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古城已完蛋,别再祸害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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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分钟,都有文化遗产在消失。再不保护,五千年历史文明古国就没有东西留存了,如果我们再不行动,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子孙?”冯骥才说。

曾经的近百座古村已经全部消失,原居民都在“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从原来的深山搬出,住到了山脚下的平原小镇的多层住宅小区里。这让人忧心忡忡。

中国的古村落在这几年里全部沦陷了,继齐鲁大地的古村全部被拆毁后,作为中国文化博物馆的山西的古村也全部消失了!

没有个性的城市

杨柳青镇是天津市最大的卫星城镇,不仅历史渊源久远,文化积淀也十分厚重,尤以入选国家级非物质遗产的木版年画而知名。这次拆迁的是镇南南乡三十六村,是历史上杨柳青年画重要的集散地,曾经有上百家老字号的画店。如今,这个年画艺术区,即将在以“新农村建设”为由的城市化进程中消失。

从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多年里,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借口下,中国的600多座城市都经历了旧城改造和重建,结果是每个城市的样貌都变成了一个样。

“我担心将来中国人会在自己的城市里迷路,不论哪个城市,满眼全是现代建筑。所有文化旧址、胡同、街道,都被房地产开发商的推土机铲平,造起来的楼盘,基本上都是一个样,原有的城市个性和特点都消失了。”冯骥才对记者说。

这些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历史街区,无一例外都变成了商业办公区、写字楼和高层住宅区,原有的街道、胡同、大院和那里的原住民,都消失不见了。

更早消失的是那些中小历史文化名城。“比如我举两个城市的例子,南方的浙江嘉兴和北方的山东德州,这两个城市在发展和建设当中,城市里面的历史街区板块(德州除去一个文化性的遗址之外)基本上完全没有了,它们曾经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文化名城,基本上连历史建筑都没有了。”

保护不能只讲政绩

2000年,时任山西灵石县县长的耿彦波给冯骥才打了一个电话:“我是灵石县的县长,我在文化保护方面很多想法是跟您一致的,是按照您的想法做的,我特别希望您到我这边看看。”

但在老城保护和修复上,冯骥才和耿彦波也有分歧。大同老城历尽沧桑,城墙里长了很多的野树,当时,耿彦波提出要拿砖包起来,冯骥才认为不妥,如果拿砖包起来的话,老城看起来就变成新城了。冯骥才希望大同能够原汁原味保留几段城墙,甚至把崩塌处用玻璃做一个博物馆或旅店,人可以进去,里面也可以喝咖啡,用现代人的生活把历史跟现代连接起来。

“我们最近去大同,发现政府更大的兴趣,是恢复那些北魏时期的城墙,重建了很多老建筑,准备商业开发。我觉得他做来做去,仍然是那些旅游景点似的东西,还是要急功近利为政绩把投资通过商业运作挣回来。我不希望他们把老城最后搞成了遗址公园,最后为了收门票,人流众多,商业气息太浓,历史的感觉反而没有了。”冯骥才说。

但这样的问题在古城改造中屡见不鲜。云南的大理和丽江,向来被视作古城保护的典范,它们吸取了北京的教训,在古城外另建新城区。在冯骥才的眼睛里,大理和丽江的历史传统没有了,灵魂没有了,只剩下一个躯壳。“它们完全是一个商业化的城市,原有的文化深层的魅力,原有居民大量迁走了,城市的记忆没有了,它原有的生活形态没有了,游客和居民都是汉人,原有的民俗和生活也丧失了,小店里卖的东西在南方、东北的景点里都有,游客看到的歌舞,最后都是表演性的东西,村民在那儿挤眉弄眼,真正内涵的东西没有了。”

冯骥才比较欣赏的是浙江的西塘古镇。“和周庄、乌镇等江南六镇比起来,西塘的模式最好,它保留了原住民,没有大规模的商业化,保留了原有的生活形态。周庄本地人大部分都空了,都是外地人,乌镇的办法是把原住民全部赶走,变成了一个死城,一个古镇的生命没有了。”

别祸害农村了

冯骥才现在最担心的是中国的那些远离城镇的古村落。因为地处偏远,远离高速公路,在城市化突飞猛进的三十年里,它们得以幸存。但在这几年的的“发展小城镇,建设新农村”运动中,一批保存了近百年的古村落,被有组织有计划地拆掉,建设成新城镇和高层小区。

