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中国为什么难以变成安静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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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对这个问题有过一篇小文章来尝试着回答过。这篇小文章叫《中国人说话的声音为什么特别大?》我在这篇小文里是从美国杜威《我们怎样思维》一书中得到启示的。因为杜威说,如果一个民族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缺乏分析与讲理的习惯,那么,一切的行为及权威只能靠大声来保证,而且需要大声才会有效果。也就是说你在这样的群体中生存,只能靠声音洪亮,并且气势汹汹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我想,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仍然显示的是人的原始野性的一面。也就是进入现代人类文明,特别是人类智慧的程度远远不够才会有的结果。比如,非洲草原上,各种动物在争斗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嗓门提高,表现出极大的吼叫声,以便壮威,吓退对方。一个民族如果嗓门总是太大,而且嘈杂不安,是否仍然也有这种动物的原始根本特征在这里呢?这一切我只能作一种逻辑上的猜测,真正的结论要等到人类学家去实地考察,并且作实验才可能会得到比较科学可靠的结论。不过,我的这种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要不然杜威就不会想到一个人逻辑思维能力的缺乏就会表现出靠大声来壮胆取胜。想起著名学者黎鸣先生专门研究过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的最大的弊病之一就是逻辑严重缺乏,而且分析问题的能力与习惯非常不足,以此来验证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中国人喜欢热闹,害怕寂寞,因此,才有过年过节,鞭炮齐鸣,焰火四射的现象。连喝个酒也要把猜拳的喝令声弄得震耳欲聋,仿佛不这样,生活就没有意义似的。

我这次去日本考察,最大的感受就是日本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安宁的民族。所以,我特别有感触,提出中国要先变成一个安静的国家,安静才会理性,安静才会想出好办法、好对策,安静才能蓄积力量,涵养智慧,变通改革,开出新路。但是,外表的安静一定是有内心的灵魂的安宁与之相配才会有的。内心里躁动不安,也肯定容易在外表上表现出来,而内心灵魂的安宁才是一个社会变成安静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灵魂的安宁是从哪里来的?我以为这种安宁是来自真诚的宗教信仰。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还是佛教或者伊斯兰教,只要是真诚的信仰,无论你有多么劳累,无论你有多么高贵或者多么卑贱,多么富贵或者多么贫穷,只要你走进一个十分安宁的教堂或者佛教寺庙或者清真寺,你立即就会变得安宁、敬畏与超脱。你就容易以一种出世的心态来做入世的一切事情。而中国文化恰恰是一个缺乏真诚信仰的文化。从孔老夫子开始,他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敬畏的三样东西中,有一样是与宗教有一点关系的,这就是“天命”,其他的两项,一是大人,另一是圣人之言,说来都完全是世俗权力的东西。大人是掌握了世俗生杀大权的人,圣人是掌握了精神话语霸权的人。但是,就是这个本应该有一点宗教色彩的“天命”,后来也被皇帝所剥夺了。这就是后来皇帝圣旨里开头所说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及我们口口声声所自豪的“天人合一”,皇帝就是天子,代表天意。一下又完全世俗化了。但是皇帝的宝座又是怎样来的?刘邦及朱元璋是最杰出的代表。当然还有许多没有成气候的“潜皇帝”。让这些市井无赖来代表天意说话,岂能令人信服与安宁?所以,由此可见,中国缺乏真诚的信仰不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而是一个几千年来的文化。当然假道统也是有过的,但是,只要看看鲁迅先生所写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所说到的事,就不难理解,中国其实是不要指望以儒教作为宗教,以期取得宗教的效应的。缺乏真诚宗教信仰的民族,不但容易把成功建立在与自己的同胞相比上,而且容易在这个过程中不择手段,心态也非常容易浮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容易有一种心态,就是自己得不到的,或者没有希望得到的,就宁愿毁灭它。比如,项羽之烧阿房宫,再比如慈禧太后,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她选择宁愿送给西洋人,也不给自己的奴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四川的张献忠这个杀人魔王,在得知李自成进京荣登皇帝宝座,自己不再可能做皇帝之后,就在四川大开杀戒,不纳粮的要杀,纳粮的也要杀,不投降的自然要杀,但投降的也要杀。不但把四川人杀得几乎灭种,而且把几千年来中国的奴隶规则撕得粉碎。再比如,现代的某政治人物为了捍卫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与地位,不惜死上数千万人,也要发动“文革”,他们这些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其实已经意识到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将来必定是要被后人诟骂甚至鞭尸的。如果这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会想着做这样的事情会有上帝照看着,而且会无法进入天堂。即使死去,灵魂也不会得到安宁,因此,他们做这伤天害理的事情的时候,会有收敛,至少不会疯狂到:“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身后之事谁管得”。这样可怕的思想与行为一直在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任何领域,做事都是不留后路的。比如做学问的人,按说最应该考虑的是自己的文字与思想能否流传下去,所以,抄袭与做假这是最忌讳的。因为,后人如果一研究你的文字就会知道你当初做得多么不光彩。但是,对于一个缺乏信仰的学者来说,这算什么呢?只要现在能否弄个十几万,或者弄个教授、会长、院士之类的头衔戴戴,哪管得了身后事?后人耻笑去吧,我在有生之年已经享受了我本来就不应该享受的,这就够了。所以,一个民族的学术浮躁因此而起。

