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人:儒家文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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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缘起

不久前著名学者易中天先生出版了一本新书《我山之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书中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儒家文化不能适应未来的世界。后来易中天先生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再次申明这一点:“儒家文化不能救世。”就是说,如今被某些人大肆鼓吹的儒家文化,不是什么珍奇宝贝,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没有任何用处。因此,易中天先生还反对把儒家文化当作“国学”或“国教”来宣扬普及,教育国民。易中天先生的观点很大胆,很有一点“反潮流”精神,给那些以狂热鼓吹儒家文化为能事的人兜头泼了一瓢冷水。因此也招来一片反对之声。但我觉得易中天先生的观点好得很。当大家都在闭着眼睛叫喊“煤球是白的”时候,终于有人站出来说:“煤球不是白的,是黑的。”这岂不是好得很么?

不过,易中天先生说“儒家文化不能适应未来的世界” ,固然很对,但似乎也包含一层意思:儒家文化对于以往的世界倒是很适应的,还算是一剂灵丹妙药,还是有用处的。那么,儒家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到底是一剂什么“药” ,其“灵妙”之处又在哪里,对于以往中国社会的发展又起了什么作用,好作用,还是坏作用,就值得好好探讨一番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儒家文化不能适应未来世界”的观点,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什么是“文化”

先从一件别的事情说起。2009年3月,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施政建议曰:废除现行的简化字,恢复使用繁体字。此事曾轰动一时,且有许多支持者。这些人支持的理由,十分堂皇而且庄严,据说是繁体字承载着中国的“文化” ,汉字简化以后,“文化”没了,便痛心疾首,呜呼哀哉,非要恢复使用繁体字以振兴中国的“文化”不行。他们以“爱”字为例,说繁体的“爱”字中间本来是有“心”在里边的,简化以后,没有“心”了。“没有心,怎么去爱?”所以现在的中国人不大懂得爱了。

这话粗略一听,似乎很有道理。其实稍加分析,就觉得很可笑,而且荒谬。譬如外国的文字,大多是简单的字母,根本没有象形的“心” ,难道外国人就不会爱,不懂得爱了吗?即便是使用简化字的今天的中国人,也有不少是有爱心的。譬如汶川地震以后,许多中国人踊跃捐款,慷慨救援,奉献爱心,感人至深。当然,这些人之所以奉献爱心,与“爱”字有没有“心”在里边没有任何关系。与“爱”字是否承载着中国的“文化”也没有任何关系的。

今天的中国人忽然越来越重视“传统文化”了。一说到过去的某种“文化” ,就手舞足蹈,沾沾自喜,这“文化”就必然是个宝贝,就要奉若神明,就要回归复古。这是对“文化”认识的一个很大的误区。“文化”是什么?说到底,文化不过是个工具罢了。人类在社会实践和生活中创造了文化,是要其为人服务,为人的生活服务。文化不是主体,人才是主体。换句话说,文化是为人而存在的,不是人为文化而存在。文化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必然会有不同的文化。因为时代是不断发展,进步,变化,更新的,文化也必然要不断地发展,进步,变化,更新。譬如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出来,用石头打磨成工具,开掘土地,种植粮食,叫做“石器文化” 。后来人类学会了冶铁,造出铁犁,驱使牲畜代替人耕作,这叫“牛耕文化” 。相对于“石器文化”来说,“牛耕文化”就是一种进步,而“石器文化”就变成了一种落后的东西,落后的文化。而今天人类的农业生产,已经开始使用拖拉机,机械化,自动化了,“石器文化”和“农耕文化”都成了落后的东西,落后的文化。现在如果有人为了保留或崇尚某种“文化”而要人们放弃拖拉机,重新使用石头和牲畜生产,岂不是很愚蠢可笑的事情吗?

文字的发展也是这样。文字也不过是人类为了记事和交流而创设的一个工具。既是工具,当然是愈简单便利愈好。汉字从甲骨文发展到今天的简化字,就体现了这个趋势,是一种进步。如果简化字还存有缺陷,当然应该去完善它。但若是为了崇尚什么“文化”而放弃简化字,恢复繁体字,那就无异于放弃拖拉机和机械化,重新使用石头和牲畜耕地那样愚蠢可笑了。其愚蠢可笑之处在于,把“文化”这个工具当成了主体,让人们牺牲现实生活的便利,去适应已经落后的“文化” ,变成“文化”的奴隶。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削足适履的行为。

也许有人会说,繁体汉字是中国独有的东西,所以应当保留使用,不能绝种。但我以为,中国独有的东西很多,绝非繁体汉字一种。譬如过去的中国人头上都留有长辫子(在大清皇朝时期),可以算是一种“辫子文化” ;那时侯的中国女人还把双脚裹缠起来,使其变小,美其名曰“三寸金莲” ,这应该叫做“小脚文化” 。这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文化”奇观。这样的“文化”奇观到底是让它绝种好呢,还是重新发扬光大好呢?

