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墨家的灭绝及中国千年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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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到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几乎是唯一灭绝了的一家学派。这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是一个谜。

有史料记载,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一度与儒家相提并论,有“儒墨”并称,同属于显学。甚至在孟子时代,还远超过儒家。引得孟子内心对墨家只有羡慕忌妒恨,孟子曾经这样评论墨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杨朱当时是道家最具有代表性人物,他的主张是:“拨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当时的孟子把儒家思想言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定为两个人,即杨朱与墨翟,对他们俩内心非常痛恨,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当时人们在思想价值取向上的选择范围似乎很小,只有三家,即“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孟子·尽心下》)孟子对他们俩人的怒火中烧,破口大骂也就在难免:“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对杨朱的痛恨在于杨朱把道的无为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如果说孔子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尚且还有一个古可述,也还有一个古可信,必要时还创造几个概念模糊的词汇,编一部诗集,修订一下鲁国简史《春秋》,也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不作不述,而这个杨子还真是很彻底的不作为。完全放任自己。因此,鲁迅先生说:“杨子无书”。因为杨子绝不著述。写书肯定比拔汗毛要损耗大得多。孟子骂杨朱倒不是因为杨朱不肯积极入世,出来弄个官当,而是因为杨朱居然提及了儒家最大的禁忌,就是自己究竟有没有处置自己身体部件的权利。关于对身体的处置权,儒家的观点是这样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因此,拔汗毛这个事情的权利本来只在父母,而现在你杨朱却出来讨论自己不肯拔汗毛利天下。这些与儒家的仕途、孝道、扬名,显父母是完全违背的。因此,孟子当然痛恨杨朱,不过,好在杨朱只是道家的极端派,道家发展到今人王林大师,为发大财而攀附权贵,傍大款名人,简直是无不用其极,不要说拔汗毛,就是割个肾估计也是问题不大的。王林大师空中取蛇,其难度系数不知道比拔一根汗毛要难多少倍。

杨朱这样极端,这样不被孟子看好,这样被儒家唾弃,自然是不可能有什么发展的。而且杨朱还不著书立说,更不带徒弟。虽然杨朱在世时有不少粉丝,但是,杨朱并不曾带过一个徒弟,你想想他连汗毛都不愿意拔一根利天下,怎么可能还收门徒呢?一个思想性人物,不著述,不收门徒,不收学费,虽然同时代的人的著述对他有点记载,但是,终究成不了气候。

先放下杨朱不表,单说墨家,为什么墨子创立的墨家最后也会灭绝呢?墨家创始人是墨翟,一般称之为“墨子”。墨子是活在孔子与孟子之间的一个人的,在春秋到战国的转折时期。墨家的主要思想观点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用今天的话说,墨子几乎是中国百家中唯一与逻辑学、自然科学,基督教,以及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和市民社会接近的一家流派。

墨家的思想其实是最接近现代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思想。

兼爱,用今天的话就是“博爱”,或者叫“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非攻”,用今天的话叫“热爱和平”,和平与发展。像今年纪念孔子诞2565周年国际纪念大会的主题定为“和平与发展”,其实是定错了。这个应该是在纪念墨子的时候才适合定的主题。可惜的是墨子一生“兼爱”、“非攻”,中国人却连提都不提一下。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他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所谓“天志明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天有意志,天爱民,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与当今天赋人权,自由宪政说非常接近。

所谓“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 “尚贤”则包括通过民主选举能干而有公心正义感的人为官吏,甚至一国之君,也要求通过选举产生。全国人民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的贤者,而不是像儒家那样的推举禅让制。一旦选举出来国君与官员,那么作为选举的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及其行政官员和所制定的规则表示服从。同时,墨子也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而不能够滥用公共权利。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看到这里,简直是要爱死墨子。我们不难明白,不仅春秋战国时的儒家学派痛恨墨家,而且即使是今天,墨家仍然被权贵们有意地选择了遗忘。如果墨家没有没落,今日之中国比美国至少早了二千年实现了自由、民主、宪政,并且有自己的人权宣言。

节用节葬。“节用”也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墨家弟子,从墨子到普通弟子,都是穿短衣草鞋,参加劳动,以吃苦为高尚。这一点与孔子自我炫耀式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奢靡而古怪的生活大不相同。他还特别厌恶儒家的厚葬,特别是孔子主张的活人殉葬的残酷血腥非人传统。用今天的话说,墨家思想是诸子百家中天然的最符合当今“中央八项规定”的一家,为什么不倡导墨家思想,而把一向奢靡腐败的儒家重新提出祭拜呢?

