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诚实 ——《文化病象》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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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曾经出版的书中,不管属于文学还是文献,不管是独著还是主编,形式上大多属于时下所谓“学术著作”,论述的全都是一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古书。

这本《文化病象》和同时推出的《瞧,这世道!》(已在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两本随笔杂文,是我第一次用笔介入当代的文化精神生活——不留情面地品评人物,一针见血地针砭教育,犀利尖锐地批评文化,书中的人、物、事,无一不生活和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在所有署名“戴建业”的书中,自己最喜欢这两本,也最看重这两本。写学术著作必须价值中立,要尽量感情淡化,而写这杂文随笔不妨“笔端常带感情”,无须有意掩饰自己的好恶,既不需要引经据典,也用不着查找文献,全部文章都是一挥而就,有感想时一天可以写两三篇,最高峰时一天能够写上万字,称心而谈,纵意挥洒,往往兴会淋漓便下笔不能自休,它们不仅真实地展露了我的气质个性,也真切地表现了我心灵的诚实。

其实,以往我是个精神上的软蛋,很少公开表露自己的思想情感,打从念小学起,历次政治学习和大会表态,我都尽可能沉默躲闪,偶尔还言不由衷。

记得“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小学所在的班级吃“忆苦思甜”饭,大家吃的是野菜米糊,那时我家里也常吃这种东西。那顿饭没让我“忆”起旧社会是如何“苦”,也没让我“思”念新社会有多么“甜”。回家后妈妈问吃得怎么样,我随口说“和家里吃的差不多,我看万恶的旧社会也不见得那么苦”。话音刚落,脾气暴躁的父亲马上给我一巴掌,一向护着我的妈妈也骂我瞎说。此时父亲动不动就戴高帽挨批斗,外人要是听到我这样胡说八道,他岂不更要罪加一等?晚上父母都神情严肃地警告我:“在外面一定要说旧社会劳动人民当牛做马。”父亲还特地告诉我说,政治学习不能抢先发言,要听听大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隔三差五父亲都要提醒:“抄写马恩列斯毛语录,千万不能颠倒了句子和写错了字,写完后要反复读几遍才能拿出来见人。”从此,无论家庭里,还是学校中,抑或社会上,我都不敢表白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不敢坦露自己的真实情怀,更不敢说出自己真实的所思所想。中小学时的作文不是批“工贼”刘少奇,就是批林批孔批邓,再不就是感叹自己是多么幸运,多么幸福,如“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们茁壮地成长”,又如“我们的生活像倒吃甘蔗——节节甜,我们的日子像上楼梯——步步高”,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我出生不久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上小学后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到东方的“红太阳”落土之前,我一直饱受饥饿的折磨,十几岁看着想吃的东西还直流口水,莫言先生写过他早年的饥饿感,道出了那个时代青少年的共同感受。别说什么“茁壮成长”,能活到今天就算是“福大命大”。不过,当时称自己的生活“节节甜”,并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也不觉得有什么别扭虚伪,周围同学的作文都这么写,他们口头上也都这么说。

起初是心怀恐惧不敢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逐渐自己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情实感;起初因害怕而不诚实,逐渐就习惯了自己的不诚实。参加工作后这二十多年来,所在单位每年都要交一次个人年终总结,我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开头“政治表现”那一栏里,差不多填的都是“拥护……”“热爱……”“支持……”,像妓女叫床一样,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性反应。我至今没有见到有谁填过“厌恶”、“不满”或“反对”,但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对时政骂娘,可见“拥护”“热爱”云云并非发自内心。这一方面表明很多人被精神强奸,另一方面表明被强奸者比较配合。人这种动物与鹦鹉相去不远,你反复向他强行灌输什么他就会说什么,时间长了便习惯成自然。尽管有时心里对上面的说教不以为然,但嘴上照样与“主旋律”保持一致。六十多年来,这种心口不一的撒谎,成了中国读书人的潜意识或下意识,所以大家对自己的不诚实,没有“道德的焦虑”,没有人格分裂的痛苦。

