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苏:从百年读书人困窘看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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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1914-1989) 字昭琛,山西平遥人,北京大学教授、文学史家。先是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后来转向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学科的奠基人,著有《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古文学史论》《鲁迅作品论集》等。著名弟子有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等。

1980年代初,导演黄健中带着演员刘晓庆来到北大镜春园76号,拜访自己二哥黄侯兴(中国社科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的导师王瑶。几天后,王瑶自我调侃地对黄侯兴说,“你看,刘晓庆凭一部电影《小花》家喻户晓,可谁又知道我呢?”

今年,“王瑶百年诞辰纪念”在京举行。5月7日下午,北大博雅酒店,主持人颇有深意地说,自己已将当天会议发至微博,不少网民却问,谁是王瑶?

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奠基人”写过一篇《自我介绍》,其性情可见一斑: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黑白颠倒”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他在清华的同学、北大的老同事季镇淮生前更记得,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自昆明回到北平,搬入清华新西院,已写完研究生论文《魏晋文化思想与文人生活》的王瑶意气风发地向他宣称——“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

大半个世纪呼啸而过。“晚年的他知道自己努力的极限与边界,再也没有年轻时那样的狂傲,”王瑶的第一任博士生、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他把王瑶的一生划分成3个阶段:从1943年进入清华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院到1952年,是“清华10年”,对应的是学术史;从调入北大任教到1977年“文革”结束的25年,对应了政治史;从1978年中文系始招研究生,到1989年溘然长逝,对应的则是教育史。纪念会这一天,他提出了一个视角——从百年读书人困窘看王瑶。

脱党

“对于昭琛,我也有我的认识,他有他的优点和长处,但也有缺点和不足的地方。我不能把他看成一个圣人,如果那样看他就不真实。”王瑶的妻子杜琇目前定居英国曼彻斯特,在发给我的资料里,她平静地收尾:对于我们走过的路,经历的时代,现在似乎越来越明白了。

但真正难以说清的,恰是他者对逝者的述评。历史学家赵俪生是王瑶自大学开始的好友。王的弟子告诉我,两位老人在世时心存芥蒂,互不认同彼此的某些观点。赵曾在文中写道:“王瑶兄出生在山西平遥。这个地方,无论在政治上或者在金融事业上,都是不寻常的。在政治上,它一度是‘代’郡的郡城,故城郭保留,宛然至今。在金融业上,它是票号的发祥地,有明代华尔街之称。这种在操业上的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娴于计算的明敏,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沾染到王兄的身上。”

无论如何,这个父亲曾是票号店员的农家子弟天赋过人。自称王瑶“莫逆之交”的古文字学家朱德熙指出,他做学问兼占两种优势:一是记忆力强,过目不忘;二是聪明绝顶,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细密的分析力,知人、论世、治学,多有深刻独创见解。

1934年,王瑶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最终选入清华中国文学系。由于擅长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整日研读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塞尔斯基,他在校内被传为“小周扬”与“小胡风”。“我留意到,当他露出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乘。他后来博得若干学生的崇敬,我想这是原因之一。”赵俪生回忆说。那时他与王瑶、冯契(哲学家)一起进入“左联”。在他眼中,相比温和深沉的冯契,王瑶更像是一个革命者,或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走起路来,得得作响;讲起话来,山西乡音很重,内容像连珠炮般喷出,语音越说越高亢。到老,听说王瑶在教外国留学生,他还不无讥讽:你那留学生的中国话一定也是山西味吧?

1935年3月,王瑶等10名学生在学校宿舍被军警押至公安局拘留所,两次审讯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互动详情。第四天才由梅贻琦校长领回。同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见闻一多劝阻学生不要闹事,他与同学在下面急得直跺脚——他是这场反对“华北自治”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

第二年3月,北平河北高中学生郭清因抗日被捕,受刑死于狱中。王瑶参加抬棺游行示威,第二次入狱,两周后被释放。这年5月,经赵德尊(曾任中共北平市委学委秘书)等人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学韦君宜的先生杨述监誓。11月1日,他受命主编《清华周刊》第45卷。

《周刊》上的时评,彰显了他对政治的热忱与判断力。比如《西安事变》一文,在只能读到中央社片面简讯、“对张学良的动机和主张尚不清楚”的情况下,他“根据过去事实的推测”,“这并不是单纯的争权夺利的叛变与内战”,很可能是“为了要对敌抗战,为了反妥协外交”,“对蒋作最后谏诤”。