从一个国家的安静,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上,我们其实可以读出它的深层次的精神内核。不要以为让一个浮躁的、嘈杂的国家变得安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如果能够在一百年之内变得安静,我以为,这已经是巨大的成就了,那时就说明中国人已经有了强大而充实的内心世界。对比日本,我们常常感觉的首先是日本人的经济远远比我们发达,科技远远比我们先进,甚至认为武器也可能会比我们厉害。却没有想到他们的心灵也是比我们安宁的。也许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要远比那些外在的东西更为珍贵。中国与日本的差别,不是单个指标所能够说明的。而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在起作用。这种综合性的东西,是一个整体,而且时时处处在以一种整体的力量出现。这种力量的教育作用是非常惊人的。它使你花很少的个人力气就可以获得非常惊人的效果。比如认真工作的习惯与遵守公共规则与法律的意识,在日本并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只要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你自然容易获得这样的品质。有时这样的品质,人家一个清洁工或者汽车司机就会自然拥有的,而我们的一个大学教授与之相比还有遥远的差距。比如敬业精神,比如那种平等意识,再比如那样心中有他人的潜意识。我作点自我反省,我与那个为我们开了一个星期旅游车的司机及宾馆里的清洁工相比仍然有相当的差距的。而我自己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算是做得还可以的。一个国家的文明是取决于其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一个国家的安静,也是取决于其国民的安宁程度的。我们嘈杂的噪音,许多时候来自精神的空虚与内心的烦躁。因为我们害怕安静,这样更会暴露我们精神上的虚空。也会暴露出我们思维能力上的欠缺。同时,安静还会更强烈地迫使我们去面对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这时,我又想起了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习惯了几千年来的吃人文化及瞒与骗的生存方式。如果再加上嘈杂的噪音及浮躁的风气,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些因素联系起作出一个判断:这是一种精神文化上的缺陷,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我常想,我们一谈到日本,谈到他们的先进与发达,我们就会想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会想到先向日本学习,然后发达了再来报仇。我想其实这仍然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思维。我不是把别的国家想像得太好,但是,我以为正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国与国的关系也是一样的,这就是要首先想到平等相待。即使富强了,发达了,也仍然要想到平等相待。当然要想得到别人的平等相待,首先要有相当的实力。学习的对象要选择最优秀的,但是,与人相处却要有安静、平等的心态。至少,我在日本体会到就是这样的。现在日本人自然不会也无需要向中国人学习,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旅游者,感受到日本人却没有因为日本比中国人富裕与发达而表露出歧视的态度,相反他们对任何人都是十分礼貌、热情与周到的。这样的一个民族反而是令人感觉可敬可畏的。

一个人内心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外表是宁静的、坦然而自信的,外在的嘈杂其实是内心浮躁的表现。没有内心和谐与宁静,就不可能会有外面世界的和谐与宁静。一个内心真正强大的人,并不需要靠嘈杂的声音向外界虚张声势,以显示自己的存在。

2007年5月22日

附录:

中国人说话的声音为什么特别大?

