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务农:中国世俗文化挤压宗教和精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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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歌曲是世俗文化的一个门类,好的一首流行歌曲,浅唱低呤令人陶醉,最容易在人们的情感世界激起波澜,它能唤醒人们的记忆,它能引导你沉思,乃至催你奋发与进取。邓丽君的这首歌用美酒、咖啡、花蕊、流泪、心碎等意象抒发了你郁积于心的忧伤与痛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全新的歌词与旋律使你几十年来干涸的心田,空虚的心灵,恐惧的心理一下子得到了情感的释放,温情的抚慰是心灵鸡汤,有最好的疗救效果。不久,刘欢的一首《心中的太阳》更使我为之俯仰击节,感叹不已。太阳呵,月亮呵,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大树呵,小树呵,我不知道哪棵更高更壮。我只知道天晴要戴草帽,下雪要穿棉袄。我们原来都是植物人!恶梦醒来,才知道一切价值倒错,一切是非颠倒,我们不是生在新社会吗?不是长在红旗下吗?我们不是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吗?不,不!这一切都是欺骗,都是谎言!我们的生活里原来只有盲目的崇拜,只有虚假的献媚,只有浅薄的搞笑,只有无谓的牺牲。刘欢深沉、粗犷、邈远、辽阔的音域,接近叩问式的呐喊,如醍醐灌顶,几句歌词,使我的思想完成了从混沌到醒悟,从植物人到正常人的转变。还有程琳的一首《信天游》,多么愁怆多么辛酸,多么无奈又多么深情!

我低头向山沟/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山谷/不见我的童年/我抬头向青天/搜寻远去的从前/白云悠悠尽情地游/什么都没改变/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山丹丹花开花又落/一遍又一遍/大地留下我的梦/信天游带走我的情/天上星星一点点/思念到永远/

我们这一代哪有什么童年!是在斗地主、斗走资派、斗反革命、斗修正主义、斗老师、斗一切牛鬼蛇神、饿饭、下放劳动、斗私批修剿心中之贼等无休无止的运动,无有了期的恐惧中长大的最不幸的一代人。崔健的《一无所有》唱出了我们这一代从物质到精神真正的赤贫与空虚。这些歌承载了多少苦难与无奈,多少冤屈与不平!吟唱如读史,伤痕累累,血泪斑斑,沉重浩叹,醒目惊世。怎么办呢?是从沉郁苦闷中走向颓败堕落,还是奋起?这时杭天琪的一首《黄土高坡》着实让人们从低迷的谷底看到了未来些许的亮色。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不管什么风什么主义,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我们不再天天读,月月讲,早请示,晚汇报了。我们有自己的脑袋,我们要学会思考;我们有自己的歌喉,我们要唱自己的歌;我们有自己的双脚,我们要学会走自己的路;我们有自己的双手,我们要用它去打开自己的新天地,自己的幸福之门。流行歌曲,引领思想情感的风潮,让人从假大空的政治出走,从痛苦迷茫中出走,从抑郁伤感中出走,在风沙扑面中看到人性人情的光辉,给人以理解、慰藉、温馨与同情。流行歌曲功莫大焉,世俗主义、世俗文化功莫大焉!

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世俗化,与西方启蒙运动有所不同,所消解的不是典型的宗教神权,而是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专制王权、教条化的成规与国家意识形态,它具有消解一元文化专制主义、推进政治与文化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仅此一点,中国的世俗文化足可一书再书,它颠覆了一个假大空的意识形态,它拯救了一个时代,它唤醒了亿万生灵,它复苏了人类的真情与理性,它还原了人性,它找回了常识。其正面的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是中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必要前提。

