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那穆提:教育与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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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希那穆提/文
张宽宽/译
  
如果一个人环游世界,他将注意到,不论在印度、美洲、欧洲或是澳洲,人的本性是多么地相似。在学院、大学里,情形尤其如此。我们好像用着模型制造出一种人的典型——以寻求安全感、成为重要人物,或尽可能少思考而过着舒服日子,为其主要关心的目标。
    
传统的教育,使得独立思考成了一件极端困难的事。附和随从导致平庸。如果我们崇尚成功,那么要异于众人,或是反抗环境便非易事,而且可能是危险的。想要成功的动力——这是追求物质或所谓精神上的报偿、寻求内在或外在的安全感、寻求享乐的欲望——这整个过程都会阻碍了“不满之情”,遏止了自发创造,滋生了恐惧;而恐惧,则阻碍了我们对生活加以明智地了解。随着年龄的增加,心灵便冷漠迟滞了。
    
当我们寻求舒适时,通常会在生活里找到一处最没有冲突的安静角落。于是,我们便惧于跨出这块隐蔽的地方。这种对生活、对奋斗、对新经验的恐惧,扼杀了我们心中的冒险精神。我们一切的环境教养与教育都促使我们不要异于他人,惟恐自己的思想与社会上的模式相左,使我们对权威和传统给予错误的尊敬。
    
幸好,有些认真的人们,愿意摒除左派或右派的偏见,而探究有关人类的问题。然而,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真正的“不满之情”,真正的反抗之心。当我们对于环境不加以了解便屈服于其中,则我们可能具有的任何反抗之心便逐渐熄灭了。不久,我们的种种责任更使它完全死绝。
    
反抗有两种。一种是暴力的反抗。这仅是对于既存的秩序不加了解的一种反作用而已。另一种是深入的、充满了智慧的心理反抗。有许多人反抗既存的正统规范,却又落入新的正统规范,落入了更进一步的迷惘和巧加隐饰的自溺自满之中。一般来说,我们总是脱离某一群人或某一组理想,而加入另一群人,背上另外的理想,如此地制造了新的思想模式;而对于这项思想模式,我们则必须再起而反抗。反作用只会产生对立,而改革则需要再度的改革。
    
然而有一种明智的反抗,它并非反作用,而是由于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思想、情感加以觉察,因而随着自我认识而产生。惟有当一种经验来临时,我们面对它,而不避开它所带来的骚扰,如此我们才能使智慧保持高度的觉醒;而高度觉醒的智慧就是直觉,它是生活中惟一的向导。
    
那么,什么是生活的意义?我们为何生存,为何奋斗?如果我们受教育仅是为了出名,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变得更能支配他人,那么,我们的生活将是肤浅而空洞的。如果我们受教育只是为了成为科学家,成为死守书本的学者,或成为沉迷于某种知识的专家,那么,我们将助长世界上的毁灭与不幸。
    
虽然生活确有更高更广的意义,然而,如果我们未曾发现它,那么教育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们可能受到高深的教育,然而,如果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不能融为完整的一体,则我们的生活将是残缺的、矛盾的,被许多恐惧所折磨;一旦教育没有培养我们对生活持有一个完整的看法,它便没有多大的意义。
    
在目前的文明世界里,我们把生活分成如此繁多的部门,以致于教育除了是学习一种特定的技术职业之外,便没有多大的意义。教育不但没有唤醒个人的智慧,反而鼓励个人去沿袭某种模式,因而阻碍了个人,使他无法将自身作为一项整体的过程来加以了解。将生活上的许多分门别类的问题,尝试着在它们个别的层次里加以解决,这表示完全欠缺了解。
    
个人是由不同的实体(entities)所组成的,然而,强调它们的差异之处,而鼓励某种特定类型的发展,则导致诸多的纷乱与矛盾。教育应该使得这些分离的实体完整合一——因为如果欠缺了完整性,生活便成了一连串的冲突和悲哀。如果我们争讼持续不休,那么,被训练成律师又有什么价值?如果我们的混乱延续不止,那么,知识有何价值?如果我们利用技术上和工业上的能力来互相毁灭,那么,它们有何意义?如果我们的生活导致暴力与不幸,那么,它又有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或许富有,或有能力赚取财富,虽然我们享有欢乐,拥有组织化的宗教,我们却生活在无止境的冲突中。
    
我们必须对“私人”和“个人”加以区别。“私人”是偶然性的;我所谓偶然性的,意指我们出生时的境遇与情况,我们凑巧生长于其中的环境,以及随环境而来的爱国心、迷信、阶级的区分与偏见。“私人”或“偶然性的”只是暂时性的,虽然这一短暂的时刻可能持续一生。由于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以“私人”、“偶然性的”、“暂时性的”为基础,所以它导致思想的腐化,以及对自我防御性恐惧的谆谆教诲。
    
我们大家都被教育和环境所训练,而寻求私人的利益和安全,为我们自己而奋斗。虽然我们用美丽的言辞加以掩饰,然而,我们都是在一个基于剥削与因恐惧而贪得无厌的制度下被教育着来从事各种职业。这种训练,必会为我们自己以及世界带来混乱与不幸,因为它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制造了心理上的障碍,使得他与别人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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