去过欧美国家的中国人回国后,经常反馈回来一个信息:在外国,在公共场合里,我们中国人讲话的声音特别大而刺耳,而这在西方的经常表现出非常安静的公共场合,形成了很显明的对照。在自己的国家里的公共场合虽然讲话的声音也很大,非常嘈杂刺耳,但是国人怕是早习以为常了,所以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去了外国,这种特点才似乎被放置在一个差异非常大的背景上,被特别地凸显出来了。但是一个问题,也就特别需要解答:为什么偏偏是我们中国人在公共场合里讲话的声音大得刺耳呢?是我们中国人的耳朵的功能不全吗?听力弱吗?显然不是。我们并不要那么大的声音才听得清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这样大的声音。民族的习惯后面,其实是有原因的。但是,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长期以却是久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我读完了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先生的《我们怎样思维》(杜威著,姜文闵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才恍然大悟。

杜威说,一个民族,如果其科学理性思维缺乏的时候,就只有靠经验思维来判断了。而常常靠经验思维的民族,也就是缺乏科学思维的民族,除了“只会一味引证古老的定律或一大堆混杂的没有经仔细审查的事实,而把探索和怀疑置诸脑后”外,就只会“不可避免地夸大过去的影响”了(162页),也就是说缺乏科学思维的民族,总有一种十分顽固的迷古情绪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这还不够,杜威还说:“一般经验大体上受到各种偶发事件的直接力量和强度的控制。凡是强烈的光亮,突然发生的事情,巨大的响声,都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得到显著的评价。凡是暗淡的、微弱的和连续发生的事物则被人们忽视,或被认为是无关紧要。”(166页),而对于具有科学思维的民族来说却刚好相反:“思维要求这种直接即时的刺激服从于长远的要求。微弱、细小的事物可能比强烈和庞大的事物更重要。”(166页)中国人说话声音,尤其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声音特别大,应该在杜威的这段论述里可以找到答案。

因为在一个不懂科学逻辑理性的民族,如果要得到人们的认同与好评,特别是要引人注目,大声叫喊就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听话的人,不会从你的话语里找到逻辑的力量与科学的理性之光,他们只会注意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的外表特征。只会注意这个东西的发出的声音有多么洪亮与滔滔不绝,有没有排山倒海之气。而很少有人能够认真分析一下这些话是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经得起推敲的,是不是真的。这就迫使人们在讲话时,要特别地提高嗓门,以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在一个有着发达理性的民族,说话常常是轻言细语的,即使是总统面对全国人民发表公开演讲,也是轻言细语的。因为他相信,他的话语的力量不在于声音的大小与语气的气势磅礴,而在于理念的先进铁的事实与强大的逻辑力量表现出来的说服力。他们的话语的力量是内在的,是蕴含其中的。但是,我们却常常要靠了气势汹汹或者气势磅礴,以排山倒海之势,才可以取得人们的好评,得到人们的认同。他们不是靠了理性的力量与逻辑论证来说服人,而是靠了情绪的渲染,富有激情的煽情及过于夸张的表演来博得听众的喝彩。这里面的道理,你只要看看农村里的泼妇骂街的本事,就知道了。她们从来不会比讲道理,而是比声音洪大,比语气激烈,比骂出话语的频率与骂人的狠毒。谁在这些方面赢了,谁就是最后的赢家。呵呵,有意思。中国人致胜的法宝。

据说,当年英国人到全世界去开发殖民地。当一向受过绅士教育,有着绅士风度的英国殖民者们来到一片片荒蛮之地,面对那些没有开化的土著居民的时候,也被迫放弃了绅士风度式的讲话方式,而改成了野蛮粗野的,声音洪亮刺耳的讲话方式。因为,在这里有逻辑和理性的轻言细语根本派不上用场,只有大声地吼叫,声嘶力竭地吆喝才能够让那些土著居民服从甚至崇拜。英国人塞尔本勋爵在1924年的演说词就是说靠嗓音大而成功的典型:“对于清晰思维之光荣的无能是我们民族的突出标志之一。它是我们的诸多巨大困难的原因,可也是我们的某些成功的秘诀。如果你们说黑人一旦接触白人,他的教育就开始了,只要你们说得足够频繁、足够响亮、足够清楚,那些瞧不起你们的传教事业的人终究会了解的。”([英]L.S.斯泰宾.有效思维[M].吕叔湘,李广荣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

想起中国人历史上的伟人们,不也是靠了这样的办法赢得大家的尊敬与爱戴吗?在一个未开化或者半开化的民族,讲科学思维,用科学的道理来说服大家,无疑有点对牛弹琴的味道。对于一头牛,其庞大的躯体与锋利的角,面对一个只有五、六岁的小孩子却毫无用处。因为小孩子只要不停地对它大声地吆喝,用力地鞭打,然后再喂它一把青草,它就对你感激涕零,服服帖帖了。

这也是一个缺乏科学思维的民族的悲哀。杜威向我们提倡的科学思维的重要性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吧。没有这样的科学思维,民主的社会离我们还远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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