然而,由于可想而知的原因,中国的改革单边独进,只盯住经济,政制与文化更为重要的两个领域却不敢去触碰,结果世俗文化在没有栅栏规范的情况下很快就走入歧途,变质变味。80年代那种与启蒙同步,与时代同步,与人性同步的精神呼唤渐渐退隐消失了。流行歌曲不再有吸引力了,而电视节目的异军突起席卷天下,推波助澜,将世俗文化很快推向了低级庸俗的沼泽泥潭,整个社会都被世俗文化的滥情所浸淫所裹挟。学者刘老侠指出:大众文化受到商品经济、市场交换的支配,变成了模式化的日常消费品。大众文化所培养的受众是一群趣味雷同、粗糙、低劣的同质人。快餐式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文化的每一环节,及时享乐,短期行为,明星崇拜,追逐时髦,一切都是瞬间的、复制的、易拉罐式的,解一时之渴,弃之若垃圾。富裕的生活、充分的享受、趣味的平均化、影视图象和大众明星添满了人们的闲暇……这一切都在窒息着人们的反思能力、怀疑精神和反抗冲动,使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地苍白化。苦难逐渐变成遥远的天方夜谭,宗教的关怀、哲学的批判、艺术的叛逆以及骑士时代和灾难时代的种种英雄壮举,统统被喜气洋洋的享乐所吞没。现代人没有了幻想,而只有得到一台法拉利跑车的渺小心愿;不再被神的灵光照耀,只想仰望麦当娜漂亮的脸蛋和修长的大腿;再没有谦卑和敬畏,更谈不上为自己的堕落而忏悔和赎罪,而只有轻浮的高傲、廉价的悲伤、不负责任的放纵。失去了神的世界和不期待上帝的拯救,人世的黑暗和人的堕落就全无意义了。

目前中国世俗文化的粗鄙化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这一估价大底没错。痞子化、流氓化、犬儒主义、拜金主义、见利忘义、享乐主义、滑头主义、坑蒙拐骗、弄虚作假、冷漠寡恩、游戏人生、皇家气派、封建迷信、调侃游戏、傲慢霸气、孤芳自赏、专横跋扈、歪理邪说、权力寻租等等一窝蜂窜了出来。有人指出,今天的中国,大众文化变成新的麻醉剂,为骄横的权力带上一层温柔的面具,俗人们昧着良心向权力撒娇。人心变得越来越功利、浅薄和冷酷。现今的一切向钱看更把中国变成了只有“经济人”的畸形社会,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实用和计算所主宰,没有共同承担苦难的心心相印,只是共同消费享乐的友谊。没有不计功利的爱,只有互为工具的利用。大家通常只在餐桌上嘻嘻哈哈,酒足饭饱后就形同路人。卡拉OK成了人们交际的主要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变成了一种消谴,一种琐碎而甜得发腻的闲暇,友谊也像商品一样供人消费,甚至昔日的苦难也变成一种消费和闲暇的点缀。

这样的世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性的遮蔽,是属于“非人”的东西,它是文明的倒退,使心灵板结且沙漠化。由于没有宗教文化和精英文化对世俗文化的规范与约束,世俗文化一个劲地往下滑,真可谓浊浪排空,日星隐曜。今天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也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很多底线都被突破了。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大火,山西黑砖窑,毒奶粉,最近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等等都是证明。电视节目的装聋作哑,装傻卖笑故我依然。更为严重的问题还是今日中国人的内心生活,无论是上层“公仆”、知识群体还是下层百姓,从整体而言,我们已经丧失了生活的理想目标,丧失了生活的真正的理由,没有了判断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没有了追求正义、真理和光明的超越情怀与激情动力;没有了确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最高准则;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内心生活,没有了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精魂。所以然者何,盖因真正的宗教文化与精英文化缺位之故也。而真正的宗教文化与精英文化缺位是因为权力文化的打压钳制其生长发育使然。由于过去假大空的意识形态被历史抛弃,世俗文化乘虚而入,由于没有宗教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制约与引导,世俗文化乘人性之恶泛滥开来得到风长,从庙堂到乡野无远勿盖。我们来看西方文化的三驾马车。西方的文化结构,即宗教文化、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三足鼎立,独标格调又互为补充,主导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为西方文明的全面发展与演进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与作用。

