独裁政权垮了,但没有进入民主的新时代,而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之中;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左派想象的那样迅速走向崩溃。当然,仍然还会有左右派的知识分子坚持他们的理论的“正确性”,但任何有现实感,而不是沉湎于理论幻觉的知识者,都会承认:我们今天和今后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新的社会问题,危机与变革,我们就不能

简单地固守于原有的价值立场,知识观念,以不变应万变,将变化了的现实强纳入我们已有、

固有的理论框架内,而应该正视现实,从新的现实出发,进行新的研究和理论创造。要永远记住,生活是常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

最后,不能不说的,还有一个问题:今后三、五十年,你们将面临的第三个重大问题,将是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新变革所带来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或许这是最应该注意的问题和挑战;但恰恰是最讲不清楚的:一是我们都受知识结构的限制,对此所知甚少;另一是许多问题还处于不明朗状态,还难以想象和预测。这里只能把问题提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出来的,鲁迅当年称科学为“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又称科学为“人性之光”,首先注意到科学对社会发展,对人自身的发展的特殊意义。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它所引发人类社会的变革,将是全面的,而且至今还难以预测。有了网络,我们的学习方式,研究方式,思维方式,感受世界的方式,生活方式——等等等等,都彻底地变化了。还有网络政治,提供了和传统政党政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政治方式。我们前面提到的埃及颜色革命,穆巴拉克独裁政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年轻的网民,通过网络,联合起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所颠覆的。网络民主正在成为当前中国民间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式,它引发的当权者的反弹,加强对网络的控制,形成了最近中国政治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网络的出现,同样是对我们既定观念、思维的巨大挑战。今天以及以后的中国年轻一代都完全是网络培育出来的。网络对年轻一代的塑造,将对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是至今还没有完全看清楚的。你们比我更熟悉网络,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

其二,我还要谈到基因技术的发展。它不仅会影响动植物的生产,从而根本影响人的生活,而且会影响人自身的生产,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人自身的问题,也是难以预计的。我们前面讲到了人与大自然关系的紧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这两大关系紧张又会带来人自身心理的紧张;现在,又有了人自身生产带来的紧张,这是更带根本性的。这些都是我们那个时代,想都想不到的。因此,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对这样的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知之甚少,想之不多,都是可以原谅的。而对诸位来说,这都是你们将来会时时刻刻遇到的问题。你们对之漠然不知,就是不允许的。在这方面的蒙昧,是迟早要付出代价的。

以上就是我现在想到的未来三五十年,以至更长时间,你们将遇到的三大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人类文明的危机与转机,全面反省和寻求新的出路的问题;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机遇,新问题。三大问题引发的三大紧张: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以及人自身的内在紧张。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又是孕育着新的变革与新的希望的时代。

问题是,要怎样迎接这样的时代?从现在开始,就要作好准备。在我看来,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准备。

首先是精神的准备。认识问题的存在,思考这些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准备,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觉悟。这才可能从容、主动、自觉地去应对。要直面多灾多难的时代,就需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要探讨新的出路,就需要有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其次是知识、理论的准备。如前所说,这些新问题都是对我们的价值立场,知识理论的挑战。我要强调的是,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必需建立在全新的深厚的知识结构的基础上。要真正对现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进行全面反省,认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内在矛盾与弊端,就必需深入到其内部结构的深处,去进行科学的分析与研究。这就需要对所要研究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有深厚的学养,而且还要有制度、模式、文明比较的眼光与学养。而这样的反思、总结,又必须是多学科、跨学科的。这也是我的苦恼所在:我意识到了问题,却因为知识结构的缺陷,几乎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就只能向诸位发出呼吁了。诸位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年纪轻,时间多,精力好的优势,及早调整、健全自己的知识结构。

这里还想对理论准备多说几句。首先要有理论的兴趣与自觉。我很为青年人中的理论淡漠症感到担忧。这和我一开始就说到的人们沉湎于个人小悲欢或过于沾滞于现实的现状有关。其次,还要有理论的能力。在我看来,需要有两种能力,第一是发现理论问题的能力。在这网络时代,我们天天面对无数的信息,却很少有人能够从中发现问题,特别是蕴含在具体事实背后的,也就是现实生活所出的理论问题,这可能和我们的思维缺少距离感和理论敏感有关。第二,是解决理论问题的能力,这就和知识和理论学养直接相关。我还发现,有些

青年他们对理论也有兴趣,但要么沉湎在抽象的理论里,失去了现实的感觉;要么满足于对某种西方理论的搬弄,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或许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都使我想起了我们这一代当年对自己的期许:要思考大问题,要关注理论问题,要注重社会调查,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善于学习,敢于独立思考。我一再说,我们这一代有许多的迷误,许多的教训;但这些年轻时的自我期许,也可以说是准备吧,或许对今天的年轻人作出新的选择时,还会有点借鉴作用。

我们再拉回来谈准备问题:精神、知识、理论的准备之外,还要作实践的准备。这个大危机、大转机的时代所提出的问题,都几乎是没有前例可循,一切要靠我们自己去探讨,去实验。它也就给实践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真是一个“实践出真知”的时代。鲁迅的名言是最适合于这个时代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这里所提出与讨论的今后三五十年所面临的问题,其中有些部分,如理论的反省和探索,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但实践、试验,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的。也就是说,我们思考的“大问题”是可以落实为“小事情”的具体实践上的。这就是“想大问题”和“做小事情”的统一。事实上,这些年许多年轻朋友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试验和实践。我一直在关注青年志愿者运动。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主题,就表明,你们正在组织起来,尝试创造“新生活”,提倡并身体力行“简朴生活”,“农家生活”。其背后隐含的问题,就是要建立人与自然的新关系,寻找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新的结合。这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初周作人他们倡导的“新村运动”。其最大特点,就是“从改变自己的存在,改变自己身边的存在”开始,逐步改变社会的存在。我称之为“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或许就是我所说的“新乌托邦主义”吧。但它是落实为可以具体操作,可以实现的新的社会实践的。这个问题,我谈得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问题是要有自觉,要有准备。这也就是我今天来和大家讲“大问题”所要提出的问题:这些未来三五十年的问题,你们想过了吗?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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