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我的阅读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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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开始读教科书以外的书,才叫开始了阅读。如此来算,我读过的书也是比较多的。究竟是多少,连我自己也难以如数家珍那样如实数出来。这主要是因为我成长的特殊经历造成的。我大学读中文系,那时主要是读文学作品,但是印象最深的,得益最大的还是读了许多鲁迅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与杂文。但是毕业后却在中学主要教高中地理课,也兼教语文,受当时的中学校长李广扬先生的影响,却喜欢胡乱地随手翻阅各种各类的闲书,比如中国的先秦诸子百家的文集,《史记》及《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都在随手翻阅之列,却又没有一本是从头到尾读完的。那时没有书可读,因此也读《毛选》及《邓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及列宁的《哲学笔记》之类,其中有一些是校长李广扬先生那里借来的。想不到中学教书时的那些阅读后来到大学教书又派上用场。到广州高校教书,还教过二年的逻辑学和政治理论的课。想来我真是一个杂家。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宋广文先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心理学教授,于是在他的影响下对心理学的书籍也胡乱地读过几本,主要是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比如弗洛姆的《为自己的人》、《健全的社会》、《逃避自由》,马斯洛的《人性能达的境界》、加涅的学习心理方面的一些书。后来因为当面听老教授李国榕先生训斥说研究心理学要具备三个素质:一是外语要特别好,二是计算机要特别好,统计测量工具的使用要特别好。我这三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因此对心理学的研究悄悄地打退堂鼓了。因此,我实际上在教育学领域里没有自己的导师。我经常调侃自己是鸭子孵出来的鸡。导师宋广文先生是一位很有办法的教授,他才思敏捷,思路很广,能够提出很好的问题,提供一套思路让学生去做。但是我却是一个非常要求独立的人,终于没有与宋老师合作写过一篇文章。他的弟子中有许多成了心理学教授,只有像我这样的少数才继续搞教育学的。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很是迷恋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别了,司徒雷登》里的思想与语言风格。对毛泽东的文才真是大加佩服。但是后来看了《孟子》,读了《孟子》里关于批判杨朱与墨翟的语言后,才知道我国自古的文人都是这样写文章的。在读了亚里斯多得的《工具论》及培根的《新工具》后,特别是在大学里教了两年的普通逻辑学之后,慢慢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气势磅礴却不讲道理、不讲逻辑的叙述风格。后来又知道这样的语体叫“毛体语”。我们现在的许多报纸的社论里还可以读到这样的语言风格。《邓选》是我解读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依据。他的用语风格比较简朴明了,通俗易懂,自成一体,对实际性的事务处理非常有力。

此外我的阅读量比较大,也是一直保持随手翻翻的习惯造成的。究竟怎样才算看过,真是不好说。因为有些书我只是翻了其中的几章,甚至只是几页内容而已,并没有系统地通读全书的,但是有些书又不同,反复读过好几遍之后竟然还是放在手边随时准备再翻翻。比如现在手边还经常放着《鲁迅全集》,有事没事拿起来读几页。鲁迅的书是我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门径,后来读《论语》、《老子》、《孟子》等古代经典,也还是离不开像鲁迅那样用批判的眼光来看。我对传统文化有一种近乎是本能的警惕,就是因为有鲁迅的警告在先。当然更重要的是历史与现实确实使我们看不到有多少值得赞扬的东西。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也许过早地认识鲁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过早地把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看透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就难以融入到这个社会体统中去。言行与举止总让人感觉有出格的嫌疑。所以,后来的日子一直不是很顺利或许是与之有关的。大家都这样愚蠢地快乐着,愚昧地幸福着,为什么单单就你不行呢?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鲁迅害了我。正如一些教师说是张文质害了他一样。因为如果不知道现实的黑暗的原因,不知道原来还可以不这样过,不知道还可以过既不当奴才也不当主子的生活,那么也许就心甘情愿地当奴才了,或者一不小心也就当上一个小主子了。可是偏偏鲁迅提前把这样的生活给批判死了。但是现实却又一时变不过来。于是,我也就只能像鲁迅那样被人说成偏激而古怪了。可是,鲁迅的年代也许还比我好一些。因为他可以以中专学历充当北师大教授,以一些杂文充当国学大师,我写这样的文章不但难以发表,而且根本连当讲师的资格都没有。他以一只秃笔和一张贫嘴平均每年挣约相当于今天40万人民币购买力的金钱。他一不满意所服务的大学或者只是对一个同事不满意,就拂袖而去,连招呼都不用跟谁打,确实是够自由的了。可是他当时还那么牢满腹。我现在看来,读他的文章真有点上当的感觉。因为我现在比他那时要痛苦得多。但是读过的文章,所受的影响是不会还回去的。这正如一个人如果一旦长大,也不可能再还原为儿童一样。读鲁迅是我最刻骨铭心的事。