西方的宗教文化十分发达且源远流长,西方人的生活与宗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史仲文、胡晓林在《世界中世纪生活习俗史》一书中指出:各阶层的人,无论是国王、总统,还是企业家,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都有程式化的宗教生活。可以说人生的一切重大事件都被基督教会的宗教仪式所包容,从出生到婚配,一直到死都有专门的宗教仪式。人的一生都在宗教的制约之下。各种习俗都打上深刻的宗教烙印,几乎所有习俗都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许多节日都与宗教有关,如仲夏节是为纪念施洗者约翰,冬至日是纪念圣女露西亚,圣诞节是纪念耶稣诞生,万圣节是为纪念所有死去的圣徒,情人节是纪念圣瓦伦丁神父等等。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与教会和宗教相关。基督教这一宗教文化的主要精神内容有上帝意识、原罪意识、博爱意识、谦卑意识、律法意识、普世精神、超越精神、先知精神、拯救精神等等,旷日持久地影响规范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习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基督教宗教文化对世俗政治影响是巨大的:民主宪政首先是在基督教国家实现的,如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瑞士,澳大利亚等。基督教有利于民主的原因在于它包含了许多民主所必需的价值,如廉洁,诚实,容忍,公平竟争等;有利于宪政的原因在于它对人性有清醒的认识,人有原罪,人的幽暗意识是会犯罪作恶的,所以权力必须分立,必须得到监控。基督教尊重人权,它把人的生命看成是具有绝对价值的,生命来自上帝神圣不可侵犯,人权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可转让给政府,这就奠定了民主政冶的基础。上帝给人以选择的自由,基督徒是有个人自由意志的,个人抉择与个人责任都是圣经中的重要观念。基督教主张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每个人都同出一源,在神面前享有同等地位。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每个人都有神所赋予的人格尊严,每个人都有神所赋予的不可分割的权利。人的权利是天赋的,即是上帝赋予的,人权不是来自国家,相反,国家的存在只应是为了保护人权。政府只应当为社会提供保障、正义和秩序,其本身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国家至上主义和民族至上主义都是反基督教的产物。基督教认为,当代暴政如此为盛为烈,同类相残,杀人如麻,其根源是人们对神的否认,由此而产生人们对世俗权威——种族的、阶级的、政党的、领袖的人间崇拜。其后果是,人以神的面目出现,凭借不受约束的权力,臆造一个人间天堂,在亿万人之间挑起争斗来满足个人的好大喜功。例如,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苏联的大清洗和我国文革的历史悲剧莫不如此。

西方的精英文化,上承古希腊哲学,其中,亚氏的形式逻辑对理性的建构,对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康德哲学“哥白尼式的革命”,人为自然立法,人为道德立法,人为审美立法,从哲学、伦理、审美这三个方面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物自体”、“先验综合判断”、“二律背反”这三个关键命题,在人类建造了3千年的思想王国中进行了一次空前的破坏。“物自体”摧毁了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先验综合判断”击夸了认识论的形而上学;“二律背反”动摇了真理论的形而上学。康德的哲学为精英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是启蒙运动之魂。那么,到底什么是精英文化呢?精英文化是指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精英阶层是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及文化上的言说者。学者邹广文认为,精英文化是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草根文化、山寨文化相对立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即,不适应嘈杂的物质社会,它是人们的内心渴求超越意识的精神呐喊,是引领人们对正义、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宪政、法治、和平、宽容、理性等的真情呼唤。精英文化“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规范导向的功能;精英文化是对社会道德和社会良心的操持与守望,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它为全社会确立一种普世的信念,并负责向全社会提供高尚的精神文化产品、向民众传递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出于对社会的使命感和对社会价值理想的关照,精英们一般都与政府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独立性,是一种“象牙塔之思”进而主张思想的严肃性、创造性、个性风格、历史意义和言外之意等社会内在规范,故其具有生生不息的精神超越力。西方精英文化的几个主要观念是:民主宪政、公民理念、法治、人权、市场经济、私有产权、文化多元、自由、平等、博爱,并促使所有人融入国家,保护少数族裔的话语权等等。这些观念并用法律和社会制度安排规范它,非常明确地强化这一原则,精英们对这一系列理念及相关的价值体系表现出一种崇拜的情绪。在西方国家,精英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公民宗教。它是一种社会黏合剂,起到普遍的凝聚人心的力量。公民宗教是现代西方国家取得政治合法性、建构现代公民身份的一种手段,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宗教实际上建构了一种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
西方的世俗文化近百年来发展十分迅猛。法国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狂热地追求财富,追求舒适豪华的物质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一个非常世俗化国家。学者于歌指出,以美国为例,美国主流人群追求生活的舒适和豪奢,生活的富裕也让别国百姓羡慕向往。中产阶级的富裕的生活一直引导世界工业化国家的消费潮流,并不断地将消费推向一个新的高水平。美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可以与过去皇室贵族的气派相比拟。美国人崇尚经济成功。盖茨的财富总和并不一定是美国首富,但他是白手起家,完全靠自己的个人奋斗获得了巨大财富,所以他成了是美国文化中的英雄的代表。美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和崇尚,以及对奢侈的物质的毫无愧疚的享受,似乎是只有在极端世俗化的国家才可能出现的现象。