非乐。墨子极其反对过度的奢靡的儒家礼乐,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舞声方向走,立马要求掉头。这一点与孔子看到鲁国大臣季氏在自己家里摆“八佾舞”会大发雷霆,叫出“是可忍,孰不可忍”大不相同,等级森严的礼仪乐队,只是劳民伤财而已,一定会败坏社会风气。

墨子的非命观点,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借助外在神的力量服务于他的“兼爱”,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张“非命”。认为认得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而是人积极可为的,人的努力完全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因此,墨子极力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与人性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因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必须有所作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有点公共意识,遇事只是抱怨自己命不好,而不去反思检讨自己,把一切都归为宿命,把人放到了一个完全被动态度,是不好的。

墨子对战争所带来的祸害的评论与分析也非常到位。

第一贻误农时,破坏生产。农业是斩断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

第二,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窃入桃李,抢人犬豕鸡豚、牛马,杀人越货者,“谓之不义”,攻小国,“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同样是“不与其劳就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
第三,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子指出,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民之格者,则迳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墨子一生著述颇丰,虽然也有弟子之言参杂其中,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墨子亲自著述的。墨子也广收门徒,虽然远不及孔子的三千弟之多,但是,据说也在数百人以上。墨子一生也带领弟子周游列国,虽然《史记》记载说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但是,与孔子去谋个官做不同的是,他带领弟子周游列的目的是去阻止战争,保护小国不被大国灭掉,不仅用强大的理念说服对方,还为被侵略一方提供防守设备与武器,甚至亲自带领弟子参加保卫战。墨家上下,齐心协力,瞄准事做,根本不在乎级别。“故背周道而行夏政”。

墨子的学问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学科。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企及的。墨子的逻辑学墨辩、印度的因明学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并称世界三大古典逻辑。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家灭绝,导致中国二千多年时间里缺乏逻辑学,只会顶着圣人的头衔,学着圣人之言,不会表达,不会讲理。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悲哀。

墨子的认识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有效的认识论。怎样判定一个事理的正确性?他以 “ 耳目之实 ”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废(发)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 、“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但墨子并没有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都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理、考证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如已知火是热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圆可用圆规画出,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墨子所说的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张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另外,墨子还在数学、几何、物理、光学、声学、机械制造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与贡献,即使在当时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比较先进的。比如数学方面有倍数、级数的概念。在几何方面对圆、长方形、直角方面的定义都非常准确。在物理方面涉及杠杆原理。在光学方面最值得一提,有小孔成像的实验研究。墨子说光源如果不是点光源,由于从各点发射的光线产生重复照射,物体就会产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点光源,则只有本影出现。接着,墨子又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这是因为光线经过物体再穿过小孔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物体上方成像于下,物体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为倒像。他还探讨了影像的大小与物体的斜正、光源的远近的关系,指出物斜或光源远则影长细,物正或光源近则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则影形成于物与光源之间。墨子还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如果是二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凹面镜的成像是在“中”之内形成正像,距“中”远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处则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像小。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这里的“中”为球面镜之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起,但其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在声学方面也懂得了声音放大的原理。在机械制造方面更是精巧细致,在军事、农业与手工业等方面都非常实用。但是,这些在现实生活中非常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在孔子儒家看来,只是器具的层面,即孔子所谓的“君子不器”,在儒术独尊之后,自然是被社会歧视的对象。(以上关于墨子的研究资料均来自于百度百科资料)