今年三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山西人大代表申纪兰老人成了众矢之的。从1954年第一届到今年第十二届,她连任58年全国人大代表,还很自豪地说“我当12届代表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有的网民戏称她是“人大制度活化石”,有的网民骂她“极其无耻”:“反右投赞成票,人民公社投赞成票,大跃进投赞成票,文化大革命投赞成票,打倒刘少奇投赞成票,批斗邓小平投赞成票,后来纠正反右投赞成票,否定人民公社投赞成票,否定文革投赞成票,平反刘少奇投赞成票,平反邓小平投赞成票。”她不是“人大代表”,而是“赞成代表”,可我并不认为她“极其无耻”,相反,申纪兰老人是我们每个人的镜子——有谁敢说自己不是“申纪兰”呢?国脸倪萍不也说她从不投反对票吗?假如有闲暇又有闲心,大家不妨去翻翻建国后官方的报刊杂志,看看那些德高望重的学者名流,在历次运动中的附和输诚甚至落井下石,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控诉声讨,这些表演比申纪兰更加难堪。我看过一位著名哲学家文革时讴歌江青的诗歌,读这样的“讴歌”真想“呕吐”。大跃进大放卫星的时候,《人民日报》报道我老家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6900多斤”,学术泰斗钱学森先生为此连发几篇文章,“论证”粮食亩产过万斤的“科学原理”。我村里一位邻居暗暗说,谁都知道这是骗人,只不知道这是谁骗谁。连一字不识的老农都明白是在骗人,天才如钱学森者怎么可能不明白呢?

随着自己的黑发慢慢变白,我对这些人也慢慢有了“理解之同情”,填表时“政治表现”一栏里,我自己不是仍然还在填“拥护”“赞成”吗?上星期一位认证微博“@晓玲有话”说:“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我马上在跟帖说:“右边稍嫌刻薄失礼,郭沫若先生49年后只是卑微下贱,开始可能是求荣,最后基本是自保,虽然谈不上人格骨气,但也绝无大奸大恶。红太阳升起来后有多少人还有脊梁呢?人们单单纠住郭老不放,只是因为他的学问、才华、地位成了一个标杆而已。”当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提出“中国梦”后,近几个月的报纸、电视、网络,铺天盖地都在赞美“中国梦”,好像全中国人天天都在做梦。昨天还有一位名人发文说,“我们的人民社会优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官方提出“伟大的民族复兴”不久,马上就有学者说“民族复兴已经完成了62%”。为此,我还十分厌恶地写下了一篇长文——《犯贱》。

如果只是少数人不诚实,那是个别人的品性问题;如果是一代人不诚实,那就是我们的文化或体制问题。整个社会都缺乏诚信,那么多精英都不诚实,上下都在糊弄撒谎,连弱智也清楚症结何在。要想获得体制内的工作和官方的奖励,就只能无条件地“赞成”、“热爱”、“拥护”,这是行政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必须上交的“精神纳税”——不交出自己的灵魂,就得不到体制的好处。在这种卑微的生存环境中,每个人都在为如何乞讨嗟来之食而绞尽脑汁,还谈什么诚实,还讲什么尊严?

去年我在论文集《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的自序中说:“从识字的时候起,我所看到的文人不管什么情况下都在唱赞歌,所读到的论文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为长官意志辩护。我们学校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当年在课堂上给我们大讲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国家从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之后,他又在我们文学院教师大会上大讲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明朝张溥感叹‘文人何常,唯所用之’,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稍有道德感的人一旦撒谎,一定会长期受到良心的折磨,而一个学者一生都言不由衷,大家居然都自我感觉良好。今天,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陆知识分子是一种集体性的沉沦——如果这些读书人还算是知识分子的话。”前不久,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其实,我们一直还跪着》的杂文,是的,在人格和精神上“我们一直还跪着”。

