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戈辉:学者余世存的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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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精微,喜心退藏”,这是余世存喜欢的一句话,退藏一词,在他眼中,就是从世俗中退出,让心灵获得某种安顿和力量。纵观他的人生履历,也大抵可以看到三次退藏,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做了一名中学教师,两年后他自动离职,下海经商,这一次的人生选择,或许可以算作余世存经历中的第一次退藏,从一份安稳的教师工作中退出,跳进了更广阔的人海中,获得了一份新的力量;年过而立,他离开了曾给他带来过巨大改变的《战略与管理》,又一次过上了体制外的自在生活,这一次退藏持续了五年,2005年,《非常道》面世,几乎在一夜之间,余世存名声大噪;两年后的2007年,38岁的他离开了繁华都市、喧嚣人群,去了大理,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中,给了思想更广阔的驰骋空间。每一次的退藏于他或许都是一次新生,他承受着自由的代价,享受自由。从一个中学教师到一名思考者、写作者,和余世存面对面,我们试图去探寻这退藏背后放弃的智慧。

用专家会诊的眼光去读史

许戈辉:您2005年出版的作品《非常道》可以说是以一种颠覆的方式书写中国历史,您所创造的文体也被称为“微博体”,短小的碎片式文体挖掘了历史的边角料,给了读者走近历史的新途径、新角度。我也特别想请教您,读史需要掌握方法,您又是怎样去读史的呢?

余世存:我的兴趣点主要是人的话语,这可能是一个方向,比如说有人问邓小平,他在长征的时候做了什么,邓小平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这个很有意思,一问一答,意韵丰富。还有我记得我最初有那个动机的时候,是看文革的资料,比如说毛主席开会,如果他不发言,然后康生他们发言,会怎么讲。那些讲话有时候我都觉得像小孩儿在一起过家家一样,比如康生说,我们只有毛主席能做大英雄,还有毛主席在“二月逆流”的会议上,批评谭震林、陈毅,说他们不应该去顶撞中央文革小组,康生等毛主席说完话之后就说,“毛主席发怒了,这是无产阶级之怒”,我觉得这个特别搞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被雷到了。我就想这么有趣的话,为什么教科书上没有,那么我能不能把它们捋出来。

许戈辉:是不是看多了,也会养成一种敏锐的判断力?

余世存:没错,是有了分辨能力,而且我说即使是我余世存写的书,你也不应该把它当做唯一的一个认知体系。就像现代人看病,要请专家会诊,不能只请一个专家。我们读《论语》,看了钱穆的本子,也得看李零的本子,有的人甚至去看于丹的本子,但你不能说我看了于丹的就认为那是真正的《论语》,这是错误的,你还应该看李泽厚的《论语》,南怀瑾的《论语》,要多看几家,这样才能对《论语》有一个真正的认知。我觉得这是我读史读出来的一个观念,就是一个专家会诊的眼光。

许戈辉:有不少读者从当年《非常道》读到今天您的《人间世》,发现了一种改变,觉得您从尖锐敏感变得豁达圆润,您同意吗?

余世存:确实有这个转变,我觉得这是人到中年的一个必然过程,“二十而不狂,非吾子也”,二十岁时不狂妄,你就不是我的孩子,但是“三十而仍狂,亦非吾子也”,过了三十岁之后还那么狂妄、愤怒,那你也不是我的孩子。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激进的,用理想这把尺子去衡量一切的人,但是当人到中年的时候,可能会有种种现实的考虑,会更宽容地打量这个世界,所以《人间世》比《非常道》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要温润了许多。

拒绝进入一切体制

许戈辉:您出生在湖北随州的一个小乡村,当年您考上北京大学应该是家里学识最高的人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吧?

余世存:当然,我有好多文章写过这件事,包括我父亲当时就带着我到村后面的山上去烧纸钱,感谢祖坟冒青烟了。这会让你觉得你活着是有任务的,有使命的,你应该去寻找你的使命,完成它,才不辜负这个家族、这个村、这片地区的一种厚望。

许戈辉:1992年,您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一中教书,当时对这份工作满意吗?

余世存: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80年代的大学生,在制度安排上是属于国家干部,从我们农村的孩子的角度,就觉得出来应该分机关,应该去吃香的喝辣的。从我自己内心的角度,我从小学读到大学,一直在校园里生活,应该走出校门才好,结果还是进了校园,所以那个时候也有点不甘心。在中学教了两年就离职下海,那时的社会氛围也是大家纷纷下海和出国,想要去寻找更大的机会,实现自我价值,跳到海里做了两三年,好像也不成。

许戈辉:下海经商了两年之后经朋友介绍,您进入了《战略与管理》杂志,从普通编辑一直做到执行主编,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对您又有怎样的改变?