对于当代的中国的著作我读得不是很多。台湾的殷海光先生的著作是我最偏爱的。他的逻辑思想及文化立场对我启示非常大。我读完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殷海光文集》四卷本及由贺照田主编、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思想与方法》,感觉最深的是台湾能够发展今天,与当年殷海光等先生的思想与方法的启蒙是分不开的。而大陆有半个多世纪没有再出现过一个台湾的殷海光式的学者。殷海光的思想也算不上世界级的大师,但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一流学者。无论是学问还是人品,及作为一个学者的节操都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楷模。殷海光的思想最重要的是他把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放到了中国的背景上,并且使它们发生实际性的接触与碰撞。不像一些人治西方之学,简直犹如不食人间烟火,完全的纯粹的西方术语,看不出他还是中国人,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生活。这样的学问只能说是食洋不化,玩弄学术而已。台湾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及其关于中国酱缸文化的论述,也给我留了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的阅读显然是偏爱于西方的学术思想类的经典著作,而对正在流行的西方后现代思潮的理论与著作,一方面因为外语水平达不到直接阅读外文资料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因为总觉得与我们现在的中国社会还相距太远,而没有多少阅读与研究的兴趣。但是对西方后现代思潮或者叫非理性主义的东西,我还是把美国芭雷特的《非理性主义》买来认真阅读了一遍。不是对这些特别感兴趣,仅仅因为这些东西在客观上影响着人们的思路。我总觉得我们还缺乏西方启蒙时代的经典思想。这个想法的来源,一是受鲁迅的影响,他告诫我们年青人少读或者甚至竟然可以不读中国的古书,而多读外国的书,看似偏激,但是只要认真阅读一下中西方的著作,就会感觉确实如鲁迅先生所说。另外一个启示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的福泽.谕吉的著作与思想对我影响也很大。他的态度与鲁迅的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几乎完全一致的。日本毫不犹豫地摒弃汉学而改学西学,因此日本变得强大了。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做法,其实我们现在连一半都没有学到。如果想不被愚昧,如果想让国民的素质真正提高,非得用西方的学术理论及其思想来充实国民精神不可,除此之外别无他路。所以,我觉得鲁迅的说法,看起来偏激,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如此提倡阅读与了解西方,会不会把中国人变成外国人?也就是有没有所谓黄皮白心的问题?我以为不会有这个问题。缘由在于怎样对文化的理解。我以为文化这个东西是内在于灵魂深处的。中国人没有读过《红楼梦》及《三国演义》和《论语》、《孟子》的人多的是,但是我以为他们对其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与为人处世的方式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文化更多的时候表现在社会氛围里。我只担心这样的文化糟粕丢失得太少,而不是保存得不够。只要不去人为地来一个“灵魂深处的闹革命”的“文革”闹剧,那么国民自然会在一种自然状态中达到中西文化的最优结合。日本就是如此。新加坡的发展其实也是因为西化得厉害的结果。台湾、香港其实也如此。但是它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保留得不比大陆差。真正的优秀传统是不会丢失的。

