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宗国:孔子有法治思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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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孔子和儒家是只注重以礼治国的,但是现在有些国学专家一味崇尚儒学,抬高孔子,居然说孔子也有法治思想,并且把孔子的一些言行加以法治思维的解读,总结出一套孔子的法治思想体系。我认为如此曲解纯属一种犬儒行为,只能说明这些人自己根本没有法治思维的基因。

我看了一些此类观点的文章,都没有把“刑”和“法”的区别搞清楚,把孔子说的“刑罚”说成是“法治”, 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法律常识性错误。法律常识告诉我们,刑罚和法律是有本质区别的。

比如有人说孔子长期“职掌司法工作,担任过鲁国的史、司职吏、司空等职务,这些职务都具有法官性质,孔子还担任过鲁国的最高司法长官大司寇”,这就是天大的笑话。其实,周代的所谓“司寇”之类的官职,只是负责掌管刑狱、纠察等事务的。据《左传》和铜器铭文所记,春秋时,周王室和鲁、宋、晋、齐、郑、卫、虞等国都置有司寇之官,其职责是驱捕盗贼和据法诛戮大臣等等。而《周礼?大司寇》则明确解释为“以五刑纠万民”。这种按照统治者的私家意志“诛戮大臣”和“刑纠万民”的“刑”治是氏族酋长、奴隶主和封建王侯都会干的事情,和“法”治根本就不是一码事,怎么能说成是“最高司法长官”呢? 孔子所干的那种些活儿,包括诛杀少正卯,怎么能说是什么“司法工作”呢?而有的论者居然把孔子干的这些事情说成是他法治思想的实践基础,那更是牵强附会,荒谬之极。

再则,所谓法律,就必须是成文公布的律令,而孔子恰恰在这个基本点上持反对态度。晋国子产和赵鞅的“铸刑鼎”是中国法律史公认的重大事件,但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孔子当时就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他批评赵鞅等人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菟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这就表明孔子是认为,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的礼制是只能由统治者私刑其民的,不能允许公开立法的,这样的思维能算法治思维吗?

有的文章把《论语》中一些话拿来作为孔子法治思想的证据,那也是牵强附会。

例如,孔子在回答子路:“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的问题时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于是有人就认为孔子是主张礼治法辅的。其实,这就是把刑罚同法治等同起来,偷换概念,有意抬高孔子。

又如,有的文章认为《论语》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吾未见过而自讼者也”这两句话,是孔子结合一国最高司法长官的经历,谈论自己的办案体会。其实孔子这话的意思是说,他根本不在乎诉讼程序和口供证据。孔子还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其本意也是认为诉讼都是“片言折狱”,根本不可行,他的“刑罚”概念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司法程序,和法治完全不是一回事。

其实,《论语》里记载的孔子谈论国家治理的一些话,都是表明他是只讲礼治、反对法治的。例如季康子患盗,问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显然,孔子是认为只要用教化去贪欲,就用不着采用刑罚手段对付偷盗。季康子对孔子的主张很不以为然,反问道:“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对此,孔子更是明确地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强调德政固然很仁义,但是片面绝对化地强调到完全否定法治甚至刑罚的作用的地步,这能说明孔子有什么法治思维吗?

《论语》里还有一段话,很直白地表明了孔子只讲礼德,反对法治的思想。“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不成的,唯有“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让老百姓知耻辱守规矩。“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他认为只要这样坚持一百年不变,就根本用不着刑罚了。在那样严酷的阶级对立社会里,这样的礼治思维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更能说明孔子根本没有法治思维的例证是,《论语》里说他居然选择犯罪嫌疑人做自己和哥哥的女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这说明孔子完全没有罪与非罪的法治观念。

总之,孔子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法治思维,一些人用“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办法给孔子和儒家增添法治思想的光环,企图让其行时,这绝对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正确做法。

来源:作者搜狐博客
http://caozongguo1947.blog.sohu.com/306556219.html?qq-pf-to=pcqq.c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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