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人性”不定论—— “性格、人品、人性、制度”系列之二

Leave a comment

说起性格与人品,就无法回避“人性”,扯到人性,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人性与制度,是千百年来说不清、道不明的。追求民主的“右派”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果人性是善的,就应该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制,因为每人都会做出正确的决定;而如果人性是恶的呢?就更需要民主制度,因为需要每一个人都有决定权,“以恶制恶”,不让身处高位的一位或者少数恶棍为非作歹。言下之意,人性不重要,制度是第一。我大概也属于这种“制度决定论”者吧。

其实,这话如果“左派”们拿去用也可以,如果人性是善的,把人民的命运交给伟大的领袖,任凭他们发动诸如“文革”这样的大民主,有什么不可以呢?而如果人性是恶的,就更不能把国家甚至人民的命运交在他们自己手里,需要伟大领袖这样的“圣人”或者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来为他们做主。

“人性”不定论是社会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最大原因。“人性”是决定所有社会科学规律的关键因素,可恰恰最有争议的也是人性。结果,弄得所有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都好像无规律可循。例如,一个掌握了飞机大炮和所有资源的独裁政权,按照“科学规律”和军事常识,几乎是无法崩溃或者被推翻的,可偏偏有一个“独裁者”突然善心大发,或者良心发现,搞起了改革,并决定还权于民,最终革了自己政权的命。严格说,他人性的光辉破坏了一条社会常识和科学规律。

可当你期盼另外一个专制政府也出现这样一个有良心的人时,偏偏就没有了。这和自然界刮风打雷一般都会有下雨的自然规律,完全不是一回事。也正因如此,才使得社会人文科学,例如文学艺术百花齐放,其乐无穷。严格说,那些相信制度,相信社会规律的人,是写不出好的文学作品的,也无法创造出辉煌的艺术。世界上最精彩的文学作品都是写人性的。例如,写秦朝暴政下的孟姜女哭长城,就特别感人,写明显比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进步一些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吃人的现象,就特别吸引人。写“民主是个好东西”,现在的制度好过大清制度,谁会看呢?

挖掘一下当今中国社会环境与语境下,左、右派的人性观,也是很有趣的。当今中国语境中的“左派”与“右派”,当然更多是从制度层面来说的,但如果我们深入其中,不难发现都难脱人性议题。变化莫测、莫衷一是的人性,才是千古不变的永恒主题。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中国的“左派”与“右派”如何对待人性与制度。

中国的“右派”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学者,大多是制度决定论者,或者说,相信人的本性不管是善是恶,都是倾向追求自由、民主(为自己做主)的。他们相信人性无法改变,制度能够让好人胜出,让坏人无法作恶。所以,他们在追求制度的过程中,无论受到多大的挫折,哪怕被一些“愚民”“暴民”辱骂、围攻,也只好忍气吞声。有些人到最后,发现折腾了十几年,身后竟然稀稀拉拉只有几位亲朋好友还在追随他们,也就伤心了、失望了,有些干脆改弦易辙、“闷声发大财”,甚至去同权贵共舞了。

竭力回避“人性”的制度决定论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无法解释的是,如果他们追求的自由与民主是符合人性的,甚至是人的天性(天赋人权),为啥周围的人都不那么支持他们?为啥几千年的人类历史都是专制独裁当道,而民主才发生了三百年左右呢?

再说说中国的“左派”吧。他们崇拜领袖,崇拜革命尤其是内心深处闹革命,他们对制度抱有怀疑。他们表面上是站在广大人民一边,却在内心深处对人民不放心,不但不赞成人手一张的选举,而且主张用精神改造、用“文化大革命”这样触动每个人灵魂的东西来改造人性。在有些左派们看来,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人性造成的,不是制度。于是,洗脑与精神改造,成为左派极权国家的常态。你还别说,生活在那样国家的人,无论你给他什么样的制度,他还真得变态到无法适应了。

上面的粗略观察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也不是始于今日中国。早在鲁迅与胡适的时代,我们就看到了端倪。鲁迅从中国人的人性出发,要从内心深处闹革命,所以他最终是支持共产党的。而胡适呢,大多谈论的是制度构建与文化建设,他只好逃到台湾。谈论人性的人广受欢迎,谈论制度的人,总给人一种浅薄的感觉。

以我的观点,我们应该既要鲁迅,更要胡适,坚持启蒙与制度建设齐头并进才是正道。好的制度自然能够让好人不受欺负,让坏人无法做恶,但没有那些“好人”,又如何能够建立起好的制度呢?

我们不妨看看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就知道了,如果没有华盛顿这一批道德高尚的人,如果美国的民主制度一开始就靠紧握枪杆子的开国将军们保驾护航,然后由一个德高望重的“华盛顿国王”掌权,情况恐怕会大大的不一样。

“制度决定论”者应该清楚,当今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与“制度决定论者”固然很少甚至不谈“人性”在制度中的作用,但前提是人家经过了几百年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那可是改造人性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啊。没有漫长而艰难的启蒙,别说制度无法建立起来,即便建立起来,恐怕也会被人弄得面目全非。因此,对于制度决定论者来说,正视“人性”在制度建设中的作用,也是必要的,就个人来说,不应该忽视自己的性格、人品,要注意自己的德性与修养。

晚期的胡适不是没有变化的,他是经历了失望之后才发现的,制度要搞好,还得靠人,所以他从文化与制度建设,转向“百年树人”的教育、启蒙工作。

对于相信靠革命与洗脑可以改变人性的“左派”们来说,也应该留意鲁迅的文章中对人性与制度的论述。他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到,人性的卑劣与无奈,其实同“吃人的制度”分不开的。

鲁迅陷入“人性”的黑洞无法自拔,清朝的人性固然不好,到了民国,好像还不如以前,于是只好期盼于未来,寄希望于那些能够改变人性的革命与思想教育。不过,如果鲁迅活到1949年后,若能亲历改造中国人思想的“反右”“文化大革命”,他可能会是第一个被打翻在地,被进行思想改造,他的“人性”,恐怕会被扭曲得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

来源:腾讯大家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