1937年1月底,王瑶在第10期与11期合刊附录上,刊发《为〈清华周刊〉的光荣历史敬告师长同学》——“本月12日校长出布告说本卷周刊‘抑且愈多乖谬’,‘着自即日起停止出版’”。

赵俪生透露,勒令停刊使王瑶情绪低落,只占其一。“当时的革命,虽然瓦窑堡精神已经下达,但正如少奇同志文章里讲的,左倾关门主义残余仍很严重,组织对成员的看法有时很片面,有时也引起成员对基层组织有看法,此其二。”大考完后,王瑶请假回到家乡。

不久,芦沟桥事变,抗战爆发。北平与平遥相继沦陷。其间,他接到清华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的通知,终因战局险峻,交通阻隔,被困家中4年。若干年后,揭批他的大字报上写道:“1934年,清华大学被捕后登悔过启事,混入党内,37年脱党。”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任王瑶助手。他感到有意思的是:1936年,王瑶撰写长文《一二·九与中国文化》,高度评价其为第二个“五四”,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然而在80年代,一次纪念该运动的会上,他基本未作发言。“王先生没有细说。事实上,运动内部非常复杂,包括党内斗争。他可能早已觉察革命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与组织失联后,主观上没有很积极寻找。”

1944年,在闻一多的引荐下,王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不过,‘脱党”绝不意味他的信仰有变。他一生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内心以左翼文人自居。”钱理群强调。

“教授就是我这样的人”

1941年秋,王瑶离开家乡,“沿途爬山过岭,困苦不堪言状”,到达西安。相顾两茫茫之际,他来到乾州。赵俪生正在当地中学教英语,维持一家生计。

当天,四壁萧然两床被。妻女睡一床,赵俪生与王瑶合睡另一床。几个昼夜的畅谈,两人一致认定:“进《宰辅传》压根没有门;进《忠烈传》也未必有资格;进《货殖传》根本没有那本领;到头来还是进《儒林传》吧。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1942年5月,王瑶抵达昆明,9月复学西南联大。第二年,完成大学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继而考入清华文学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攻读中古文学。

“朱先生手拿方纸卡片写黑板,一块一块地写;他跟着抄,一块一块地抄。我坐在后面听没动手。”季镇淮忆道,朱自清在暑假开设《文辞研究》,只有他俩听讲。王瑶的踏实认真实出他的想象——“他在历经了一段生活波动后,似已认清了自己的责任和前途。”

1951年,王瑶发表了《中古文学史论》,来自他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讲义,至今公认为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里程碑式著作。在书里他提到,成稿于1942年至1948年,每一篇写成,都先请朱佩弦师(朱自清)过目。“已故的闻一多师,也曾给过作者不少的教正。”朱自清病逝前,对他将史料竭泽而渔、探明史识的能力,倍加赞许——“前天读了你的《小说与方术》,觉得非常精彩。你能见其大,将繁乱的琐碎的材料整理出线索来,这是难得的,有用的;同天读到你的《古文辞的研读》,也觉得有特见。”

钱理群等人以为,魏晋风度的清峻通脱,也与王瑶的气质性格吻合。分析他身处的时代背景,陈平原认为,“对于抗战中撤退到大后方的读书人来说,中古的魅力某种程度在于南渡的心境。”

《中古文学史论》的问世,奠定了王瑶在学界的地位。1949年春,他与韦君宜、杨述夫妇在北京重逢。他的春风得意令韦君宜恍若昨日:“临走时,他一边飞身上车,一边笑着说,你们别以为教授都是老头子。现在,教授就是我这样的人。说着用手一指自己鼻子,如飞而去。”

第三次转折

自昆明北归后,王瑶在西南联大昆中北院研究生宿舍结识的好友范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偶然买下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王瑶借读后,产生兴趣。“于是把清华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新文学作品,借阅不足,还将吴征镒去解放区时所寄存在余冠英先生处的小说诗歌等新文艺作品,悉数阅读,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好友开玩笑问他,你打算改换门庭?他不置可否:做点准备。“从此,他和中国古文学史研究分手,专心致力于《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编撰。”

关于王瑶这次学术上的转型,弟子们说法不一。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学生乐黛云(北大比较文学研究学者)、孙玉石(北大中文系教授)表示,那是受外部牵制。