所以说,中国的文化,至少应该分成两种:一种是进步的科学的文化,一种是落后的愚昧的文化。对于前者,当然要发扬光大。若是后者,如“辫子文化”和“小脚文化” ,就要坚决地抛弃它。我常常想,中国社会之所以发展缓慢,沦落为“第三世界” ,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就是因为中国人背负的“文化”太多,太沉重,迟滞了我们的脚步。在我们背负的“文化”中,有许多是落后的愚昧的东西,应该抛弃的,我们没有抛弃,却当作宝贝一直背在身上,成了我们前进的负担和羁绊。中国的最后一个女皇慈禧,不喜欢外国人造的汽车,宁愿坐轿子。她对中国的“轿子文化”实在太热爱,太崇拜,太留恋,太不愿意改变现状了。而在今天,居然又有人不喜欢简化字,宁愿倒退五十年,重新使用更复杂烦琐的繁体字!多么荒谬的现象!外国人总是在创造新东西,向前走;中国人却总是回头向后看,总是觉得老祖宗那一套东西真好,永远不要动,不要变,不要改。如此因循守旧,如此故步自封,如此抱残守缺,如此食古不化,中国社会怎么可能进步发展呢?

有一句话叫做“与时俱进” ,非常好。社会要与时俱进,文化也要与时俱进,而且必须与时俱进,必须不断地用进步的科学的新文化,代替落后的愚昧的旧文化,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文化与社会是一体的,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把文化与社会生活割裂开来,孤立地评价文化的意义,甚至把文化当成一种玄虚的神秘的东西去迷信,去崇拜,都是错误的。这是对文化认识的又一个很大的误区。为了更确切地说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可以换一种比喻。文化与社会,就如同人的皮肤与肌体的关系。皮肤不可能脱离肌体而独立存在。脱离了肌体,皮肤就没有了任何意义。同样,脱离了社会现实生活,文化也没有了任何意义。人的肌体和皮肤都是有生命的东西,在不断地生长,变化。新的细胞生成了,旧的细胞就会死亡,脱落,这就是皮屑。社会也是有生命的,不断发展的。社会在发展中不断产生出新的文化,旧的文化就会被淘汰。这是一个自然的也是必然的过程。这些被淘汰的旧文化,就象从人身上掉下的皮屑一样,没有什么意义,也不值得惋惜。譬如过去中国人计数都用算盘,当计算机产生之后,算盘自然就要被淘汰。“算盘文化”就没有了任何价值和意义,只能成为历史的一个遗迹,放进博物馆了。我们也不会对此感到惋惜或遗憾。难道会有人为了崇尚中国独有的“算盘文化”而拒绝使用计算机吗?

说到这里,有人又会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旧文化没有意义,为什么还要考古,还要保护文化遗产呢?我以为,无论考古,或保护文化遗产,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了解历史。而了解历史,也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人类能更好的发展,创造更加美好新鲜的明天。而决不是为了复古,更不是要人类倒退到早已过时的古老的落后的愚昧的历史中去。

经济文化如此,政治文化和思想文化也是如此。不同的时代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文化。儒家文化既是政治文化,也是思想文化。它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只能适应封建社会。譬如“上尊下卑”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与封建专制制度是一致的。到了民主社会,这些文化自然就要被淘汰。民主社会的文化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民是社会的主人” 、“以人为本” 、“人权至上”等等。如果在民主社会里仍然流行着封建社会的文化,如儒家文化,这该怎么解释呢?只能有一种解释:这个社会其实不是民主社会,或者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民主社会,其许多方面还停留在封建专制社会的状态,没有改变。就象人们在冬天穿棉衣,春天穿单衣,夏天穿裤衩一样。时令若果真到了夏天,棉衣是决然穿不上的。倘若大家仍然裹着棉衣,瑟瑟发抖,只能说明气候寒冷,仍然是冬天。即便不是冬天,也是气候反常,如“倒春寒”之类罢了。

譬如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期间,其国名是“中华民国” 。这个名称原是孙中山起的。孙中山是个民主主义者。所谓“民国” ,就是“人民的国家” ,“民主的国家” ,当然很好啦。但是孙中山死后,到了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法西斯专制独裁政权,“中华民国”就只剩下一个空的名号了。不过蒋介石并不承认自己是专制者,他也没有放弃“民主”的口号,还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制订宪法,宪法上端端正正写上“言论自由”字样,似乎真的“民主”了。但这一切不过是个形式,是个幌子。其实质还是专制。就拿“言论自由”来说,蒋介石的“言论自由”是有界限的,超过界限,是不允许的,要受制裁的。当时鲁迅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杂文,抨击蒋介石的言论专制政策,文章的题目就是:《言论自由的界限》 。鲁迅说:“现在的言论自由,是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有些脏,应该洗它一洗……’至于想说开去,那就足以破坏言论自由的保障。要知道现在虽比以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厉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这是我亲眼见过好几回的,非‘卖老’也……”(《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这个事实已经被历史所证实。既专制,就要尊孔,就要宣扬儒家文化。1934年,蒋介石下令在曲阜修复孔庙,又在吴兴新修一座孔庙,以示对孔圣人的尊崇。那么,专制者为何一定要尊孔,鼓吹儒家文化呢?这个问题留待后面再谈。

“中庸之道”与儒家文化

2009年的元月10日,余秋雨先生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咏乐汇》栏目里,谈论文化与人生。余秋雨先生是当今鼓吹儒家文化最起劲的人物之一,而且是名人。《咏乐汇》就是专为名人展示自己开辟的一个栏目。其间余秋雨先生谈到了“文明” ,说世界上有“四大文明” ,中国文明是其中之一。而属于外国的三大文明都消亡了,唯有中国文明源远流长,留存至今。为什么呢?余秋雨先生说,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庸之道”这个法宝,只呆在国门以内,不远征,所以把“文明”保守住了。这理论颇有点奇怪:远征与文明的消亡有什么关系呢?余秋雨先生对此没有细说,这里只好存疑了。

再则,余秋雨先生说中国人“不远征” ,并非事实。仅从历史地图上看,秦朝的疆界比周朝大许多,汉朝的疆界又比秦朝大许多,元朝的疆界又比汉朝大许多,而清朝的疆界又比元朝大许多。之所以越来越“大” ,只能是“远征”的结果,还能有别的原因吗?至于到了近代,从晚清时起,中国人的确不远征了,疆界也开始缩小,外国人开始“远征”到中国来,欺负掠夺中国人。这也只是因为近代封建统治者的保守、专制和无能,导致国力衰弱,一代不如一代,自己的国门都守不住,签订赔款割地的协议都来不及,谈何“远征”呢?

