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柯:读好书,做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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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们在一起备课聊天的时候,说到了社会上的一些不幸,有一位老师问我:“杨老师,你知道那么多不好的事,痛苦不?”我说:“痛苦是什么?幸福又是什么?如果没有对苦痛的关注,幸福也是愚妄。” 

其实,无知也可以促成幸福。一位美国女演员就说过,幸福就是好身体加上坏记性。信息限制、信息加工也可以构成幸福,但这种幸福是把我们自己和世界的真实状态隔离,使我们只是活在自己的狭小空间里,选择这样的生活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首先得活下来,而且要活得快乐幸福,这既是个人追求的目标,也是人类文明追求的目标,每个人不能为一个大的共同体做事的时候,首先把自己的生活搞好,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记得易卜生曾经说过,有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就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是首先救出自己。每个人得先自救,然后才能谈得上救别人。 

记得我讲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当讲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时,有学生总是吃吃而笑,问学生,学生道,杜甫连自己的茅屋都没法弄好,却想救天下寒士,不是有点道德上的虚伪吗?确实,一个落入陷阱中的人成天喊救别人,其实是无用的。但是读书人有济世情怀仍然是可贵的。这样的济世情怀,用现代眼光看,正是一种公民精神。

同样的道理,一个对现实世界有深切关怀的公民型教师,才能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也才能获得理性的幸福。

在我看来,教师读书是提高自己、使自己成为好公民并引领学生成为好公民的必由之路。读书是通往自由的康庄大道,读书可以让教师成为明白人,而明白人才能教人明白。人格强大的教师才能成就学生的强大。当然在读书的过程中,还要学会独立思考,还须有开悟的那个契机,不然,各种观念打架,知识对冲,很容易把人搞得很累,不知道听谁的,生命往哪里去。

教育有什么最高目的?卢梭说,教育没有目的,就是为了人的生长。赫尔巴特则说,教育是为了成就人的道德。雅斯贝尔斯说,教育就是为了培养自由的人。不管先哲们如何定位教育,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教育是围绕“人”展开的,教育是让人成为人的活动,其最终目标要把人引向崇高、和谐、智慧的境界。

在目前这种应试教育中,如何化解应试竞争给学生带来的精神危机和心理困扰,让人性不断发育,为他们未来成为优秀公民打下良好基础,是摆在每一位教师面前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就语文教师而言,

在语文被用来为升学“添砖加瓦”的背景下,因为语文学科的特殊性以及人的生命内涵的不可检测性,教学过程难免成为吃苦受累的过程,既不能解放自己,也不能解放学生。如果再加上自己没有底气,缺乏丰富的精神内涵,那就只能陷入机械的训练中,必将导致语文像风干的丝瓜,没有了生命。其实语文就是一个读书人带着一群人去读书,一个写作者带着一群人去写作,并在读书写作中和古今中外的崇高灵魂交流,与他人交流,与自己交流,最后完成对自己的人格建构。

从另一个角度说,教育活动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带着一群不完美的人追求完美的过程。而这个追求完美的过程一定离不开读书。读书是打造自己精神家园的活动,也是不断完善自己、超越自己、解放自己的存在方式。

因为读书,我们触摸到人性的复杂与迷乱;因为读书,我们走进那些崇高而智慧的灵魂;因为读书,我们发现历史真相和社会真相;更主要的,因为读书,让我们化解了生命的苦痛,走出平面的生活而趋向立体的生活,有了自己的超维空间,对世界更有一分悲悯和包容,有一个更大的自我,活得更为通透与明白。

当然,在这个信息爆炸年代,要读书,首先要会选书。教师应该成为一个会选书的人。之所以强调“读好书”,因为有许多书只是知识,而缺乏教人开悟的力量,还有一些书是教人权谋的,这都不算不上好书,真正的好书应该培养人的觉悟能力和怀疑精神,让人回归纯净与简单,而不是教人便得复杂与世故。所以对于一些所谓经典著作,我不是完全赞成阅读的,比如《三国演义》教人圆滑、世故、老道,《水浒》中宣扬的仇恨、暴力、血腥,这些书孩子们可能爱看,但文化的毒害往往是不知不觉的,教师要加以正确引导。

书会带领我们看到世界的艳丽与浮华,也会带领我们触摸世界的不幸与悲伤。有时候,华丽的外表掩盖的恰恰是不幸的本质,直击这些本质,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厚重,更有质感。只有直面世界的不幸与苦痛,并不被这苦痛所淹没,才能从不幸里爬出,并为防止这不幸的重演去自觉努力,成为明白自己价值和意义的人,自觉去做好公民。

(原载《教师月刊》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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