1949年,全国实行高校教学改革。“新文学”成为中文系一门主课。由于师资不足,王瑶在清华改教这门课程。在一无助手、二缺相关书籍的条件下,他自编课本,这即是《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由来。1952年,中央大规模调整全国高校院系设置,清华将文科各系并入北大,吴组缃、王力、王瑶等也从清华调入北大中文系,他仍讲授“新文学”。

“我觉得,他做现代文学史是很勉强的,”乐黛云回忆。1952年夏,北大党组派她到王瑶身边任助教,以便将来接班。“我也不喜欢这门学科,”她硬着头皮向王瑶求教。他问她“你学它干嘛?现代史是非常困难的,有些事还没有定论,有些事貌似定论,却还未经历史的检验。”接着,他点燃烟斗,冷然一笑,“况且有时还会有人打上门来,说你对他的评价如何如何不公,他是如何如何伟大等等,你必须随时警惕不要迁就强者,不要只顾息事宁人!”“他掷过来锐利考察的一瞥,你何不去学古典文学呢?至少作者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和你论争!”她反问他,“那么,先生何以从驾轻就熟的中古文学研究转而治现代文学史呢?”“我们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钱理群、陈平原则认为,解放后,如果王瑶继续研究中古文学,“也就那样了”。新文学史对他而言,却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结构,开创一个历史。因此,他的转学有外在压力,也有内在兴趣。陈平原认为,这个兴趣基于几点:“第一,他曾经是个左翼文人。第二,他对鲁迅非常崇拜。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尤其是50年代以后,鲁迅文化支撑起整个学科的半边天。第三,他受朱自清先生的影响。在1929年至1933年间,朱自清在清华讲过《中国新文学研究》这门课,留下了系统讲义,王先生手头有这份讲义。1978年钱理群这一届研究生进来,他把讲义交给赵园(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整理,发表在上海《文艺论丛》上,他还专门为之写了一篇文章。”他们还估计,面临社会转型、政权更迭,王瑶定会冷静思考,下一步往何处去?怎样安身立命?假如心怀抵触,不会顺利写出《史稿》。

两代学人达成的共识是,这部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为王瑶屡受政治责难、冲击,埋下了重重一笔。

“苟全性命于治世”

“同志们:我是一个思想上存在着很多毛病的知识分子,我的主导思想一直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1951年11月,结合“三反”、“五反”,全国文联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又称“洗澡”运动。王瑶是重点批判对象。

1952年2月26日,他在中文系教师大会上宣读《我的检讨》,将自己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归结为“自私自利”与“自高自大”。“这就意味着他的检讨,是限制在思想范围,尽量回避立场问题,绝不涉及政治问题。”钱理群读过这份检讨——“我想象的新社会是什么样子呢?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下棋式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打牌式的社会;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机会,如果他被淘汰了,那是应该的,因为他的能力不如别人。我错误地以为新社会就是一个容许自由竞争的社会,一点也不了解集体主义精神,不了解新社会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的精神”,他进一步剖析:王瑶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自由竞争”中个人充分发展的理想与新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与高度组织性、计划性的矛盾;他知道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知道自己无力也不想改变新社会,只能选择逐步适应。一贯清醒,也自以为清醒的王瑶,实际上已经看清了自己以后的命运。

这年年底一次中央政治局会上,中央高层决定成立北京市高校党委会。1953年1月23日,党委会成立。时任党委书记的李乐光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教改以后人心惶惶,“王瑶要求转业,做不了灵魂师。”2002年,《文件中的王瑶》的作者陈徒手看到北京市委大学部档案的北大部分时,他注意到,从那时起,王瑶的动态消息在党内文件中频繁出现。

他誊抄资料时感觉,当年中央党委高层需要掌控学界人士的思想动向。例如针对每一政策或每一措词发布,亟需了解标杆性人物的反应。北大中文系则被视为“重点系”,里面一批学者的言论与王瑶一样一并收集——“在至今留存数百万字的北京高校党内文件中构建了独特的‘北大中文系意见群’”。王瑶自然是“重点系重点人物”,反映者可能是他的同僚或学生,他们的汇报在彼时彼境纯属合理正常行为。

乐黛云证实了陈徒手的说法。作为党员,她多次被叫到领导办公室,询问某些活动中王瑶持何政治观点。“如果他有过重的话,我也不敢说。一般性发言,也是报给党组织。上面让他带人在宾馆里编书,可用他却不信任他。”