这就又来了一个问题:照余秋雨先生的说法,外国的文明都消亡了,没有了,只有中国还保有“文明” 。那么,为什么保有“文明”的中国愈来愈贫弱,守不住国门,天天挨打,成了“受气包” ,而没有文明的外国却愈来愈强盛,竟然能“远征”到中国来呢?我们所保有的这种所谓的“文明”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中庸之道”在这中间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对此余秋雨先生也没有细说,这里也只好存疑了。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2008年8月13日,余秋雨先生在贵州电视台的《论道》栏目里,就热烈地吹捧过“中庸之道”。他说,在中国的文化里边,“数中庸之道最好。”余秋雨先生如此崇尚“中庸之道”,颇使我吃惊。因为我从小接受的共产党的宣传和思想教育,都是反对中庸之道,反对儒家文化的。在我的感觉中,“中庸之道”是一种臭哄哄的东西,很不好。莫非以前的宣传和教育都错了吗?

“中庸之道”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我翻了翻辞典,最权威、最简明扼要的解释是:“儒家的一种学说,处事折中调和,无过无不及。”这样的处事方式,听起来似乎很儒雅,谦恭,高妙,但只是一种空谈,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没有被社会所接受。就是说,没有人用这种方式处事。儒家学说诞生于先秦战国时期。“中庸之道”的发明者,据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提出“中庸之道”之后,也觉得此道不容易施行,说:“中庸不可能也!”历史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譬如,当时的秦国与其它六国相处,就不是“中庸” ,不是“折中调和” ,而是恃强凌弱,野蛮吞并。秦始皇就是一个喜欢“远征”的人。“中庸之道”刚一出世,就被秦始皇血腥征伐的铁蹄踩得粉碎。六国先后沦陷,身在山东鲁国的儒家学者连同他们的后代子孙也都做了亡国奴。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庸之道”最好的否定和讽刺。

当然,秦始皇的吞并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福祉。他的残暴统治很快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爆发了。这种起义行为显然也违背了“中庸之道” ,而且更违背了儒家学说中最主要最根本的“忠君”思想。现在我很想知道,依儒家学者如余秋雨先生的主张,当陈胜吴广等一伙贱民被困于大泽乡,进退两难,走投无路之时,他们该怎样去“中庸” ,是遵命前去赴死,还是揭竿起义,另寻生路?他们该如何“折中调和” ,如何才能做到“无过无不及”呢?

仔细检阅一下历史,我们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是在“非中庸”的轨道上运行。革命、激进与剧变,始终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到了近代,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 ,推翻大清皇朝,也是“非中庸”的行为。再后来,为了推翻国民党的法西斯专制统治,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最后经过三大战役,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这时候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希望就此停战,划江而治,互不侵犯,和平共处。这倒有点象是“中庸之道”了。但共产党拒绝了。毛泽东发布命令:不要怜悯蛇一样的恶人。除恶务尽。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340页)他还欣然做诗道:“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结果,国民党被赶出了中国大陆,新中国就此诞生。

不错,人间正道是“沧桑” ,而不是“中庸”。到革命的时候就要革命,到改朝换代的时候就要改朝换代,社会才能进步。倘若遵循“中庸之道”,事事折中调和,无过无不及,社会将变成一潭死水,停滞不前。人类社会如此,就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产生和变化,也是地球剧变的产物,而非“中庸”的结果。这是地球的革命。甚至连地球和太阳系的存在,也是由宇宙剧变生成的。这是宇宙的革命。若干年前,宇宙的大爆炸产生了地球。再过若干年,大爆炸还要发生,地球将归于毁灭。这不是很可怕么?其实没有什么可怕。就象人总有生死一样,地球也有它的生存年限。不过,当地球毁灭之后,宇宙的剧变必然会产生新的“地球” 。新的“地球”上必然会产生新的“自然界”和新的“人类” 。生死轮回,新旧交替,生生不息,宇宙也是如此。那时侯的“人类”或许比现在的人类更高级、更智慧、更理性,生活也更美好、更自由、更民主、更平等呢!

所以说,“中庸之道”完全违背了人世和宇宙万物的发展规律,是一种荒诞无稽的空谈,于社会没有任何用处,而且有害。“中庸之道”的本质,是取消革命,取消创新,维持事物原有的状态,永远不要改变现状,至少不要改变它的本质,永远不要用新东西代替旧东西。这是一种极其保守而反动的思想。为什么说反动呢?试想一下,如果当初陈胜吴广和项羽刘邦等人信奉“中庸之道”,永远不起义,不造反,不推翻秦王朝,结果会如何呢?很简单:秦王朝的统治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不管这个统治多么腐朽,多么糟糕,多么残暴,都会延续下去。因为没有人反对,没有人造反,没有人改朝换代。一反对,一造反,一改朝换代,就不“中庸”了。秦王朝可能会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的中国人仍然象在西安出土的兵马俑一样,处在秦始皇徒子徒孙的暴政的统治下,当牛做马,做奴隶。这难道不是很反动而可怕的事情吗?