但是,世俗文化再汹涌澎湃也是要受其制约与规范的。由于其文化结构的合理性,宗教文化、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三驾马车并行不悖,各伸其志,一同支撑和维护着社会的秩序与稳定。这样的结构就有效地防止了世俗文化的剑走偏锋向下滑落。《泰坦尼克号》作为商业巨片名够世俗主义了吧,但它对时代理性的肯定,对人性光辉,伦理价值的展现与讴歌是极其成功的。泰坦尼克号它曾是一个辉煌的奇迹——“永不沉没”的梦想之船,代表着自然神秘未知力量在大海乘风破浪地前进,这无疑已成了它所属的那个高歌猛进的时代的化身。人类充满自豪的情绪与充分的信心,凭借自身的智慧与力量战胜有着庞大身躯和无穷力量的自然,甚至战胜空间与时间;而这次航行的目的地美利坚——新大陆,在欧洲人的视界中无疑正是充满梦想的国度、自由民主以及一系列神话的化身。在影片中有几组镜头专门展示了巨轮内部巨大的机械齿轮的运转和锅炉内熊熊火焰,正是这段现代性叙事的绝妙注脚。而男主角站在船头张开双臂向浩瀚的大海高声呼喊:“我是世界之王!”无疑把这一叙事主题推向了极致。《泰坦尼克号》所展现的不只是弥漫世界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和反省自身的怀疑,而是着意展示人性的力量,理性的力量,科学的力量,船可以沉没,但人在自然面前就是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这又是一部伦理大片,特别强调了现代人在困境中自我拯救。在灾难面前,先要抢救的是妇女和小孩这些弱小的生命,船长及船员们都义无反顾地把生路让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这种人性的光辉感人至深。正是这种人性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金钱、地位对人的诱惑与异化,使人回归于生命之源的大爱之中。即使是商业化的电影也容入了多少人文情怀、普世伦理与宗教精神啊!西方文化的三驾马车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得益彰,始终把握着人文精神的神圣导向。

由于中华民族是个没有真正宗教信仰的民族,所谓道教与佛教在中国也只是幌子,骨子里还是世俗功利的升官发财多子多福。后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就干脆视宗教为敌了。马克思说宗教是“引入走上邪路使人堕落的意识世界”,列宁说,“有关上帝的每一个观念,每一种宗教都是十足最危险卑鄙可耻的观念,都是最可恶的恶劣影响。即使数百万的罪孽、猥亵肮脏的行径、粗野暴行漫延,也远比狡猾的上帝精神观念的危险性小得多”,斯大林说,“宗教是狡猾而危险的敌人”,而毛泽东干脆说“宗教是毒药”。如此看待宗教,中国的宗教与宗教文化当然荡然无存了。而一个没有宗教及宗教文化的国度,一个失去了精神信仰与灵魂寄托的国民,还有什么底线不能突破呢?

自古至今,中国的精英文化,命运更惨。从先秦的“学在官府”,“以吏为师”,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文化革命”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中国政治伦理中一直以来有一种官方思维:知识分子要为我所用,并始终要与我保持一致,否则就身败名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中,文化知识是为政治服务的,与自我生命的终极关怀及超越精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知识分子从政治的需要出发设计自己的前程,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千里举官,为了吃穿”,与整个社会和民族的发展及个人灵魂的提升没有精神上的联系。学者王富仁指出,在中国文化人的眼里,文化知识只是文化人自己的一种才能,这种才能本身无所谓崇高和粗俗之分,有用就是硬道理,不是为真理而真理,不是为知识而知识,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文学艺术本身不具有崇高严肃的价值,文化知识自身的崇高性荡然无存,文化本身的崇高性与掌握它的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人格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开始就不是社会的支配者,他们是为社会的支配者出主意的人。中国知识分子无法离开统治者而独立作用于社会。而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文化知识、文学艺术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技艺性的东西及实现物质实利的手段,而是要把它与真理、正义、平等、人权等价值联为一体的东西,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一个崇高的事业。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都是狭隘的、庸俗的,而文化、文学和艺术则是把人从狭隘、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提升出来,把人提高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中的一种途径。这就是中西文化观的根本性差异所在。