1954年10月31日,中国文联与作协共同召开八次扩大会议,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评《文艺报》编辑工作错误。11月3日,王瑶写《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又在对胡适文艺思想及其影响清理过程中,发表批判文章。因行文颇具说理水准,不同于一味空洞谩骂,受到领袖的点名表扬与接见。

“不要以为他批胡适都是形势所迫。鲁迅与胡适之间素有重大原则分歧,对他们的评论涉及每个人的现实选择方面。他历来倾向鲁迅,肯定左翼文化。批判胡适,他是确有想法。”钱理群想起,王瑶曾要他梳理自己的文集,特意嘱咐对自己批判胡适的那篇文章,删掉过分的时代用语,核心要旨要保存。

当然,王瑶未必知道校系党组对他的真实看法——“认为他多从个人名利、兴趣出发,完全不顾教学需要,走粉红色的个人主义道路。”北大党委不知从何处断章取义,向上报告,“王瑶说,上课马克思,下课牛克思,回家法西斯。”尽管他在“文革”时申辩了,这句话“是讲小说《高乾大》中共产党正面形象高乾大迷信巫神时,讲到人的思想表现复杂情况和世界观的决定作用时讲的。例如有这样的人如何云云,并非讲自己”,但在50年代中期,还是被当作曝光他的隐蔽性与两面性,显示高级知识分子对党三心二意的政治态度、思想落后教授的典型名言,被周扬、杨秀峰等文教主管者在报告中不断引用,“1958年中共一次高层会议上,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又把这句话引进《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中,更使这句名言在党内高层干部中广泛知晓。”

1955年,全面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王瑶陷入困境。《新文学史稿》里,他对胡风及胡风派作家鲁藜、绿原、路翎评论正面,多处引用胡风观点。2月,他参与批判。陈徒手通过材料看出,“他常常到会,有时还出主意。”这年10月,王瑶在《文艺报》上发表《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公开检讨《中国新文学史稿》里“客观主义的写作态度和它的危险性”。从此,该书停止出版。

王瑶用他的方式来排遣心中郁懑,无疑加重上层对他的负面印象:1954年左右,中文系教授评薪,季镇淮比他高一级,他不服而嘲谑,人家是有德干部,他是“无德干部”——有才无德;1957年反右,他和其他教授去青岛办公。他张口即来,“躲开火热的太阳,也躲开火热的斗争”;鸣放时,因无确切“反动把柄”,他被划为“中右”,暂渡一劫。他来兰州大学讲学,与赵俪生一家欢聚,又抛出——“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

1958年2月“双反”,党委说,“这是我们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近最后的决定性一战”。接着,文化教育界对这批知识分子大搞“插红旗,拔白旗”。

那会,黄侯兴是中文系56级3班学生。校党组织安排这一班级成立鲁迅文学社,他任社长,旨在批判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天翼来到北大做幕后策划。黄侯兴后来忏悔道,他们还不曾上过这门课,竟“破除迷信”、“敢想敢干”地行动起来——“我们把王瑶先生请到班上,给他一张椅子坐下,让他听我们开批。我们在《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大刊上,大肆刊登批斗他的文章。临了他说道,今天认真听取同学们的批判,我认为革命性还可以,科学性差点。这还得了,我们更反了。”这年9月,王瑶向自己的学生交出《〈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撤掉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与《文艺报》编委资格,《史稿》沦为“剪刀加糨糊”的伪科学代表,在刊物上以专号大加挞伐。

“他仍然老老实实去教书了,但他的言论仍然未尽合拍。”韦君宜写道,杨述率大学工作组去北大,中文系向他反映王瑶在内的教授顽固不化。他单独找过王瑶,“系里叫你检讨,你心里到底服气吗?”王瑶笑了一声,“跟你说实话吧,我的嘴在检讨,我的脚在底下画不字!”

60年代初,王瑶曾与赵俪生交心,“不要热衷于出版书和发表文章,我于此有惨重教训,真是‘一文既出,驷马难追’,今后我将尽量少写文章,教书也要习惯于人云亦云”,老同学听了,感慨而略含讽刺,“自然规律真可怕,想不到王瑶也老成持重,非常有修养了。”他仍郑重劝告:“牵涉到政策方面的话就是非慎重不可的,不只我们的身份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就是党员,甚至有过功劳、地位很高的人物也一样,说错了话就是‘不得了’:彭德怀不就是为了怀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政策而弄得身败名裂吗?要把6亿人民向着一个方向集中领导,就必须排除各种各样的怀疑和干扰。我不只是谨小慎微和暮气塞窍,我承认自己对许多事情是根本无力判断的,因为要下判断就必须掌握全面情况,光靠自己的见闻和一份报纸是无法下结论的。你自以为是坚持真理,在别人看来恰好是歪理;客观影响如果不好,你当然得承担政治责任。我劝你还是吸取57年的教训,有点暮气的好。”赵俪生不再言语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963年给本系研究生做辅导时,王瑶大胆放言。尤指曹禺解放后之所以没写出超过《雷雨》的作品,一是受了题材的限制;二是很受拘束,“写到一定程度就不敢放手写了”;市委相关部门很快掌握信息,定罪“借为曹禺鸣不平来发泄不满情绪”。