余秋雨先生为了吹捧儒家文化,却把这个既保守又反动的“中庸之道”说成是中国文化中“最好”的东西,好象是中国人的命根子。中国人凭着它,才活到了今天,没有它,中国人就活不下去了。真是荒谬之极!

其实即便是从儒家文化的角度讲,“中庸之道”也不能算是“最好”的东西。儒家文化包含许多理念,“中庸”只是其中之一,而且远不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如果把儒家文化比作一棵大树,这棵大树既有主干,也有枝杈。“中庸之道”只是一根小的“枝杈”而已。儒家文化的“主干” ,也就是它最重要、最核心的东西,是“礼制”和“忠君” 。

《资治通鉴》与儒家文化

把《资治通鉴》与儒家文化放到一起来议论,就是因为“礼”的缘故。“礼”是孔子提出的概念。这不是礼貌、礼仪的意思,它的含义很特殊,指的是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究竟何为“礼”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有过最详细最精确的说明。司马光也是儒家文化最忠实的崇拜者和实践者之一。他编撰的《资治通鉴》,通篇贯穿着儒家文化的思想。在开篇第一卷第一页,他就开宗明义地写道: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制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根本。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很明显,儒家文化中的“礼” ,就是“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 ,就是专制。古代的“兆”字,表示数目,有一万亿之多。儒家文化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三六九等,每一个人必须呆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能胡乱动弹。而所有这些人,必须服从天子皇帝一人的统制,“贵以临贱,贱以承贵” ,“上之使下,下之事上” ,如此,国家就长治久安了。

但是光有“礼制”还不行。如果“兆民”不守规矩,胡思乱想,胡作非为,不肯“受制于一人” ,这条制度等于虚设。所以儒家文化又设立了一个“忠君”的理念,从思想上钳制“兆民” ,让他们乖乖地自愿地接受君王的统制。儒家文化的“忠” ,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就是所谓“愚忠” 。君王无论说什么,不管对不对,臣民都要服从,不得逆反。君王让你死,不管你有没有罪,该不该死,都得乖乖地顺从地去死。如此,才算是“忠” 。君王让一个人死,是对他的恩赐,也是他的幸福,所以叫“赐死” 。这是很荒唐残忍的理念。儒家文化就是用这种荒唐而残忍的理念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维护专制者的统治。司马光对儒家文化的这些理念完全认同而且赞赏。举一个例子说,秦国有一个大将蒙恬,在秦始皇吞并六国时,立下了汗马功劳。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登基。二世怕蒙恬反叛,下令处死他。当时蒙恬驻守边疆,拥兵三十万,完全可以反叛朝廷,杀死昏君,自立为王。但蒙恬没有这样做。他说:“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而后吞药自杀。司马光在评述这一事实时说:“恬明于为人臣之义,虽无罪见诛,能守死不贰,亦足称也。”这就是说,蒙恬做的对,做的好。后来宋朝的岳飞遭到与蒙恬一样的下场。而历代的统治者和儒家学者都把这种愚忠行为视为一种美德,大力宣扬,其目的就是要人们以他们为榜样,把愚忠当作最高道德准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反对君王,使统治者能够稳固地统治下去。

因此可以这样说:儒家文化就是特为专制者谋划设计,量身定做的。文化是一种工具,是为人服务的。儒家文化也是一种工具,为人服务的。不过它只是为极少数专制者服务,不是为所有人服务。可能有人不赞同把儒家文化与专制划等号。儒家文化里面还有“仁”呀、“义”呀、“孝”呀等等之类东西。这些东西与“专制”似乎并不相干。其实不然。儒家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在中国流行了数千年。这期间历代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不断地对它的内容进行修改、添加、补缀,使它的专制理念和专制效能日益强化,最终成为封建专制制度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而被汉武帝采纳之后,儒家文化就已经变成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实行专制统治的重要的思想理论工具。董仲舒提出这个建议,也是看中了儒家文化本来就具有的专制思想和专制立场,可以为统治者所用,所以才要“独尊” 。董仲舒在建议中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孔子在《春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大一统”的思想。所谓“大一统” ,就是将天下所有的人众万物交由一人来统制,别人一律不能染指,不能分享他的权力。就是所谓“礼” 。用司马光的话说就是“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 。这就是中国封建专制思想的起源。源头就是孔子。在这之前,中国还不曾有过一个明确的专制理念。董仲舒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应当成为万古不变的法则,让民众信守。后世的专制统治者无一例外地尊孔,对其顶礼膜拜,敬为“圣人” ,原因就在于此。是孔子发明了“专制”这个东西,是他们的祖师爷。就象鲁班发明了锯,是木匠的祖师爷一样。儒家文化的所有理念,都是围绕“专制”这个核心设立,包含在专制理念的范畴之内的。