罗素曾这样评价莱布尼兹:“他最精妙的思想要是不能给自己博得声誉,他就会把记载这些思想的文章锁在抽屉里,他所发表的都是蓄意用来讨王公后妃们嘉赏的东西。”尽管他具有常人勤勉、俭朴、节制的美德,尽管他是“一个千古绝伦的大智者”,但他这个人并“不值得敬佩”。用罗素这个标准来衡量,神州大地上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多数所谓教授专家,岂止“不值得敬佩”!这些年来学术界和艺术界拿出来露脸的,大多是“讨王公后妃们嘉赏的东西”,而且也只擅长于“讨王公后妃们嘉赏”。我们既没有创造“精妙思想”的才智,也没有精神上的勇敢,更没有思想上的诚实。
“诚实”就是不自欺也不欺人。先儒将“诚”提升到了存在本体论的高度,《大学》《中庸》多次强调“诚”之于人的重要性:“诚于中,形于外。”“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由“诚”而“明”也好,自“明”而“诚”也罢,“诚实”不可能通过教化来实现。就每一个体而言,“诚实”来于高贵和尊严;就全社会来说,“诚实”来于公民意识的觉醒。这二者又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公民意识的觉醒必然带来尊严感的增强,臣民则一直与奴性连在一起,而奴性正是我们不诚实的根源。公民社会的公民才敢对强权说“不”,专制社会里的大臣被杀时还得喊“谢主隆恩”。撒谎拍马和阿谀奉承,主要是奴才的生存技巧,是内心怯懦和恐惧的外现,诚实和坦荡则是免于恐惧后的自由,是勇敢精神和高贵人格的结晶。

我在这本随笔集中敢于坦露精神的诚实,不是我内心有多么强大,多么勇敢,首先应该感谢我们时代的进步,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社会里公民意识在逐渐萌芽和不断觉醒,有些人再也不屑于当“应声虫”了。其次应该感谢科技的迅猛发展,互联网赐予所有人的微博、微信、博客,让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虽然有“绿坝”、“长城”,但我们可以“翻墙”;虽然也删帖、销号,我们仍能“转世”,微博上有些人已经投胎转世上百回了;虽然约束和限制无处不在,但言论环境还是比三十年前宽松许多——今天最多只是删帖,毕竟很少抓人。只要说真话不会给本人带来危险,不会给亲人带来麻烦;只要撒谎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诚实”就会像春天的燕子一样,回到你我的心灵里来筑巢。

近些年来世事让人憋得心慌,过去只是发发牢骚。三年前一好友请我上他的新浪博客,发现在博客中多少还可以说几句“人话”,后来我自己也跟着开了博客,慢慢在博客上写杂文随笔上瘾。没想到近两年“老夫聊发少年狂”,玩命似的一鼓作气写了三百多篇,个别长文让我通宵达旦,从晚上七点写到清晨七点,内人有一次半夜四点起来看我还在敲字,骂我是个“不要命的疯子”。由于我生性容易激动,写这种文章偏又易于动情,加之打乱了长期的作息习惯,弄得自己严重失眠,可能是大脑供血不足,引起短期的记忆障碍,以致与内人聊天常常突然忘了自己要说什么东西,讲课和开会也往往突然记忆短路。这几个月我暂时停止写时政杂文,一不批评时政就“吃饭倍儿棒,睡觉倍儿香”——看来,我爱国,更爱命。

