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高考·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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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出路应合理分流

有人说现在高考一考定终身,要多考几次才公平。大学四六级英语可以不断地考下去,但是好不好呢?也不好。有没有好好做过一个调查,比如说每年高考究竟多少人是正常发挥、多少人是失常发挥呢?永远都会有人认为自己没有正常发挥,比如你说考5次,他说为什么不能考6次,我前5次都没有发挥好。任何制度都有弊病,考试总是有局限性的,这个问题不在考试本身。从客观标准来看,我们应该改善考试方法,但是能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自我感觉是正常发挥呢?最关键的问题不在具体方法上,如果这个压力本身能够通过理性的分流来解决,那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如果社会本身是健全的,高考指挥棒你可以不听。你不受高考的影响总可以吧,比尔·盖茨当初辍学自己创业,请问如果你们的孩子放弃上大学要创业,你会支持吗?如果家长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指挥棒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现在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非常大,社会不解决,难道靠高考就可以解决吗?直接解决社会公正不是靠学校、教育,也不是靠观念,而要靠政府。

美国、德国也不是人人都上大学的,它们的毛入学率在50%左右,不会超过60%。就算达到60%,也还有40%的人上不了大学,为什么就没有高考的压力和恶性竞争?因为在义务制教育结束后,学生就开始分流了,一部分人根据个人的特长、兴趣和职业目标选择不上大学。剩下的人也不会都选常青藤大学或顶级的大学,比如家庭经济条件不太理想、估计自己又拿不到奖学金的就选所在地的州立大学,学费便宜或基本可免除;不想进一步深造研究的会找实用型的大学;申请失败的学生也会不得已求其次,或者先工作再找机会。总而言之不太像我们,不管自己本人能力、家庭条件,都一定要上大学、上名校。

这些年大学扩招,毛入学率增加很快,但矛盾却越来越尖锐。因为水涨船高,招聘或录取研究生的条件也高了,就看是否名校,是否985、211大学。同样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还要拼其他条件,成绩积点、竞赛、实习、社团、证照,甚至户籍、相貌、家庭条件、社会关系,多多益善。于是竞争越来越提前,从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提到了幼儿园。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不惜从买学区房开始。如果这样的竞争不终止,下一步必定会出现胎教竞争,再下一步就是基因的竞争。

解决青年的出路问题,不是大学也不是幼儿园的事情,而是政府、社会的事,也需要家长的积极引导以及本人的理性选择。社会解决好这个大的前提,使青年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找到不同的出路,只要肯努力,今后都有体面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才能够保证各级学校是良性竞争,也能保证各种人才得到发挥,也能够使学校、老师尽心尽责使孩子成才。一味将社会的责任推到学校,这对政府来说是不负责任,对舆论来说是误导,对家长来说加重了不必要的负担,对孩子来说扼杀了个性,迫使他们走这样一条独木桥。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教育的实质问题。

“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所谓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不是问大学,而是问社会,我想钱学森本人心里也很明白。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但他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并没有具体地肯定他在交大受的教育与他所取得成就的关系。他很幸运,当初中美关系非常好,所以他可以进入美国最尖端的军用部门。不管他是否加入了,或加入过美国国籍,却享受着美国的国民待遇。如果在上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时代或中美对抗的时代,他能有这样的机会吗?根本不可能。

钱学森回国之后,国家也为他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三年灾害”、“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生活都得到了保证,同时跟他回来的国家功臣,有人就被红卫兵、造反派活活打死,有的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可见教育再好,需要社会提供学生发展的空间。中国的问题,更多是要问社会,而不要仅仅问大学。

社会不能过度干涉教育

教学是一个人对人的艺术,是因人而异、因校而异的。世界的一些名校,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规矩,社会用不着去干涉,学校如果什么都被社会干涉,那这个学校是办不好的。现在我们校长规定学生不许带手机,马上报纸就要讨论,只要家长、学生签字同意,不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学校就可以做,形成自己的传统。

韩国到现在为止,还允许老师体罚学生,一般是打到初中,高中就不打了。日本规定,幼儿园、小学、初中,哪怕是冬天,女孩子一律穿短裙,男孩子穿短裤。到高中,才可以穿长裙、长裤。我看小孩子的小腿都冻得发紫,规规矩矩还在那里,这些都是有规定的。当然,国情不同,我们不应也不必生搬硬套,但至少要尊重教育规律,允许学校、教师在不违背法律和教育方针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片面要求社会公正一定要由学校来体现,根本不尊重教学的规律,让教育承担不应该承担的任务,那么中国的教育是办不好的。

一度很多人批评大学圈地借钱,谁都知道,没有政府批准地是圈不到的;国有银行不主动送上门,大学也是借不到钱的。为什么不先问政府和银行?圈地其实是地方政府利用大学达到它的目的,名义上给大学圈地,旁边留一块用来开发房地产,升值。

义务教育需“在同一条起跑线”

教育部早就宣布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了,我说应该公布国家义务教育最低标准,多少孩子要配一个教师,餐厅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公布之后让我们看有没有做到。像美国、日本,穷乡僻壤的学校和城市的没有多大的差别。

我们说要办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说要办成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绝对可以做到。像上海那样,义务教育的质量已经是世界一流了,只要在硬件设施上都能达到先进,在地区、城乡之间做到均衡,那就是世界一流的义务制教育。即使是现在最贫穷落后的地区,只要中央下决心调动全国的力量,也不难使每一座小学、中学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师资数量或质量不够,既可在本地培训,也可以从外地招聘或从发达地区派教师轮流服务。如果我们的义务制教育是一流的,那么绝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就处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

任何国家的国民素质的提高,任何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基础,前提都是从小的家庭教育。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很多规矩、规范,涉及信仰的某种行为,最关键的是从小灌输,习惯成自然。到了大学甚至是高中就来不及了,或者已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了。
如果做到义务教育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就能纠正家庭教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强调不输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是将责任交给每一个家庭,因为家庭做不到,但是至少进入学校,孩子们要在同一起跑线上。输在起跑线上,往往就在义务制教育阶段,所以大家拼命地往名校挤。国家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不是创造一个一个所谓的教育奇迹,我很奇怪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要跑到人大附中这样的学校去,为什么不能到一般的学校,或者是比较贫困的学校?难道还要花更多的钱制造一个个远远脱离中国实际的超级学校吗?如果一个国家不从基础教育开始,不是通过政府做到教育资源的相对均衡,不是使孩子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今后我们怎么保证这个国家稳定的发展?
这些不是中国的教育问题,而是教育的中国问题,面对这样的情况,教育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但是如果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政府不全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单独要求中国的教育办好是不可能的。

(本文原标题为《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摘自《光明日报》,并收录于《读者参考》1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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