王富仁在《中俄知识分子之差异》一文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在中国,文与武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文人与战士是严格区分的,而在西方,文人与战士是同体的,思想情感与斗争精神是同体的。他们是文人,也是战士,战士的精神同样贯穿在他们的文化活动中。他们有的既是贵族阶级是社会的统治者,同时也是这个社会的保卫者,战士是一个荣誉的称号,是一个高贵的职位,是一个社会成员与整个民族的命运和整个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基本标志。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则丰富着战士的精神意志,它最终成就的是思想的战士、精神的战士,而不是有思想的懦夫,有感情的庸人。知识分子在整体上都没有从根本上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人道主义的思想旗帜,他们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仍然以战士的勇敢保卫了人道主义的思想原则。在西方历史上,有过政治上的黑暗时代,但却没有文化上的黑暗时代,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为文化发展奋斗的文化战士和精神战士。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产生伊始,就与战士是分体的,知识分子是出主意的人,战士是为国王卖命的人。知识分子把战士视为没有头脑的傻瓜,战士视文人为胆小怕事的懦夫。弱不禁风在知识分子身上不是一个严重的弱点,而是一个光荣的标记,温文尔雅、文质彬彬被视为君子必备的作风。战士的勇敢,战士的不怕牺牲的精神、战士的顽强的意志力量,都不是中国文化中自然具有的基本精神内涵。然而,西方文化精英与战士的英武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社会的责任感、战士的斗争精神和宗教的超现实的人类关怀,这就是西方知识分子之魂魄。

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崇尚实践理性,总是在现实物质世界中打圈圈的。还是王富仁先生分析得透彻,这种实践理性自身没有飞跃的能力,很难使人类文化发生质的飞跃。一个民族没有宗教意味的精神追求,一切实践活动都不可能具有持续的精神动力。一个皇帝,把自己的政权巩固住了,就不再有必不可少的政治追求;一个富人,有了庞大的财产,就不再发掘新的经济潜力;一个知识分子,考取了进士,就不再追求新知。这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人、其中也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内在精神力量的主要原因。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弱点。人格的魅力,是在文化产品中渗透着的知识分子坚韧追求的精神力量,没有超现实的民族关怀和人类关怀,就没有知识分子坚韧追求的精神力量,也不可能感受到他们的人格魅力。

谁造成了中国宗教文化土壤的盐碱化?学者姜草子在《宗教是科学与民主的助产士》一文中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秦始皇的专制大一统。秦制之后,在经济与政治结构上,中国告别了封建社会,踏入了集权社会,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致使中国民主政治的发育,与那些具有连续性封建传统的国家相比,难度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在思想文化上,秦制几乎彻底铲除了中国发育宗教的土壤,没有宗教文化呵护的中国智者大哲,已再没有在民间出现的可能。

姜先生深刻地指出:宗教文化,为何能延续古代西方智者的思想与哲学生命?一方面,这是因为宗教文化的传播方式是民间性的,一种思想和理论,进入宗教的屋宇,以宗教语言表达出来,更容易让大众接受,尤其是更容易被他们领悟,浸入普通人的心灵。而思想与理论,通过宗教语言转换成民众的意识之后,就如种子落入了土壤,才能在民间获得持久的生命活力。另一方面,宗教是一种权力,思想与理论为宗教所接受,受到宗教权力的保护,能有效抵御世俗权力对它们的打压、伤害和阉割。古代社会是一种权力说了算的社会。一个这样的权力唯大的社会,如果宗教文化势力缺位,世俗权力就能做到无法无天,民间思想及智者的生存空间就会被严重压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历经2000多年,至今仍在西方文化谱系中占有至尊的位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因为他们在漫长的中世纪得到了宗教的庇护,没有被世俗权力所摧残。而中国不同,对有利于王朝统治的思想就收归国有,如孔、孟,如程、朱;不利于王朝的就一概封杀,如墨子,如李贽,如黄宗羲,如郭嵩涛。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是没有生存空间没有发言权的。

事实上,中国只有世俗文化。所谓主流文化,也就是鼓吹读书做官,封妻荫子,难道还不世俗还不功利?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实质是一种权力文化,有权就有理,这权力不是最世俗的东西么?一个只允许世俗文化天下一统,不给宗教文化与精英文化留下地盘、留下生存空间,不形成文化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态势,那我们就走不出文化历史的三峡,道德的滑坡,人性的低落就得不到根本的扭转,社会的稳定与世界先进文明的接轨也就无从谈起。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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