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汤一介——参加“梁效”错了,做《儒藏》战战兢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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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汤一介先生刚过了八十岁。我到了北京后和他通电话,深为他的儒雅气息所感染,脱口而出:“汤先生,我们做个采访吧!”汤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并约好几天后见面的时间。当我到北京大学朗润园汤家的楼下,按了门铃,竟没回应,再打电话,也没人接。我随即给汤先生的至友庞朴先生打了电话,庞先生说,如果汤家没人,汤先生夫妇可能是到郊外的另一个地方去小住了。于是,我写了一张字条并留下手机号码,放在汤家的信箱,信步从北大到圆明园去逛了一个下午。

这一代出不了大师

几天后,我接到汤先生的电话,彼此互相道歉,都说自己记错了时间。我提到3月15日刚在陈乐民和资中筠夫妇家谈得很畅快,建议汤先生和乐黛云老师一起接受我的访问。汤先生说:“我们和陈乐民、资中筠夫妇是好朋友,好久没有见面了。”电话里听到他跟乐黛云老师商量了几句,马上就听到乐老师爽朗的笑声。3月17日,我如约来到他们家。汤一介理性,乐黛云感性,张弛之间形成有趣的组合。两人的谈话风格迥然不同,乐黛云健谈,但在访谈中主动让丈夫多讲一点,只在适当的时候补充。

汤一介提到自己刚刚度过八十岁生日:“我一生走过来也不大容易,很多运动。八十岁时我讲了三点:第一点,我做一个哲学家的基础不够,中外基础都不够。我虽然考虑一些问题,但所有这些问题我都没有做完。第二点,做中国哲学一定要对西方哲学有非常好的了解,才能做好,因为这样才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特别是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第三点,现在做《儒藏》,对我也是一个考验,因为我原来是做哲学的,不是做古籍整理的,所以我现在是非常小心,战战兢兢地来做。”

回忆北京大学当年的学风,胡适、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沈从文一代的风采恍如隔世。再结合当下的学风,汤一介有感而发:“他们的基础比我们后来的好得多。像我父亲这一代小时候读私塾,背了四书五经的,然后又到国外去待了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西方当时的学术思想都非常清楚,所以这两方面基础比我们好得多。我们没有原来背四书五经的国学基础,因为我们是新式学堂出来的,又没有机会到国外待五六年。他们这两个基础都比我们好,所以做出成绩来。我们这一代包括下一代再下一代都没有机会,现在出去留学的人可以在国外待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他们国学基础并不好。研究外国的东西研究得再好,也不会比外国人自己研究的更好,可是研究中国的东西,基础又不够,大师还是出不来。”

他们夫妇视野很开阔,曾多次到海外学术交流,也十分关注海外学者。汤一介说起从杨联陞到余英时、林毓生、张灏、杜维明等学者,交往的故事中,依稀有老北大的做派。

乐黛云介绍夫妇的生活习惯:上午做工作,然后一起散步,下午接待各种各样的人。当时她还在北外招了几个研究生。汤一介则致力《儒藏》的工作。

2011年4月,得知汤一介先生主持的《儒藏》出版后,我打了一个电话到汤先生家道贺,电话竟不通。我随即打电话到北大哲学系,哲学系老师说,汤家最近怕电话干扰,为了汤先生身体考虑,把电话停了。我便给乐黛云老师写了一个电邮,希望就《儒藏》一事给汤先生做个电话采访。乐老师即回信:“老汤说很愿意和你谈,但他最近有病,希望你15日后再联系。”随后告诉了他们家的新电话。不久又来一信:“老汤说,他最近先将一些材料寄给你,请你先看一下,5月8日我们从乡下回来再约谈好吗?他最近心肾都不大好,医嘱静养,还望见谅。”并托学生给我快递了厚厚一批关于《儒藏》的材料。

2011年5月12日,我和汤一介先生通电话,感觉他的思路清晰,对《儒藏》的问题胸有成竹,颇有出口成章之妙。一个小时的通话,整理出来便是洋洋洒洒六七千字。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跟汤先生电话长谈,一般都和乐黛云老师通电邮,她的签名常是简洁的“汤、乐”。

2014年9月9日,汤一介先生逝世。

让父亲汤用彤伤心的革命婚礼

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是著名学者,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47年,汤一介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8年,乐黛云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汤一介1946年进入北大先修班,1947年才进哲学系,在学习的同时也参加学生运动。1946年底,沈崇事件发生。他说:“先修班有个国文课,两个班合并上课,沈崇是跟我一个班上课。但是我不认识她,她也不会认识我。”