余世存:《战略与管理》当时的定位很吸引我们这些年轻人,要办一份什么样的媒体,《战略与管理》的老板觉得社会上文人清议很多,清议误国,用清议来研究治国的这个时代应该过去,会有一个专家治国时代到来,另外他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些硬指标,比如要完成城市化,大半农村人口要从城市转移出来,如何有序进行,还有中国要完成产业升级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专家去做研究分析。我们以前八十年代的知识,是以思想为主,到了九十年代是以问题为主,这个问题意识正好接续了中国的一个治学传统,比如说像明朝末年,顾炎武这些大思想家讲究要“学以致用”,我们在大学学的东西,要拿到社会上来为公众服务,这是《战略与管理》所追求的。在此之前,我只是北大中文系出来的,一个读过诗歌,读过现代派小说,读过一点文艺理论、一点哲学和历史类东西的人,但是在那个时期我的思维一下子就得到了拓展,有了经济学思维、社会学思维、法学思维,我觉得自己从一个纯粹的文人可能变得有点厚度或者更丰富了。

许戈辉:2000年,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您31岁,选择离开了《战略与管理》,为什么?

余世存:在我成为《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之前,我的前任执行主编是把《战略与管理》做成了一个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杂志,我去了之后,就把它往自由主义这边靠了一下,当时也是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包括我们发的一些文章,有时候也在打擦边球,有些碰线的,就不断地要去挨上面的批评,后来就说是不是调整一下,我觉得我的使命也差不多了,用经济学的术语叫“边际效应递减”。所以我就说那我还在《战略与管理》待着干吗,离开算了,顺便也给老板一个台阶下,就这样退出了《战略与管理》。

许戈辉:那时候对未来是怎么打算的呢?

余世存:那个时候我就问自己,还有哪些单位值得我去呢,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可能没有单位值得我去工作,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说那就先别工作,就在家读书,读书的过程中,又开始对各种体制很反感了,那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拒绝进入一切体制,包括反体制的体制,我也不愿意进去。

给自己放个假

许戈辉:2005年《非常道》出版之后,你几乎在一夜之间名声大噪。两年后你离开北京,去了大理,为什么?

余世存:写了《非常道》之后,我觉得还不足以让自己得到安顿,就是有很多学问上的、思想上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答,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继续读书,北京的读书环境不是很好,每天疲于奔命,各种应酬,我就想那还不如去放弃北京的生活,到外地去待几年。

许戈辉:在大理时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余世存:在大理的生活现在想想,确实是太奢侈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对钱的顾虑,刚开始还陆陆续续有点稿费收入,后来因为跟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包括跟出版社的编辑,报纸的编辑来往都很少,也没有给他们写稿,顶多是他们约约稿子才给他们写,也不写专栏了,那个时候完全就是吃老本,但是自己也不发愁,因为在大理,你有时候觉得钱是多余的,兜里面揣个五百、一千的,可能一个月都用不完。大量时间就是,发发呆、逗逗狗、养养花、种种菜、写写字、看看书,读书也没有说一定要读出什么名堂来,完全是陶渊明那种“好读书不求甚解”。

许戈辉:在大理这样的一种特别闲适的生活,没有让你就此就懒惰下去吗?

余世存:从外表上看是有点懒,但另外一方面自己在寻找的那个东西,我觉得也没有放弃。比如说我离开北京之前,就大致有一个计划,说要把中国古代的天文起源这个东西要去捋一下,还有把《左传》《春秋》能够再去好好读一下,所以还是比较踏实地读了一些书。看似与世隔绝,但在学问上、在精神上其实并没有隔绝。

离开北京之前,我可能就认为在中国做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个既政治正确也知识正确的立场,做五四新文化的传人。比如说我在北京的时候,像上海的张志雄他来北京跟我聊天,为“文革”的事情就能把桌子掀了,然后离席而走。在大理的时候再回看这些往事,就会觉得很好玩,也会更加宽容地看待这些问题,同时也会想,自己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里面更好。

许戈辉:从大理回到北京您可以说是“大隐隐于市”了,在您的著作里一以贯之着启蒙的精神,您常说今天的知识人也好,文化人也好,应尽的责任不够,在这个特别的时代,不该把自己放在学者“士”的层面,像冬眠一样“宅”着。

余世存:很多人都很悲观,包括像我的老师钱里群先生,社科院的学者资中筠先生等等,就认为中国一代一代的人,他在精气神方面完全丧失掉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对这个问题并不那么悲观,就像当年的这些真正的儒家,马一浮先生,熊十力先生这些人想的一样,中华文明即使再乱,社会道德再滑坡,精神再衰败,但是它的经典还在,民族文明的原点也在,只要这些原点在,总会有心灵、精神跟它碰撞,然后就会像种子一样,长成参天大树,花果飘香。在这么一个雾霾沉沉的冬天,它其实就是薪火相传相传,大家都是木柴,可能是湿柴,传不了火种了,但是只要这个经典在,它就是火种,它还是能传下去的,所以我对这个并不悲观。

来源:戈辉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34354876.html?tou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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