随笔集中第一辑“回念前尘”选了一篇约两万多字的长文——《碰巧——大学毕业三十周年随感》。该文是在王泽龙兄的催逼下仓促成文,在网上发表后被多家网站推荐到博客首页,科学网甚至排在官网的头版头条,《文艺研究》主编方宁兄,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长何锡章兄,在博客和微信上读到拙文后,都给我打来电话谬加称赞。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一篇回忆文章不仅受到朋友们的热情鼓励,还能得到社会上各行各业读者的好评。第三辑“方韩之争”是韩寒代笔质疑中的一系列杂感。代笔是职业上和人格上双重的不诚实,这种行为严重污染了社会风气,如果由于代笔而骗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那更可能涉嫌商业欺诈。这十几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海外《星岛日报》(美洲版)进行了连载,香港《文汇报》也作了大篇幅报道。第四辑“大学病象”谈时下大学教育的弊端,其中《逗你玩: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一文,发表后很快便成为教育界讨论的热点,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新闻30分、新闻会客厅,都做了采访和报道,《光明日报》也连续三天就此展开了讨论。该文曾给我校相关领导带来虚惊和困扰,多谢校、院领导的理解和宽容。其他专辑中的不少文章都在海内外报刊网站转载过,有些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有些仍在读者朋友中广为传诵。随笔集中的几十篇文章,内容都属于广义的文化,体裁大多属于随笔小品。我一直喜欢读中国古代和现代散文,也喜欢读英文随笔,附在最后的几篇随笔译文,在《散文》和《作家报》发表后,有的被选入“世界散文选”。我试图用犀利泼辣和机智优美的语言,论文化纷争,聊教育病态,品人生百味,侃大众文化,表学术心迹,尽可能做到有情、有识、有味、有趣。这本文化随笔集中的文章,表达了我的爱憎,也凝聚着我的心血,它们曾惹一些人叫骂,也让很多人叫好。既然愿意将文章公之于世,我自然希望有更多读者给它们鼓掌,同时我也能坦然地接受广大读者朋友向它们吐槽。

拙著原定于去年国庆前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社里将版式和封面设计都已准备就绪,由于“你们懂的”原因最后未能付印。这次我又对原先的选目作了较大的调整,将可能让某些人觉得“碍眼”的社会评论,编入另一本杂文集《瞧,这世道!》中,收入这本《文化病象》中的文章都是谈文化教育的随笔,对文化教育的评论也都谨守分寸——大多数批评属于温和的建设性意见,偶尔激动也没有超出政协主席俞正声所谓“尖锐而不极端”这一批评准绳。即使用马列主义的眼光来审视,现在这本《文化病象》也堪称“思想健康”。

这本随笔的出版过程,让我领教了什么是出版审查。我决心与这种纷杂的生活告别,从此不再向窗外“瞧这世道”,也不再对国家繁荣昌明的文化教育杞人忧天。此刻不是说话的时候,此处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感谢澳门大学教授、著名词学家和词人施议对先生,他在博客上读了我的随笔杂文后,到处为我这些文章逢人说项,并向他在港澳出版界的朋友热情推荐,不仅无私地为我联系出版事宜,还特意为拙著付梓填来贺词。《文艺研究》主编方宁兄曾极力向国内出版社推荐我博客上的随笔杂文,这次又为这本随笔题写书名,谢谢他多年来对我的真诚帮助。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分社总经理王业龙先生,在目前这种气氛中还向我约稿,感谢该社编辑黄蔚女士,与她近半年的合作十分愉快。在我的书稿没有通过出版审查后,他们又向北京几家出版社热情推荐,其实我与这两位朋友从未谋面。感谢曾为我两本杂文随笔出版而奔波操心的所有朋友!

“戴建业博客”荣获网易博客评选“2012年度十大博客(文化历史类)”称号。朋友,如果你在博客中读我这些文化随笔觉得很“爽”,这本装帧雅致的文化随笔集,一定会让你读起来更“爽”,不信你拿一本读读看!

戴建业
2013/7/20夜初稿
2014/4/26夜改定

附记:

古代读书人一直将“飏言赞时”视为“儒生职分”,所以,哪怕时代黑暗也得说“运集休明”,哪怕皇上昏庸也要称“圣上英哲”,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口中说出来的全部都是“正能量”。这篇自序偶有一两句批评当下文化教育的文字,属于人们讨厌的“负能量”,既有违古训,又触犯时讳,在内地的出版社编辑眼中显然不合时宜。但敝帚自珍谁都能独免,现将去年草成的这篇自序发在博客中,公开发表或出版既然如此困难,在自媒体上自言自语总该可以吧?

2014/4/27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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