从以上对墨子思想理论初步的描述来看,墨子之所以会灭绝,其实正是儒法结合的结果,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法家讲究阴谋、阳谋控制术。这些东西都与墨家思想格格不入。无论政治思想,制度设置,核心价值观,还是研究的范围,墨家的思想都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诸子百家。老子的《道德经》虽然玄之又玄,高深莫测,但是仅限于少数极有智慧的人之间的高谈阔论之用。形成不了制度,更无法与社会现实结合,产生实效。墨子的思想,是中国宗教的萌芽,真正哲学中的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创始人,也是中国最早的民主政治的开端,还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始祖。如果不因为西汉汉武帝、董仲舒之间搞官学勾结,弄出一个摧毁中华文明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不可能在自由竞争中失败。可以这样说,正是中国的皇权政治与儒家文化勾结扼杀了中国的好思想__墨家思想。中国历史上墨家思想发展到西汉时即嘎然而止,而西汉历史上又发生官学勾结的“儒术独尊”,而儒学与墨学之间的思想又如是如此格格不入,互相反对,其实这里的道理不言而喻了。

儒学独霸中国思想领域,引领中国二千多年,所经历的历史,在为帝王歌功颂德的所谓正史__《二十四史》中都有描述,是如此的血腥、残酷而漫长。当年鲁迅先生是这样描述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鲁迅:《灯下漫笔》):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个概括到现在也并没有过时。

随便翻开《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史,任何一页,都写满了“吃人”二字。每个时代都充满了血腥、恐怖、残酷与宫廷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阴险毒辣。黑格尔读到中国人的历史时曾经嘲笑中国人并没有真正的历史,只是一个个王朝的反复更替而已。一些国学家、儒家学者也自然是知道中国二千多年的儒法勾结独霸史是如此地不堪细查,因此,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儒家历史学家就要求中国的年轻人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温情与敬意。他在《国史大纲》前言中说: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钱穆先生此言在先,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心虚到了极点,毫无自信的最好表现。美国人历史虽然不长,但是美国人的历史根本无需要加这些先在的限定词。特别是强迫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国人必须先怀抱“温情与敬意”去研究。这完全违背了历史研究科学方法先要求用事实材料说话在,追求历史真相,还原历史事实的历史研究基本原则。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称之为先入为主,先断后考。先有“温情与敬意”,再围绕温情与敬意去组织材料,筛选材料。傅斯年先生的历史研究原则就是:“有一份材料出一份货,有十份材料出十份货,没有材料就不出货”。

中国人二千多年来,远离了人性、人权和自由,也远离了宗教、民主和科学,至今还在儒术的泥沼里不能自拔。历史常常就是如此吊诡,开始的一点点阴差阳错,年复一年,一复一日,历经千年,终铸成大错。有些中国人很有意思,思维完全不按照逻辑来。当你批评孔子儒家思想的时候,他们会说他们是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啊,怎么能够用现在社会与现代人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古人呢?当要尊孔崇儒的时候,他们又说古人如何如何了不起。其实很简单,当你要尊孔崇儒的时候,其实就是准备拿古人的思想要求现代人,拿古代社会来要求现代社会。既然如此,现在人当然有权利、责任与义务对古人的思想作出一番梳理。就好像你要采一块石头当我家的建筑材料,我当然要对这块材料作出签定与分析,看看石材的质地坚硬程度,还要看看这块石头有没有放射性的有害物质等等。

今天分析墨家在儒学独尊之后的消失,其意义其实也就在这里。每当我听到儒术又要独尊,儒术甚至要被定为“国教”的时候,我内心里就直打鼓。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教训,足以让我们领略到人类社会中对人性与自由的尊重是多么地重要。对思想市场的尊重与维护是多么重要。可以这样说,当年墨家的兴盛,是中国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自由社会的自然发育与启蒙,而儒术独尊则是政治强权对这个自由社会的公然践踏与摧残。中国人终于被儒法愚弄与蹂躏二千多年之久。人是自由自主的,人选择什么,便是什么,那个文化基因是会遗传的,以今天的科学方法回过头去分析一下文化的遗传基因就显得特别重要而急迫。现在看来,中国的墨家的灭绝正是中国千年皇权政治加愚昧的结果,也是中国千年苦难的思想文化根源。
2014年10月1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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