陈徒手抄到这里时,不禁为他在那一晦涩时刻敢于发出真知灼见而暗暗吃惊,又为一代有着深厚积淀的学者即将卷入的命运深深惋惜。

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

1966年8月24日。王瑶家被西颐中学红卫兵与北大中文系红卫兵先后抄家。自此,中文系贴出揭露其“罪行”的大字报;同年9月,他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1968年,他将一张反面折叠的宣传预防传染病的连环画垫在痰盂下,因没看到画框上方印有一幅微小的毛主席像而被保姆揭发,受到严厉批判与毒打,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同年8月,被关进牛棚,受到严格审查与监督劳动。

王瑶向乐黛云谈起,在“牛棚”里,严肃的朱光潜先生偷偷写了一首打油诗,念给他们几个听。艰难苦闷中,他们忍不住笑出声来。看守极为恼怒,强令他交待背诵。他矢口否认,招致一顿痛打。黄侯兴也说起,1973年,他结束在“五七”干校的审查批判,回到北京。得知王瑶关心着他,他登门道歉。客厅里,师生相对无言,泪水代替了沉默。“大概是为了改变那沉闷的空气吧,先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天下午,他和几个被管制的教授在校园里拔草。几个红卫兵走过来嫌他拔得不干净,声色俱厉地问,你在干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拔草。‘拔什么草?’‘毒草。’‘怎么拔?’‘连根拔。’一个红卫兵朝他的腰部猛踢一脚,气呼呼地说,牛鬼蛇神还有闲心开玩笑。说完他哈哈大笑。”

“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幽默感非常重要,因为它能产生某种防护作用,使我们在逆境中可能自我解嘲,让感情有一个小小的出口,不至于崩溃。我想昭琛的幽默感一定起过这种作用。”朱德熙说,“不过幽默感在这方面的作用只相当于苦笑,并不能从根本上排除痛苦。”

王瑶的一些弟子现在才从师母杜琇那儿得知,老师在那些年里曾数度企图自杀。为活下去,为应付外调,他也不得已“蒙混过关”、“混淆视听”过。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其时,王瑶正赴厦门大学,参加鲁迅逝世40周年及在厦大任教50周年纪念大会。他开怀地演讲《鲁迅研究的指导性文献——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鲁迅的论述》,迎接新气象的到来。

1980年代,他在不同场合声明——“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1985年,清华重建中文系,徐葆耕来北大听取他的建议。他指出,这次中文系是“复办”,而不是“新建”。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40周年会议上,他说,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应该看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

“每个人都会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他的欣欣向荣、他的两部成名著作都紧系清华,那是他人生的黄金10年。尔后的坎坷似乎都发生在北大。他说过,1957年以前,我每年出一本书。那以后20年,一本书也没出过。”陈平原理解,并提出,老师是否反思过,如果他从未离开清华,就能“人尽其才”?

“我不反省!”

“我不反省!人人反省,错误人人有份?!当人说话都不起作用,都不准说话的时候,他反省什么?我只有挨斗的份,我还要反省?我不反省。”人至暮年,看到有文章高谈对“文革”要“人人反省”,乃至提到民族的忏悔意识云云,王瑶很反感。学生辈痛恨过去大好光阴浪费,他也无限伤感:我也是10年!不光你们年轻人耽误10年,老年人的10年更可怕,他更接近死亡了,更无法补救了。

“那年王先生65岁。这个岁数对一位人文学者不是过不去的坎。以他的身体与精神状态,还能做更多的事情,可他不算尽心尽力。”陈平原说,导师后期出过的10本书,有7本是丛刊。余下3本书里,《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与《鲁迅作品论集》是学术著作,约有1/3是“文革”前写的。用心杰作就是为纪念鲁迅诞生百周年而作的《〈故事新编〉散论》。