就说“仁”吧。儒家文化关于“仁”的说教很多。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主张对人民施“仁政” 。孟子甚至还提出“民贵君轻”的说法。乍听起来,似乎很有一点“民主”的意思了。其实不然。这些看起来对人民有利的主张,都有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肯定君主专制制度,必须要有“君” 。而只要有“君”在,这些主张就不可能实现,既不会有“仁政” ,“民”也是贵不起来的。我小时候读过一篇课文:“苛政猛于虎也” ,这也是孟子说的话。统治者对于人民,只会用苛政,不会施仁政。这是由统治者的本性决定的。向统治者要求仁政,就如同要求今天的房地产商降低房价一样,是与虎谋皮,不可能的事。要求“民贵君轻” ,更是异想天开。儒家文化中的“民” ,其实根本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 ,也不具有“人”所应当具有的权利、人格和尊严。事实上在儒家文化中只有皇权,没有人权。正象鲁迅先生所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 (《坟·灯下漫笔》)从司马光论述礼制的言词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 等等。民众是“贱人” ,“下人” 。贵人与贱人接触,叫“临” ,即“光临” ,“驾临” ;贱人与贵人接触,叫“承” ,即“承受” ,“接受” ,还要有一点感恩的表示。上者对于下人,可以随便使唤;下人对于上者,则要好好服侍。下人除了服侍上者,供上者使唤,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也不允许做别的事情。这岂不就是奴隶么?这些人不可能“贵”起来,也不允许他们“贵”起来。孔子说过:“礼不下庶人。”庶人就是一般的民众,奴隶们。奴隶一旦“贵”起来,“礼”不就乱套了吗?

儒家文化的根本,就是要保持“礼制”的严整有序,上下有别,贵贱分明,等级森严,让皇帝更象皇帝,奴隶更象奴隶。而且要让皇帝永远做皇帝,奴隶永远做奴隶,并保持这个格局永远不变,不乱,不毁,不灭。儒家文化还把这看成是皇帝每天要做的头等重要的事,丝毫放松不得,即“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退一步讲,即便皇帝发了善心,愿意在奴隶身上施“仁政” ,又有多大意义呢?至多让他们有口饭吃,能活下去,继续做奴隶,为皇帝效力,供上者和贵人们差遣役使,如此而已。若想“贵”起来,只是梦想!

由此可见,儒家文化里的“仁” 、“仁政” 、“民贵君轻”等理念,只是一些空洞的抽象的虚伪的说辞,没有实际意义。要让“民”真正“贵”起来,幸福起来,只有取消君主专制,实现民主政治,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这时候用不着再谈什么“仁政” 、“民贵君轻”云云,人民自然就“贵”起来,幸福起来了。
再说“孝” 。儒家文化中的“孝” ,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理念,它总是与“忠”连在一起的。譬如“忠孝节义” ,“忠”是排在第一位的。若忠孝不能两全,儒家文化就要求人们放弃孝,而去尽忠。这就是说,忠君比孝敬父母更重要。亲生父母可以弃之不顾,却必须去服侍与自己毫无关系且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皇帝。而且就“孝”本身来讲,就具有很强的专制色彩。有一句话叫:“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这就是儒家文化中的“三纲五常” 。儿子对父亲,就象臣民对君王,必须绝对服从。这两种理念和行为模式完全相同,是可以互换的。《孝经》中说:“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又说,孝可移于“忠君” 。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把对父母的孝心用来效忠君王,忠君也就等于尽孝了。说到这里,我们发现,儒家文化设立孝道,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并不是要人们孝敬父母,还是为了忠君。“孝”只是一种手段,一个诱饵,为达到“忠”而设置的一个台阶,一种演习。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儒家学者为专制者谋划设计,真是挖空心思,绞尽了脑汁。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也是为专制者设想的。书编成后,司马光敬献给宋神宗皇帝。皇帝看后,认为书编的很好,“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亲自作序。书名《资治通鉴》四个字也是皇帝亲赐的。“资治” ,就是“资”专制统治者之“治” ,希望专制者从这本书中吸取经验教训,长久地统治下去。然而我在书的前言中,却读到了出版社写的这样一段话: “如何提高全体国民和领导干部的素质,尤其是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素质,提高他们在治国、治军、治人、治学、修身等方面的能力和参政议政的本领,方法固然很多,而其中重要且便捷的途径,就是认真学习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我们编辑出版《资治通鉴》这部宏篇巨著,就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当代领导干部,特别是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提供一部从政、修养的案头书,使之能够从中获得可以借鉴的治国本领……促进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手头这部《资治通鉴》 ,是1999年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出版宗旨显然不对。《资治通鉴》固然能够提供治国的经验教训,但这里所“治”的“国” ,是专制之国,是以封建专制制度为前提的,于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何用呢?

今天的中国社会与古代的专制君主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是“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 ,而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最高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就是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统治者,也没有被统治者,更没有专制者。人民不受制于任何人,是人民自己在管理这个社会。古代封建统治者的一切经验教训,于今天的领导干部都没有用,也用不上。因为他们不是统治者,人民也不是被统治者。这些领导干部都是人民选举出来,代表人民管理社会的,只是一个“公务员”而已。

说到“公务员” ,这是一个新的称呼。过去我们常常把政府的领导称作“官员” 。由“官员”改为“公务员” ,是完全正确的。“官员”与“公务员”的不同,不仅仅在字面,更是本质上的。“官”的概念,来自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官与民,是不平等的。官在上,民在下。官是统治者,民是被统治者。而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务员与非公务员的民众,则是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就根本不存在“统治”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司马光于一千年前为专制者统治民众而编撰的《资治通鉴》,在今天是没有用的。也不应该有用。倘若有用,那就坏了。

当然,从学术角度讲,《资治通鉴》在叙史方面还是比较严谨求实的。把它当作一部史书来读,借以了解历史,还是可以的。若是供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资治” 、“从政”之用,那就大错特错了。
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与儒家文化