我问:“沈崇事件在当时是怎么回事?”汤一介说:“她是北大的学生,‘沈崇事件’应该说是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的导火线。她被美国兵强奸了,因为她是我们北大四院的学生,我们就非常气愤,动员起来向美国抗议,当然是地下党组织的,没有问题。我们开始游行,慢慢地各个学校都参加了。那些美国兵是驻扎在东单广场那一带,我们就集中在东单广场,要求美国兵撤出中国。就是从那开始大规模运动了。我们四院的学生就把美国的国歌变成了反对美国的歌曲了。1947年元旦,胡适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他要到南京去,说沈崇事件已经决定由法律来解决。这封信正好是我看到了,因为我父亲当然不会给我看这封信,我偷看以后,赶紧找了一个会拍照的同学拍下来,所以这封信就保存下来。”

1948年,乐黛云在贵州考取了好几个大学,可是她只想读北大。她父亲不愿意她北上,以为将来的局面是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如果她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书,回家方便一点。而乐黛云向往革命,搭上运盐的“黄鱼”车,从贵阳到柳州,再从柳州坐火车一路北上,唱着《解放区的天》一类歌曲到了北大。

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汤一介和乐黛云都积极参与,从相识而相爱。

汤一介回忆:“我觉得关系更密切的时候可能跟抗美援朝有关系。当时朝鲜那边打起来,因为我们都是团干部了,团中央号召团员干部参军,我们就带头组织了好几个同学给团中央书记写了一封信,说我们要参军打美国佬。我们是爱国主义观念非常强的青年。这时候关系就更接近了。她是做北大抗美援朝的小报编辑,每天要出小报,我是组织学生队伍到街头去宣传。她可能不记得了,我的办公室离她的办公室并不远,我常常跑到编小报的办公室去看她。她是很忙很忙,没多少时间理我。”

乐黛云马上接话:“你这说得不太准确。我觉得更早一点,就是1950年的五六月间,派我代表北京市的学生到捷克去开世界学生大会。当然我们原来相处就比较好的,去之前就促进了我们关系的发展。我过两天要走了,有一天晚上他带了他家里的很多唱片,就在我们总支办公室放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我很喜欢,他也很喜欢。听了一夜,听到天亮的时候,我们当时在红楼靠街的一面,就听见手推车卖东西的声音,才知道天亮了。我们什么都没说,反正是听了一夜的音乐,也没有别的什么,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我已经有以心相许的感觉。后来到了捷克,团的领导要我们留下,去上莫斯科大学,我的俄文还可以,可是他们怎么说,我也不愿意留,当然一方面我是怕在那个地方老是搞政治,另外觉得有那么一个人在那儿等我,我怎么能不回去呢?”汤一介说:“我也怕你不回来!”

1952年9月13日,乐黛云一毕业就和汤一介结婚,请了还没有离校的同班学生参加他们的新式婚礼。乐黛云说:“当时的想法就是所有的同学都来参加我的婚礼,大家毕业后还没走散。”汤一介则说:“她希望她班上的同学都能参加她的婚礼。我们是9月13日结婚的,这个日子并不好,因为林彪是9月13日掉下去的。”

婚礼就在汤家的院子里,大家吃点糖和水果。婚礼上,乐黛云发表了一番充满革命豪情的讲话。汤一介说:“她在会上发表的讲话,应该说是非常糟糕的。”乐黛云说:“那时候很革命嘛,我的左倾幼稚病特别严重。什么都以革命为上,我说:我最重要的是要和你们这个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我到了你们家,一定不会被资产阶级腐蚀的。他父亲脾气挺好的,什么话也没说,他妈妈也是什么话没说,他们脾气好得不得了,而且是特别仁厚的人。一般人都觉得这个媳妇怎么这么野?他们没有,他妈妈一直对我都很好。”

第二天,汤用彤觉得长子结婚应该宴请亲朋,就在一个比较高级的餐馆请了两桌客。可是,汤一介和乐黛云并没有参加,他们觉得这是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的第一步。乐黛云回忆:“当时我们觉得不去,就是划清界限的第一步,如果去了就是投降。后来对这件事情我一直非常后悔,很不应该,很伤老人的心。他们很看重这些东西,可是我们一点不体会他们的感情。这是很不对的。太傻了!”

“对于‘梁效’,我是认账的”

汤一介1951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委党校做教员,乐黛云1952年毕业后留校。1956年,汤一介调回北京大学哲学系。1957年反右运动中,乐黛云被划为右派,“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汤一介坚信乐黛云不是右派,受到严重警告。乐黛云说:“划不清界限。他打电话给中文系党总支说:‘乐黛云绝对不是右派!’他就是搞不通,我原来挺左,怎么会变成右派了呢?后来我下放了,他多次写信,称我是‘乐黛云同志’,让人家看见了,就告上来了,他还是那么写,后来说他又划不清界限,又受到批判。”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关在哲学楼,乐黛云每天晚上坐在哲学楼楼梯上等他回家。1973年,著名的“梁效”写作班子成立,汤一介受邀加入,在其中搞资料工作,后来也写了一些文章。