十年前,冯骥才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去山东普查,他发现齐鲁大地上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古村落,有的村庄占地庞大,有城墙围绕,护城河和内河、池塘纵横,学堂、孔庙、祠堂、仓库、戏楼、钟鼓楼都有,街道、水井齐整,民居规划工整,非常美丽。

“我们当时还能看到山东的一些古村落,我们想做古村落的调查,把好的古村落确定下来,然后向建设部提一个名单,这些村落像北京的胡同一样先别动,去年我们的队伍深入调查下来,结果齐鲁大地上一个古村庄也没有了。山东经济发达,它们城市化速度也快,地方政府为政绩把它们全部消灭掉了。”

对那些商业化的古村,如山西王家大院、周庄那样的旅游景点,冯骥才也担心它们的未来。他们往往是把村子围起来,把几个道口都变成了售票处。在他看来,这些古村就是为商业服务的,为游客表演的一个平台,跟文化没有关系,就是地方官员手掌上的一个玩具。

即使是那些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古村,冯骥才也很担心它们的未来。在江西赣南地区和福建闽西地区分布着3万多座土楼。在它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前,很多土楼里的牌匾和摆设的文物,都被文物贩子收购到了北京,流失到国外。后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地方政府也花钱请专家、学者,做申请文本报告,做规划、保护方案,看上去煞有其事。结果土楼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那些保护方案就变成了摆设。

“原来每个土楼都是博物馆,后来‘文革’毁了一批,‘文革’之后又卖了一批,所以很多土楼都空了,也有少量土楼里还有些东西,但这些土楼里现在没有人住,风吹雨淋,破败得很厉害。”那里只是动物和植物的天下。中国应该学习欧洲的政策,出台完善有效的法律和管理机制,让富人们使用居住,系统化对土楼进行保护,延长它的寿命。

对古村的未来,冯骥才很悲观。“现在城市的悲剧正在向农村转移,打着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大批的房地产商把城市土地开发完了后,正在转向农村,因为农村还有大量的土地。这一波,如果我们控制不了,千姿万态中国的村落就会变成城市里那些建筑垃圾。”

现在的情况是重申请,轻保护。保护谁?用什么办法保护?哪个部门保护?这些全部是空白,因为每一级政府完成政绩以后,就没人再管这事了。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很艰难

记者: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民间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这个领域的保护情况怎么样?

冯骥才:十年以前,我提了一个概念,叫文化自觉。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有一个文化自觉,因为时代转型了,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文化特色。后来费孝通也专门写过关于文化自觉问题这方面的文章。到了最近几年,国家开始文化自觉了,比如确立国家名录,确立非遗文化,传统假日放假,确立文化遗产日等等,另外温家宝总理也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于更久远。由专家到国家的文化自觉,我觉得这一条线上是顺畅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国家只有国家的文化自觉是不够的,还要必须变成全民的文化自觉,这个社会才能文明才能进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出现了问题。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文化遗产,在我们确定完非遗的传人之后,很多的传承人就去世了。我觉得消失是自然的,因为每一代艺人到岁数了都要消失。但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非遗被确定为国家非遗之后,它的价值是什么?它在我们生活中,或者在一个城市里面,或者在一个地区里面,一个乡村里面,它的价值是什么?它是一个商业资源吗?它是一个地区的招牌吗?它还是一个地区独特的文化和审美的表现?独特的精神气质的表现?是老百姓应该引以为荣的一个地方的文化创造?然而,现在几乎没有老百姓认为非遗是他们的一个骄傲。

国家要有文化形象

记者:怎么看待老城改造中大量拆除民居,只保留帝王将相和名人宅院现象?

冯骥才: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官员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还是看到那个房子的贵重程度,建筑本身的物质价值,不是看它的文化价值来看的,是从商业价值来衡量的。所以他们喜欢新天地的改造模式,我们现在660个城市,基本上没有历史板块,要么被商业开发了,变成一个旅游景点,或者是变成一个风情街、酒吧街,在景观上还存在一点东西,作为地标存在。

我认为代表一个城市真正的魅力的,是它的街区生活、文化,它往往并不是那些皇家、宗教的建筑。比如说故宫,它是象征性的建筑,但并不代表北京真正的文化,真正代表北京的文化,恰恰是那些四合院和胡同所组成的那些历史街区。

我觉得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基金,就应该是专家管,不应该是文化部管,也不应该是中宣部管。

来源:世界晋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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