学术界有一个共识:中国社会在古代并不落后于西方,甚至还位居前列。只是到了十五世纪或十六世纪,才开始落后。这是事实。那么,这时候中国社会为何会落后呢?对此学术界并没有一个共识。然而这其中必有原因。我们来看看这期间在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什么。

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是大明王朝统治时期。明朝的统治与前代各个王朝的统治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儒家文化在中国依然盛行而“独尊” ,依然是“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 。到了十七世纪,明朝衰败,爆发了李自成起义。然后是清兵入关,李自成和大明王朝俱亡,大清王朝建立。清朝的统治与明朝的统治也没有什么不同,儒家文化照常流行而“独尊” ,依然是“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 。只是文字狱更多了起来。史书记载:康熙皇帝兴文字狱十二次,雍正皇帝兴文字狱十七次,乾隆皇帝兴文字狱一百三十次。这就是说,大清统治者对人民的专制压迫比前代更严厉,更残酷。除此以外,一切照旧。

这时候在外国却发生了许多新鲜事,很热闹。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催生了民主思想的萌发。于是在十七世纪欧洲就爆发了一场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史称“启蒙运动” 。先是英国人洛克提出了著名的“分权”思想。他认为,国王的权力不是神授,是人民授予的。因此国家的权力不能属国王一人专有,应分别由不同的人或机构来掌管。 “分权”思想的提出,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重大突破,也是人类从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社会的第一步。后来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对洛克的“分权”思想加以完善,明确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概念,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部分,三权分别独立行使,互相制约监督,以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接着著名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卢梭又提出了“人民主权”说,认为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统治者如果违背了民意,侵犯了人民的权利,人民就有权推翻他。这些民主理念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人民的响应和拥护,随即引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巨大的社会变革。

首先,在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即保留国王的名分,但没有任何权力,权力归议会。这种民主制度为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英国迅速成为近代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接着法国在十八世纪后期也爆发大革命,废除封建等级制度,成立了制宪会议,发表《人权宣言》 ,第一次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几乎在这同时,远在美洲大陆的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按照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建立了共和政体,并制订了世界上第一部宪法,宪法上第一次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 。这些做法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成为当时在民主政治方面做得最好最彻底的国家,为以后许多国家所效仿。而美国藉此也迅速成为现代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综观欧美国家的历史,这些国家的发展之所以迅速加快,源自两个因素:一是资本主义,一是民主政治。这两个因素互相促进,使这些国家很快发达起来,成为我们今天所谓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 。

当世界上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巨变时,中国大地上却是一片静悄悄,一切如故。直到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一直处于大清皇朝的严密统治之下,“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 ,没有任何变化。

在这期间,中国也曾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但是很可惜,始终是萌芽,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呢?为什么外国的资本主义能发展起来,中国就不行呢?关于这个问题,倒是有现成的答案。在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第132页上写着这样一段话:“究其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这主要表现在: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大量买房置地,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封建国家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那时侯,中国的出口商品,仅占市场商品总量的百分之三左右。对外贸易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额很小,难以促进工商业发展。由于长期与世隔绝,中国逐渐落在世界潮流后面。”
这个答案基本上是对的,但并不完全。

另外,在这期间中国也曾产生了民主思想。明朝晚期,一位叫李贽的进步思想家出现了。他以“异端”自居,猛烈攻击儒家文化。李贽是福建晋江人,公元1527年生,25岁中举。在做了二十多年官之后,55岁辞官讲学。他指责儒家的四书五经并非“万世之至论” ,孔子也不是什么“天生圣人” ,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反对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他认为人都是平等的。即便是尧舜,也和普通人一样。要说圣人,大家都是圣人。李贽还抨击儒家的“忠孝节义”之类道德是虚伪的,假装出来的,“只有饥来吃饭困闭眼”才是最自然,才是真正的“道” 。李贽主张自由,自治,反对封建礼教和专制政治的束缚。

这是道貌岸然的孔子和儒家文化第一次受到挑战。李贽是中国第一个批判儒家文化的人。他撕破了素来一直裹在儒家文化上面的神圣的外衣,让人们看到了它的虚伪、无理和荒谬。也打破了统治者刻意制造的对它的迷信。李贽的声音令人振奋,犹如夜空中的闪电,照亮了黑暗沉闷的中国大地。这是一个伟大的人,反封建的先驱。我们应该记住他的名字,向他致敬。那些至今仍在鼓吹儒家文化的人们,面对数百年前的李贽,应该感到羞愧。

稍晚于李贽的另一位进步思想家黄宗羲,也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激烈攻击。黄宗羲揭露皇帝“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 。他主张“法治” ,反对“人治” ,等等。
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很久以来,社会上一直流传这样一种论调:认为“民主”的概念完全是属于西方的,是外国人想出来的东西,与东方文化、东方文明没有关系。好象东方文化、东方文明根本就不包括民主思想,也不需要这种思想。这是胡说!也是谬论,欺人之谈。李贽和黄宗羲的主张就戳穿了这个谬论。而且李贽和黄宗羲提出这些民主思想的时间,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提出民主政治的主张几乎是同时的,都是在十六世纪或十七世纪。提出的观点也大致相同,都包括了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以及反对迷信和个人崇拜等理念。这不是偶然。这说明人类追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压迫的要求和愿望是相同的,没有“东方” 、“西方”之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儒家的专制文化并不能代表东方文化,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只是满足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它只是代表了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中落后的腐朽的部分。李贽和黄宗羲的民主思想才是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精华,才是值得我们骄傲和发扬光大的。