我问:“‘梁效’是怎么回事?”汤一介说:“1973年,‘梁效’就是‘两校’:北大和清华。其中有冯友兰、周一良、林庚、魏建功、吴小如和我……”乐黛云说:“反正有点名气,有点才气的都给弄进去了。”汤一介说:“都是学问不错的人,才找去的。怎么起来的呢?就是清华先编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个不行,他们不懂孔孟之道,你们去找北京大学的人来做吧。党委书记就奉命找我们,说:毛主席要你们去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从我个人讲,我当然很高兴,是毛主席的命令。再加上我有些个人考虑,‘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是‘黑帮’,挨了一两年批判。1973年正好在反右倾回潮,从学校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招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当时我在学校管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我就觉得过去我们只让工农兵学员学毛选是不行的,可以学点逻辑,又和一些教员编了一个《认识论》提纲。反右倾回潮就说我是右倾回潮:你怎么要离开毛泽东思想来写一些东西?大字报就出来,正好那时候毛主席说你们去编那个东西,我就正好躲过反右倾回潮这个关了,否则肯定又是挨批判了。我就很高兴地参加了‘梁效’。”乐黛云说:“那时候还有一些人想参加呢,想向里挤。”

汤一介说,在“梁效”,一开始编“林彪与孔孟之道”,197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汤一介在资料上多出些力,还有一些人主要是写批判文章的。后来汤一介也参与写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文件发了之后,全国掀起批判林彪与孔孟的高潮。周一良和汤一介都负责编,上面常常要他们去讲解材料。“当时我觉得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好。我们这一批知识分子觉得毛总是对的,我们一定是错的。编完之后就要我们编‘林彪与孔孟之道’之二,但是这材料编好了之后没有公开。而且让我们到林彪住的地方去,林彪的藏书很多,有7万多册,让我们去看他的藏书里面有什么问题。我做了比较多资料。”

对于“梁效”,汤一介说:“我觉得我错了,我是认账的。我今天还是认账的,并不是说我没有错。但是这里头的问题非常复杂,因为跟毛主席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我自己觉悟不高,没有看清楚这里头的问题。而且又长期受党的教育,觉得毛主席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毛主席一死,我头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今后我听谁的?得了一个结论:今后只能听自己的。不能听别人的,听别人的,你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说也说不清楚。”

当汤一介在“梁效”的时候,乐黛云在中文系不能教书,就在资料室替那些讲诗、讲古文的老师做注释。“他们有些人古典文学的基础不是太好,我的古典文学的基础也不是太好,倒是有两年的时间重新打下古文的基础,要翻各种书,不能注解错了。后来‘四清’又下乡去了一段。他在‘梁效’的时候,我带着工农兵学员到处走,到《河北日报》、《北京日报》去实习,到草棚大学,都是胡搞,也没有图书馆,也没有实验室,还带学生到井冈山去写革命故事。从1971年起,我一共带了三届工农兵学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汤一介经过一年多的检查,恢复了教学和研究。汤一介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梁效’受过一段批判,把我们集中起来做检查,搞了一年多。到1978年才把我们解放了。”

400学者的浩大工程

1981年,乐黛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致力于比较文学的研究。1983年,汤一介第一次出国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与海外学者交流中国哲学研究。回国后,汤一介写了《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和《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我把中西作了比较,把孔子和康德作比较,老子和黑格尔作比较,庄子和谢林作比较,说中西哲学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西方哲学家都想建立一个知识的体系,而中国哲学家的思考是要追求一种人生境界,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境界。”汤一介说,“后来我考虑的问题就是受余英时启发,余英时提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一个不同,西方哲学是外在超越,我们是内在超越。我觉得他这个想法不错,西方的外在超越是容易建立政治法律制度的,中国哲学讲心性之学,是靠个人的修养。我就想,西方的外在超越有一个好处,可以建立一个外在的标准。我就设想建立一套把外在超越和内在超越放在一起的哲学体系。我把问题提出来,但是我没有完成它,我没法做,因为有很多限制,因为对外国哲学了解得还很差。所以我就没有再继续做下去了。”

1980年代末,汤一介思考中国哲学中“和谐”的观念,到1990年代则提出建立中国诠释学的体系。1990年,汤一介六十三岁,想做《儒藏》工程。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有《佛藏》、《道藏》,可一直没有《儒藏》,但是明清两代有些学者就提出要做《儒藏》,最终没有实行。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并称,儒家作为主流思想反而没有集大成的著作,似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不相称。汤一介说:“一个学者到了晚年的时候,要出非常多新的思想是有点困难。因此我考虑做一些带有资料性又有用的东西,就选择了《儒藏》工作。同时,我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儒家的著作。”《儒藏》编篡与研究工程2003年12月31日立项,汤一介任首席专家。

早在1970年代末,日本大学者岛田虔次就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批儒批孔”提出批评:“你们要知道,孔子的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中国的精神文明,也是东亚的精神文明。”这句话给汤一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6年,汤一介到日本访问,特别地去找著名的儒学家户川芳郎交流,他非常同意岛田虔次的这句话。因此,汤一介带领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近四百名学者参加《儒藏》工程,用繁体竖排的排印并有简明校勘记的形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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