“我一直认为昭琛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趣更专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朱德熙点评道。数十年如一日,王瑶每天读报,一字不落,从字里行间猜测言外之意。钱理群、陈平原还常见到他坐在客厅里,扮演“政治分析家”,口若悬河、兴致勃勃地揣度天下大事,关注国家民族命运。

“这类终不免是一种清议、空谈的政治分析,不仅牵扯了先生过多的精力,实质上成为一种才华的浪费;而且时时、处处作为政治分析的习惯,也弄敏了先生的神经……”钱理群写道。但在王瑶,热衷政治绝不纯然是个人癖好。他告诫过钱理群等人:淡化政治,淡到了零的程度是不行的。政治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你不找它,它还要找你。现代文学离不开政治,生活里的人谁也离不开政治。这政治过去看得太狭窄了,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广泛的范畴。但是怎么广也不能广到没有。

“由于才高、兴趣广,除了读书,还关心现实,所以他做学问总有点逢场作戏的味道。” 朱德熙指出过王瑶的弱点。同样,钱理群也记忆深刻,王瑶选择他做助手时说“我写文章,出席各种会议,老在人们面前晃来晃去,不过是表示我还有用。你的任务就是帮我晃来晃去,代表我的存在。”这番话让他在震惊之余,顿感悲凉:“研究现代文学不会再有大的作为了,可王瑶又回不到古典上去。他绝望,又想反抗绝望。”

晚年,王瑶负责参与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担任过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大力扶植青年学术力量;1987年,他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挑选陈平原等一批学者专家,组织课题组。第二年元旦过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开启写作。当天,大家聚在镜春园76号,他笑称,这是他平生最后一项学术事业,“只准成功不能失败。”“先生去世前半年,虽有各种干扰而难得平心静气读书做学问,只要提及此课题,他那明显苍老了许多的脸上马上容光焕发,”陈平原说,告慰王瑶在天之灵的是,这份他尚未来得及展开的学术史研究终有收获。

另一方面,王瑶又对钱理群吐露:我现在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垂死挣扎”,什么事也不做呢,又是“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选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王瑶式”的表达在政协小组会上再度广为流传——“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

王瑶曾与钱理群讨论过“中国需要大学者,竟又没有产生大学者”这一问题。我问,这是不是他的终极遗憾,抑或困窘。钱理群没有直接回答我,反而谈论起作家张曼菱在《北大回忆》中一幕:她曾于未名湖畔捧读朱光潜的一本美学著作。一位老人走到她身边说,这本书没有价值。只是照搬国外,倒不如去读外文原版。这老人就是朱光潜。“他认为自己没有原创性,根本不是第一流的学者。这不只是朱光潜这代人的困窘,也是王瑶在内,乃至以下我们几代人的困窘。它不能全然归咎历史条件、,也包含个人自身的因素。”

1989年4月28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五四”70周年纪念。中午吃饭时,有人发现,王瑶手中的包子半天无法下咽。

11月21日,在肺病未愈的情形下,他强要参加巴金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的开幕式。会上发言未几,便无力支撑,迅即被人扶出,送入医院。5天后,不能再言语,思维意志仍旧清晰。他断断续续写下:“最近10年,巴金学术研究收获颇大,其作者多为我的学生一辈……观点虽深浅有别,但都是学术工作,不是大批判,这是迄今我引以自慰的。”

12月13日上午,他在一个弟子的手心上划起一字——“死”。钱理群闻讯后,告知陈平原:大树倒了。

(参考资料:《王瑶全集》第五、七、八卷;孙玉石、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选编《王瑶和他的世界》;《王瑶先生纪念集》;孙玉石、钱理群编《阅读王瑶》;王瑶著《中古文学史论》;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陈平原著《大学何为》;陈徒手著《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赵俪生《含苞待放、脱颖欲出的王瑶与冯契》;赵纲《王瑶先生与我的父亲赵俪生》;钱理群《读王瑶“检查书”》;王瑶《我的检查》、《关于我的“材料”的说明》,由杜琇提供;吴福辉《怀想王瑶先生》;黄侯兴著《北大九年——1956-1965》。感谢杜琇、乐黛云、谢冕、孙玉石、王得后、赵园、吴福辉、钱理群、陈平原、凌宇、黄侯兴、陈徒手、高远东、陈丹晨等师长给予采访帮助,实习记者罗阳、郑子琳亦有贡献)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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