但是很遗憾,李贽和黄宗羲没有欧洲的启蒙思想家那样幸运。他们的民主思想并没有引起一场社会变革,也没有打垮儒家文化,更没能撼动专制制度。这是由于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与欧洲不同,实在太强固,不是一两个人发表几篇文章就可以摧毁的。而且,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远比欧洲的更野蛮,更残酷,对异于儒家文化的一切言论主张,都要无情镇压,决不容许流传蔓延,危及专制者的统治。李贽生前写了两本书,书名分别为《藏书》和《焚书》。李贽知道,他写的这些文字,必然为统治者所不容,要被禁毁的。但他还是要写,就自取书名为“焚书” 。果然,1602年,明神宗皇帝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李贽抓捕入狱。李贽不屈,在狱中自杀身亡。

现在看来,引起欧美国家快速发展的两个要素,民主思想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都出现了,但都没有发挥作用,都被封建专制制度压制住了。中国的专制制度之所以强固而牢不可破,一直延续两千之久,就是因为有儒家文化的支撑和维护。如果把封建专制社会比作一座监狱(其实就是一座监狱,人间地狱),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 以及“礼制” 、“忠君” 、“中庸”等等理念就是为这座监狱制订的种种严密苛刻的法规,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它的限制和禁锢。中国人在这座监狱里一呆就是两千年。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润、愚弄和奴化,使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异,变得麻木、愚钝、呆痴,与正常人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前面说过,儒家文化的全部意义,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让皇帝更象皇帝,而且永远做皇帝;让奴隶更象奴隶,而且永远做奴隶,并保持这种格局永远不变。看看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祥林嫂、闰土、华老栓、阿Q等人物,就可以知道儒家文化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和毒害有多大。这些人其实已经没有思想了。儒家文化和专制者也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他们只须按照专制者的号令去行事就可以了。这些人其实连奴隶都不如,更象是一群木偶。对于专制者来说,统治这样的人就很容易,也很简单了。

那么,封建专制制度延续两千年之久,究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结果呢?我们不妨以1900年为例,看看这时候的中国社会是一种什么情状。

1900年,仍在大清皇朝统治下。与公元前的秦汉时期相比,没有什么不同。皇帝还是原来的皇帝,奴隶还是原来的奴隶,文化还是原来的文化:“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 ,“贵以临贱,贱以承贵” ,“上之使下,下之事上”等等,一如既往。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国家更贫弱,社会更混乱,人民更苦难。这一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引来了八国联军的入侵。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携一班皇室成员仓皇出逃。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将皇朝的都城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国不象国,民不象民,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中国社会到了崩溃和灭亡的边缘。

这个事实很令人吃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两千年的漫长时期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居然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进步,没有任何发展,好象凝固住了,一直停留在两千年前的状态,只是变得更坏,更糟了。这在世界上和人类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两千年一贯制的封建专制制度给中国人造成的恶果!
而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能延续两千年,则完全是儒家文化在起作用。所以更直接地说,是儒家文化造成了这个恶果。儒家文化就是使中国社会“凝固”住的凝固剂!
余秋雨先生曾盛赞中国的文明,中国的文化。认为这些文明、文化是中国独有,外国没有,外国的文明文化都消亡了,唯中国硕果仅存,所以颇沾沾自喜,觉得中国人真是比外国人优越,幸福。真是如此吗?前面我们曾谈到这一问题,没有答案。现在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所谓“中国文明” 、“中国文化” ,说到底,都是一回事,就是儒家文化。因为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就只有也只允许有儒家文化,没有也不允许有别的文化。譬如李贽和黄宗羲倡导的民主文化,就被当权者视为“乱道”而残酷地扼杀了。这确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外国的确没有孔子,没有儒家文化,也没有“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以及“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等等清规戒律。而历史证明,恰恰是因为外国人没有这些东西,没有儒家文化的禁锢,思想比较自由,民主政治才容易推行,封建专制制度很快崩溃,进入了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迅速发达起来。这是他们的福,不是祸。而中国有儒家文化,束缚了人们思想,强固了专制制度,使其绵延不绝,让中国人做了两千年的专制者的奴隶。社会停滞不前,国势日渐衰微,连国门都守不住,外寇入侵,洋人横行,割地赔款,备受欺凌,最终沦为人家的“半殖民地” 。这是中国人的祸,而不是福。

这就是说,我们独有的儒家文化,并不象余秋雨先生啧啧称道的那样好。它其实不是好东西,而是坏东西。它不是一个宝贝,而是一个祸害,是长在中国人头上的一个痈疽,身体里的一个病灶。这个事实让我们很痛苦,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我们不能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自欺欺人。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不得不再重复一遍这个事实: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官方文化,用今天的话说叫做“主流文化” ,历经两千年社会实践的检验,结果没有使国家富强,反而更贫弱了;没有使人民幸福,反而更凄苦了;没有使社会进步,反而更倒退了——由“封建社会”降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试问:有谁能否认这个事实,这个结果呢?有谁敢说1900年中国社会破败不堪、濒临崩溃和灭亡的惨状与儒家文化没有关系,不是儒家文化造成的呢?