我读到的西方第一本完整的文学书,应该是法国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那时在大学一年级吧。胡乱地到图书馆里就借了这本书。后来才知道用同样名字写书的还有古罗马一个叫奥古斯汀的《忏悔录》。俄国的托尔斯泰的《忏悔录》。并称为世界三大《忏悔录》。但是我真正读过的只有卢梭的这本《忏悔录》。卢梭的文字的时而忧郁缠绵,时而激昂的语调,时而清新淡雅的描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此感觉到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作为一个思想者在社会上生存的不容易。我真正阅读西方大师的名著是来广州以后。那时中大有一个中大出版社书店,在中大东门,后来因为影响市容就被强行拆掉了。后来就改去广州的学而优书店及旁边的文津阁书店,这是一家六折小旧书店,但是以经营学术类旧书为主。我从这些书店里买到不少西方的学术理论的好书。最早接触到的是英国的卡尔.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就是这本书打破了我原来的阅读视野。知道并借阅这本书是在大学最后一年,但是真正的精读是在读研时期。再读是在广州工作之后,然后这本书的思维方式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动。几乎完全击垮了我原来的思维模式。我第一次知道社会并不仅仅分为什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了,原来社会还可以分成封闭的与开放的。历史规律也不是决定论的。原来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从这本书里才知道自以为精通了辩证法了,可以解释万物了,可以为遇到的一切现象作出解释了,但是,读了这本书以后,才知道把证实与证伪并列起来,才构成真理的要素。真理是在猜想与反驳的过程逐渐排除不合理的成份,从而达到知识的进化的。而且永远不会有绝对的真理。从此以后,凡是看见卡尔.波普尔的书我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或者借下来阅读。就这样,我先后读过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主义贫困论》、《客观知识》,再由波普尔书中的介绍得知他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哈耶克,哈耶克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这本书有二个书名,一个叫《自由宪章》,另一个名叫《自由秩序原理》,但是我读得最认真的书是他的《通往奴役之路》,读这本书也是给我一个强烈的震撼。因为这本书是写作于1938年前后,成书出版于1940年左右。但是,里面描写与批判的内容显然是我们二十多年以后的“文革”社会。他的每一个描述,几乎都可以和我们的“文革”对应起来。后来再读他的《致命的自负》和《科学的反革命》,就更令人感佩他的思想的远见与独到的魅力。我开始反省“文革”所带来的一切。一直思考到“文革”前。这两个思想家对我的思想改变不是一点点,而是几乎是从根本上连根拔起。我彻底地放弃了“毛体语”及对毛的崇拜。我觉得我们是被一种可怕的愚昧人格所麻醉了。后来我反对魏书生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也是基于对社会与历史的重新认识的结果。如果说鲁迅让我知道中国文化与现实是如何糟糕的话,那么卡尔波普尔及哈耶克让我知道了这样糟糕的深层次原因。因此,我有了一个转折,我应该回到启蒙阶段,去阅读西方启蒙前后的思想家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之前的著作,是马克思的著作不能够代替的。也许我们对人家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东西也还并不是很熟悉,我们可能还需要普及人家的常识。因此我不想先去做一个有创建的思想家,只想做一个常识的普及者。于是,洛克的《教育漫话》、《人类理智论》、《政府论上下册》、笛卡尔的《谈谈方法》、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爱弥尔》、霍布斯的《利维坦》、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斯泰宾的《有效思维》、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我们怎样思维》、法国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法国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等等开始进入我的阅读视野。还有《柏拉图全集》,这是我在2003年广州SARS病毒期间在家里闲得没事,也不准外出,于是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读完的一套最大的书。以前只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我需要常识,而且这些书里的智慧,有许多都是我们中国人所没有的。我定位于自己就是做一个常识的普及者。尽管那时国家领导人迫不及待地宣称创新是中华民族的不绝的源泉,号召大家起来创新。但是我总感觉在没有弄清常识的情况下来创新是要闹出笑话的。我们已经闹过多次笑话,像“大跃进”那样的笑话无论怎样都不能够在我身上再次出现。于是,别人做创新课题,并因此大发文章,大量出书,大办创新培训班,大收课题经费的时候,我却在那里死啃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古书。默默无闻,没有发表过一篇像样的文章。因此,到现在既不是博士,也不是教授,甚至连副教授都被卡了三年,还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会不会像上海交通大学的晏才宏老师那样以讲师的身份病死在临退休前夕也不知道。与我的同龄人比,我实在是太落后了。我的师弟师妹们一大把,但是只有我这个老大哥是老讲师。但是,我肯定不会是这样一直无能下去的。我总有一天会运用我的思想洪流冲跨世俗的偏见。大家都当教授了,可能到时讲师会更为希罕一些。或许吧。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性格的变化,有两本非学术性的书是值得一提的。这就是美国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优点》,这二本书让我学会了与人打交道时要学会倾听,学会微笑、我按他所说的去做果然变得很自信了,也有点幽默感了。在公开场合说话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虽然这二本书是专门用来培训推销术用的,但是在其他场合也一样可以派上用场。

我说过准备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来阅读三本一直想读,但是觉得很难读的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罗尔斯的《正义论》。现在看来我可能不能按时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与世界一流的头脑对话毕竟不是轻松的一件事,我可能能够轻松读完他们的文字,却难以理解他们的思想。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难题。

有几本有份量的一流经典著作在内心里的垫底,当你再面对二三流的学者的发言时,你根本不用考虑他有什么头衔。你一下就可以卡住他的要害。阅读并不是为了炫耀知识,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与学术品味。没有别的,因为我已经以学术为生了。

真正要读懂一本经典著作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每一本优秀的经典著作的诞生都不是孤立地完成的,它总是建立在人类的知识上的。有前因,也有后果。它们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读了一本专著,只会引经据典而达不到用自己的话,写成随笔之类的文字,那么我可以这样说,他其实还没有真正读懂,但是似乎没有读懂的引经据典才是有学术味道的。我们的学术论文似乎一直在追求这样的风格。我佩服肖川先生能够把经典名著的思想内容用自己的那简洁精炼的话,生动活泼、酣畅淋漓、风趣幽默地表达出来。这样的阅读才不会成为一个四脚书橱。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一个人的阅读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还要有阅读质量,要读有所得,心有所悟,这才是最重要的。无论读多少书,一个人的立场应该是稳定的,即使变化也是内在的思想逻辑的变化的结果,也是阅读变化的结果,而不是金钱与权力的变化的结果,这不仅是一个人有没有思想的表现,也是一个学者有没有节操的表现。

2006-9-21

来源:自许锡良凤凰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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