新文化运动与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与专制制度是互相依存的。儒家文化强化了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反过来也在庇护儒家文化。李贽和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不能打垮儒家文化,就是因为专制者在庇护它。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皇朝,儒家文化也就无所依存,失去了庇护。这时候中国人对它的讨伐也就成为必然了。

事实上在清朝晚期,人们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已经开始了。一个叫魏源的学者斥责儒家文化:“上不足治国难,外不足靖疆界,下不足苏民困。锢天下人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魏源集》)

新文化运动是由袁世凯因复辟帝制而大肆尊孔复古引起的。1914年,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立即发出《大总统祭圣告令》,恢复过去封建帝制时代的祀孔祭天仪式。《告令》中说:“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彝,赖以不坠……”袁世凯还亲率百官去孔庙祭孔,到天坛祭天。袁世凯先尊孔后称帝的做法再一次证明了专制者与儒家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证明了儒家文化就是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中国的一切专制者或企图做专制者的人都必然要利用这个武器,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自己的专制王朝。这时候保皇复古派的死硬分子康有为还提出,把孔子的学说定为一种教义,称为“国教” ,写入宪法,让全体国民来信奉它。此举立即遭到文化界民主人士的激烈反对和声讨。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共存,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度是直接对立的。他认为,尊孔必将导致复辟,而定“孔教”为“国教” ,既违反思想自由原则,也违反宪法中宗教信仰自由原则。陈独秀还说,我们既然要树立“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旧礼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而决然抛弃之。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新青年》第2卷第3、4号)李大钊也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说,孔子被历代“专制君主们所利用,资之以护符,成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所以李大钊认为,抨击孔子并不是单纯针对孔子,而是反对历代帝王所塑造的神化了的偶像权威,是攻击“专制政治之灵魂” 。(《李大钊选集》第77页)

当时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在第2卷第6号上又刊登了吴虞的文章《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揭露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的本质。文章说:“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络之根基” ,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而儒家的伦理道德,由巩固家族制度而巩固了专制主义。吴虞痛斥儒家学说是“麻木不仁的礼教” ,将之比为“洪水猛兽” 。他把孔子称为“盗丘” ,认为“盗丘之遗祸累及万世。”

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是猛烈的,如暴风骤雨一般。这说明中国人对儒家文化的反感和不满久已有之。从三百年前李贽发出反孔批儒的声音而遭到镇压之后,中国人反对专制、反对儒家文化的情绪一直被压抑着。压迫愈久,反抗愈甚。新文化运动就是一次大爆发。事实上,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专制制度的政体,并没有触动它的思想理论基础儒家文化。新文化运动补上了这一课。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继续和延伸。还有一点,新文化运动完全是民间自发的行为,不是政府发动的,没有任何官方背景。这就是说,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和否定,完全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是人心所向。其实,单就批判儒家文化本身来说,并不是很难的事。前面说过,儒家文化的许多理念是荒谬的,非理性的,根本不值一驳。这些理念之所以能流行于社会几千年,只是由于专制者的庇护和强制推行。专制者一倒台,没有了庇护,在言论自由的氛围下,千夫所指,万人斥骂,儒家文化根本就立不住,立刻变成了一堆臭狗屎,无人问津了。
目前的现实与儒家文化

数年前,在海南省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乡村里的乡长在召集会议时与一位农民发生了争执,乡长勃然大怒,命令警察把农民抓起来。农民看到警察,慌忙逃跑,乡长就命令警察开枪,把农民打死了。此事一出,举国震惊。不过这件事的结局倒是很正常:乡长受到了制裁。然而问题在于,乡长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2009年4月17日,河南省灵宝县政府违法强征农民土地,一位叫王帅的年轻人在网上发帖,揭露这件事。灵宝县政府就命令公安机关将王帅抓起来,关进监狱。罪名据说是“诽谤” 。这件事也曾轰动一时。而且在这前后,还有多起类似的“诽谤”案接连不断发生。这些案件与海南那位乡长枪击农民的事件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因为民众的言论批评了某些官员,或与某些官员的意见相左,就为官员们所不容,就要对当事人实施制裁。而所有这些事件之所以发生,都可以从儒家文化中找到它的根源。说得明白一点,是儒家文化的专制理念影响了这些官员所致。

前文说过,在儒家文化的理念中,官员和民众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官员是统治者,民众是被统治者,是奴隶,没有任何权利。民众对于官员的统治,必须绝对服从,不能违抗,否则就是“犯上” ,“造反” ,就要受到制裁。这就是古代封建社会普通民众的命运。

在现代民主社会,人民的命运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是社会的主人,有言论自由,还有其它种种民主权利。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现实中并不完全如此。这些民主理念也没有完全被官员们所接受。他们头脑中还充塞着许多儒家文化的理念。他们并没有把民众当成“主人” ,也没有把自己当成“公务员” 。他们仍然是“官员” 。在他们眼里,民众仍是被他们统治的对象,是奴隶。他们说的话,民众必须服从。他们做的事,民众也不能说三道四。否则就要滥施淫威,动用武力,实施镇压。海南省那位乡长和众多制造“诽谤”案的官员们不都是如此吗?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要真正实现它,并不容易。有儒家文化在,民主文化就很难生长起来。易中天先生说,儒家文化与科学、民主、法治的理念是对立的,水火不相容。诚然。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专制,自然与民主势不两立。陈独秀和李大钊早在新文化运动时就指出了这一点。所以,易中天先生说,儒家文化不能适应未来的世界,也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未来的中国真是要走向科学、民主、法治,而不是向封建专制社会倒退,要儒家文化干什么呢?

来源:凤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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